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点回忆 -- 朴石

看了草民的89年，我也想起我的一个2002年的旧贴，写的是我的89～91，这段时间对我而言，思想上改变很多很大，发出来吧，算一个见证，如果版主认为有不妥处，随时可修改或者删除。文中有些观点是当时写帖时候想法，现在的看法有些是不一样的，不过还是没改，原样发上来吧，有关89年的事，大家可参照草民帖子看，尽管地方不是一个地方，我感觉他写的是真实的。

一点回忆 (2002年)

那段日子一晃十几年了，但对自己的影响却是一生的，这里只是讲讲自己看到、经过、思索过的一点东西。（时间89-91期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不是想挑起对此话题的讨论，只是叙述自己和那段时间的关系。）

第一部分（1989）

《 一》

1989年我在西安一所高校读书。当时的学生普遍对政治、哲学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三个日本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酱缸”、“丑陋的中国人”“亚洲四小龙”“老人政治”这些话题充斥了我们的言谈，当我们对西方的认识从“万恶的旧社会”一下子成了“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后，传统教育中“社会主义优越性”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当时学校要放些“内部片”，我是从门缝里看了介绍台湾经济的一点片段，对比太明显了，日本货当时到处吃香，学生的普遍观点就是“崇拜西方”。国门打开后，各种思潮一下子涌了进来，国内人文领域也变得空前活跃，也正是这段时间，我知道了严家其、方励之、包遵信、李泽厚还有何新这些人，当时有一部片子叫“河殇”的，轰动非常大，而这部片也和89年的动荡密不可分，曾经听过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河殇讨论会”，刚去时教室里乱哄哄的，有人建议大家一个个发言，这时有个同学大声说道：“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大家都讲自己的观点，谁有道理谁的声音就会最大，大家自然就会听他讲。”，于是在这个哄哄哄的环境中继续讨论了。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事，我得承认这也就是当时我对“民主”的认识了---大家都在说，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反回头看，那个特殊的时期正是改革到了一个路口的关键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我的周围到处可见，大家都在喊改的太慢了。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只有先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深化。“政治改革”是什么？在我的脑子里就是铲除腐败贪污，结束老人政治。而实际上这时的政治改革，是两种如何对“文革”否定观点的继续，对“文革”的否定当时已是共识，但随之而来的另一种观点是要把1949到文革前这段历史也要完全否定，也就是“全盘西化”。

“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部分官僚有了以权谋私的便利，（比较现在，当时的共产党还算是廉洁的了。）再加上人们对当时庞大机械的官僚机构的不满，使得“铲除腐败、打倒官倒”这一口号十分深入人心。（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赵的儿子倒彩电，杨的儿子倒导弹，邓的儿子倒。。。）不管是谁执政，腐败永远是控诉政权的最好对象。而也在此时，赵提出“价格闯关”（这和现在赫赫有名的五常先生有关），一时间物价飞涨，到处在抢购，我父母就买了好几箱肥皂，七八袋面粉，民怨极大。赵当时就讲老百姓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年胡耀邦死了。（待续）

《二》

胡耀邦这个人很正气，干了不少好事，口碑很好，他下台就和学生有关，他死后当时就在传是给气死的，自发地有人开始纪念。我们学校当时正在开运动会，有些人去了省政府那，回来说打起来了，后来知道还烧了车，也抓了人，也就是这时，学校行政楼（又叫“白宫”）前出现了“大字报”，北京那的消息说学生上街了。很快我们学校也上街了，记得开始的口号是“铲除腐败、打倒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这类，去的人有个40~50%吧，而且很多人只是凑热闹。

后来中央发个文定了性，叫“动乱”。别的地方不知道，西安是安静下来了，课也恢复了，但赵紫阳回国后讲了支持学生的话，北京学生又起来了，而且当时的报纸对学生的正面报道开始增多，这一下整个学校都起来了，“白宫”对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到晚上，白宫门前经常挤满了人，上台攻击时弊的人一个接一个，言辞越来越激烈。上街的次数越来越多，课完全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的焦点逐步从简单的攻击时弊转移到对制度和执政党本身的攻击上来了，有一个对联写的幽默而又尖刻，可惜下联我忘了，上联是“小康穿着比基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对现行制度和执政党的全方位的否定，另一方面，“多党制”“三权鼎立”合着“民主自由”在我们眼前描绘着灿烂的图画。记得当时学校有个人叫屠海鹰的老师，很多人喜欢看他的文章。

