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总是重复，没有暴民，只有暴政 -- 三力思

蔡元培 堪称 近代教育界“教父”级别的人物，毛 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总的来说，蔡 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怀念的老师、长者。1931年，蔡元培 已经六十有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老师”了。如此德高望重的一位大人物，究竟是谁如此大胆？竟然敢扇他老人家耳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爱国青年，在他们的请愿书石沉大海之后，愤怒的平津青年学生决定前往当时的首都南京向政府讨一个说法，试图通过他们的爱国行为打动政府。所以这场运动也被称之为“南下运动”。1931年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数千人经过3天3夜的丰台卧轨斗争，迫使（津浦）路局下令开车，三天后抵达南京，与南下的山东学生一起形成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1931年12月，到了南京之后请愿的青年们还是分化成了两派，一个是立场较为缓和的请愿团，借住金陵大学；一个是情绪激烈的示威团，借住中央大学。结果可想而知。12月12日常凯申接见了温和派组成的请愿团，他们很快与政府达成了一致；而示威团则把爱国行为继续推进。这就有了女大学生掌掴蔡元培的故事。

示威团先是作了3天准备工作，一是与南京市委接上秘密关系，得到组织上的指导协助；二是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进一步争取南京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是派人去京沪杭附近的城市，较远的城市就发电报，请当地的学生会响应北平示威团，到南京来助威呐喊。两天之内，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十几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赶来，杭州的浙江大学以及安庆、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的大中学生也陆续来到南京，总计约万人，全都住进中央大学，人多势众，示威团的队伍更加壮观。12月13日下午，各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国学生举行大联合游行示威的行动方案，写出了质问国民政府的《质问书》。

12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两千多学生高呼着口号，首先来到外交部。外交部大门紧闭，除几名工友和值班以外，唱了空城计。但时任外交部长王正延还是被用花盆砸中了脑袋。示威团在这里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于是又冲向几百米外的中央党部大楼。此时正在举行国民党中央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接受蒋介石提出辞职，由时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于是陈铭枢和北大老校长蔡元培被推到“攘外必先安内”的第一线去和示威团沟通。担任示威团副总指挥大胆泼辣的只有20岁的女大学生薛迅，由于出色的口才和高超的演讲能力被推选为和政府进行辩论的发言人。陈、蔡并排占在中央大礼堂门前的高台阶上，接受了示威团递交的《质问书》。回答问题的是陈铭枢。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不抵抗，是要有准备的抵抗，我们不能不准备就抵抗。” 薛迅当时负责作揭破性回答，就向陈指出:“准备工作是应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去准备，不能空谈准备，为不抵抗打掩护”。陈铭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国联’是我们的朋友，是国际组织，我们要依靠朋友的帮助”。薛迅就指出'国联'的性质，指出了它的欺骗性。这时学生群众开始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陈铭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北平为什么不让抗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问……”薛迅指出:“国民党各级组织是一致的，省、市党部是中央党部领导下的组织。省、市党部压制抗日，中央党部是不能推脱责任的！”顿时，群情激情，口号声骤然而起。不善言谈的武将陈铭枢败下阵来，文化人蔡元培顶上去继续激辩。蔡元培并不支持青年们如此“不理智”的举动，他不认为这是和当年“五四运动”一样的举动，他像一个失望的老父亲一样高呼着：你们应该好好读书，不能耽误学业，太可惜！太可惜！

还没等蔡元培说完，陈司令已经被木棍砸在了脑门打翻在地，蔡元培还没来得及反应，刚才和陈铭枢辩论的美女发言人薛迅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蔡元培跟前，一巴掌扇到蔡元培的脸上。外围的宪兵和警察开始朝着天空打枪警告。示威团以为警察们开枪抓捕了，于是从台上架起蔡元培，拿他当挡箭牌，准确的说更像是人质。现场是非常混乱，示威团又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逃命要紧派，一派是燕赵死士派。《蔡元培年谱》对此事的说法：“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实在跑不动了，学生们先是把他放在黄包车上，后来又是背着他，沿荒野小路向中央大学一路狂奔，直到迎面撞上几名警察”。

燕赵死士派的青年学生们在蔡元培被耳掴以后，薛迅等带头在“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中往中央党部大楼里面冲，与从里面出来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组织部长陈果夫等狭路相逢。双方在过道里打起来，桌、椅、板凳互相砸，到处是一片玻璃、吊灯被砸破的哗啦声。那一天，薛迅不仅冲锋在前，还穿一身红毛衣，脸上又有麻子，因而十分抢眼，以至于她当场被捕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要释放她，陈果夫、陈立夫和张道藩都坚持不同意。吴稚晖、于右任之所以要放人，是因为薛迅说她不是什么共产党，只是出于抗日义愤和爱国热情，这两老头一听，既然不是共产党就放了吧，但与她交过手、对她印象极深的陈果夫等人非要抓她不可，张道藩甚至亲自动手要拉她回去。

事后，头部包扎纱布的陈铭枢在答记者问中严厉指责学生运动目无法纪，“狂呼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甚至于破坏交通、捣毁公署、殴打公务人员”，“其居心之险恶，诚出人意外，所谓救国分子之救国运动，岂得如此？……绝非爱国狂热之四字所能曲讳。”“惟反动分子借外交之机会，以施暴动，于情于法，均无可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