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一骑兵军（引子） -- 梦秋

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的背景。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大地产占有者是经济意义上的农奴主：他们的土地占有制的基础是农奴制历史造成的，是名门贵族数百年来掠夺土地的历史造成的。他们目前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即徭役制的直接残余），是一种利用农民的农具、利用无数种盘剥小农的形式（如冬季雇佣制、年租、对分制地租、工役租以及利用债务、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等等来进行盘剥）的经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业方面再要保存农奴制度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消灭农奴制度的斗争已采取暴力性危机即全国规模的革命的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可能有两条道路。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的道路，就是农奴主－地主农场缓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大批农民变成单身无靠的农民和雇农，用暴力保持群众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大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在农民中间造成的资产阶级大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正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他们大胆采取了这种有利于地主的摧毁手段。他们抛弃了不久以前还常见的官僚和地主对半封建式的村社的同情。他们避开一切“符合宪法的”法律，以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他们给富农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摧毁原来的土地占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他们让有钱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他们为了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只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同它作斗争。而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只能联合“暴发户”，联合拉祖瓦耶夫和科卢帕耶夫这班人去反对农民群众。他们别无出路，只有向科卢帕耶夫们大声疾呼：发财吧！发财吧！我们让你们有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只要你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帮助我们挽救我们政权的基础！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于是反革命地主就急忙在各方面组织这种暴力。

　　第二条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别于第一条道路，普鲁士式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只有俄国自由派这些愚钝的小市民，才会梦想俄国的极其尖锐的危机有可能毫无痛苦地和平地结束。

　　但是，这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摧毁也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一大批自由的农场主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而根本不要什么地主经济，因为地主经济整个说来在经济上是反动的，而农场经济的因素通过我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在农民中形成了。沿着这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我国的资本主义一定会随着国内市场大规模的扩大，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干劲、主动精神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地发展起来。俄国有辽阔的待垦土地，由于俄国内地的农民群众遭受农奴制的压迫，由于对土地政策采取了农奴主－官僚式的态度，这些土地极难得到利用，但是这些土地为深入而广泛地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提高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

　　这样的发展道路不只是需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这是因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贯穿专制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是顽固的官吏进行的亚洲式的干涉，他们妨碍移民自由定居，把新的土地关系弄得非常混乱，把俄国中部农奴制官僚主义的毒素散布到俄国的边疆地区[注:亚·考夫曼先生在《移民与垦殖》（1905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提供了移民政策史的概况。作者是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于农奴主的官僚制度是极为尊重的。]。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这种占有制极其混乱。它把农民分为无数细小的中世纪式的类别和等级。它反映出数百年来中央和地方政权粗暴干涉农民土地关系的历史。它象把人赶入犹太人居住区那样，强迫农民参加具有纳税性质的中世纪式的小团体，参加共同占有份地的团体即村社。而俄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要使农民摆脱这种中世纪的状况，经济发展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份地的出租和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又会把占有制形式极不相同的小块土地，把农民自己所有的份地、租来的份地、买来的私有土地、租来的地主土地、租来的官地等等凑在一起，建立未来的自由的农场主（或容克俄国的未来的大农）经济。

　　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的“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必须尽最大的可能保证自由交换土地、自由迁居、自由扩大地块，建立新的自由的协作社来代替陈旧的带纳税性质的村社。必须把一切土地上的中世纪垃圾全部“清扫”。

　　体现这种经济必要性的，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大多数小私有农民在1905年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上，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和在1907年第二届杜马中，即在整个革命第一个时期中，始终表示赞成国有化。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村社”在他们中间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萌芽”，培育出了什么特殊的、非资产阶级的“劳动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赞成土地国有，是因为实际生活要求他们摆脱中世纪式的村社和中世纪式的份地占有制。他们之所以赞成国有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想要建立而且能够建立真正资产阶级的小农业，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一切农奴制传统的小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