主题：【原创】人类不感谢罗辑--谁是下一位老中医 -- 泉畔人家

1956年城市里完成的主要是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同年推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也并非农业自身的制度需要代表城市工业的部门向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而1960年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其本质也是在外资突然中辍时，这10年资本原始积累的巨大代价的总爆发！

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任何原始积累时期都必然会发生的多种利益群体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现象，被传统意识形态作了符合制度内涵的资本利益需求的粗糙归纳，延宕为今人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瓦釜雷鸣。

接着要问的应该是:为什么城市资本原始积累的危机却在“农村饿死人”？那是因为原始积累不仅从农民身上提取农业剩余，而且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也向农村转嫁！

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畅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至于整个20世纪60年代不断发生的群众运动，主因是“战略性”的外部投入的规模资本陡然“归零”，而使中国随即堕入发展陷阱！遭遇这种情况，一般缺乏国民动员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确实不具备中国这种跌倒了还能爬起来、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来维持本国遭受重创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不中断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