当时普通市民对学生是支持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反腐是人心所向，我们当时在省政府门前广场静坐时，市民自发送来面包、矿泉水，坐车不要钱是经常的事，游行时围观、鼓掌的人就更多了，但加入游行队伍的市民并不多见。农民来的很少，我只见到一次，三个人喊：“要农药，要化肥”，见得不到响应，很快就走了。北京学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时，西安学生也在省政府前安营扎寨了。（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一下飞机后那红地毯只有巴掌大一小块，也是他的命，回国没多久就当平民了。）

后来事态恶化，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了。。。。（待续）

《三》

北京的学生开始绝食后，各地去北京的学生也大大增加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像是文革中的“逍遥派”，借机去免费旅游的，我同舍就有这么一位，据他讲，那火车里挤满了学生，连行李架上都有人。西安也搞了“绝食”（不过在北京那是真正绝食，监督较严；西安水份比较大，我知道同班绝食的一位不过是白天不吃，晚上还是要跑出来吃点东西的。）在广场还有钟楼那昼夜都有人。后来李鹏终于出来和学生对了一次话，他姿势很低，反倒显得几个学生代表十分激进好斗。这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北京，那段时间，香港、台湾、美国、西欧都有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活动，我们每天都要听“美国之音”，而这时的国内舆论差不多都失去控制了，连中央电视台也是如此，各地的组织纷纷表态支持学生，我们学校的院长、书记这时也出来在学生集会上讲支持学生，开始时持观望态度的“骑墙派”也积极投入进来了。（人就是这样）那时我们个个都觉得形势大好，干劲十足。我敢说，我们这些人大多并不知道如果赢了，下一步是什么的，甚至也不知道所喊的民主该如何操作这些简单问题的。

而这时的中央却没了声音（直到事件结束，我们才知道，这时的中央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权利斗争），不断传来北京绝食学生被送去抢救的事，矛盾一天天激化了。。。

赵紫阳出现在广场上去看望绝食学生，几天不见，头发竟然白了许多，他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同学们，我来晚了，你们要保重身体。我老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从此，他就从政坛上消失了。不久，李鹏发布了戒严令。 （待续）

<四>

记得那天我是在钟楼，天快黑时开始下小雨，好心的管理员让我们到地下室去避雨。天黑以后，进来一个老师说：“学生的要求都被接受了，学校派车来接大家回去。”具体问详细情况，他只是说：“回去就知道了。。。”虽然感到不太对头，但大家还是高高兴兴的上了车，一个黑衣人跳了上来。说：“北京开始镇压学生了。”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人就消失了。我们要求先去广场，司机和那老师不同意，只是说有专车已去接了，后来没办法，就先去广场，马上就到时，我突然感到十分的恐惧，平时夜晚这里灯很亮，可这时除了政府大楼几盏鬼火似的汞灯外，到处是黑黑一片，车停了，一个学生跳了上来，认出是一个系的同学，因为愤怒和悲伤他的声音完全变了音，但我们听清了，北京宣布戒严了，让我们下车，只有两个同学跟下去了，其他的没动，我也没动，真的我是怕了，车离开了广场，我的感觉就是“我当了逃兵”。

车回到了学校，电视上李鹏在发布戒严令，校园里“打倒李鹏”的口号此起彼伏，不知是体育还是化学的学生点着火把在校园里喊人，不大会就聚了很多人，队伍到校门时，门已经锁了，不让出去。后来就先在操场集会，最后决定第二天出去。

第二天到操场的人并不多，等了一会后，有人喊：“不等了，我们走。”一开始只有二、三十个人，排了两三排，大家臂挽着臂出发了，要出操场时，人增加了不少，这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在操场口大约十几个老师（好几个头发都白了的）臂挽着臂把路拦住了，老师在哭，学生在哭，但没有一句话，学生冲过去了，老师人少拦不住。没有口号，十分的安静，人流向校门涌去，象滚雪球似的人越来越多，到校门了。门依然是锁着的，门前有很多老师，有四五排吧。队伍停下来了，学生在喊“我们要出去”，这些老师他们竟然跪了下来，前排的学生也跪了下来。。。。最后老师们提出他们走在前面，门开了，我们上了街。。。

（待续）

<五>

通往南门的这条街很宽也很直，刚出去一看，整条大街空荡荡的，没有车也见不到人，我们流者泪在走在走，队伍越来越长，黑压压的，默默的在走在走。路边的人多起来了，没有掌声，没有欢呼，只是默默的立着，很多人流着泪。行进中传来一个消息说：北京有不少学生自焚了，西安去的学生也有自焚的，还有具体的数据，说我们学校也有。（后来证实这是谣言）当时我们更是觉得悲愤，入城了，路边看到一个人高举着一个证件，他是一个人大代表。

快到钟楼时，迎面碰到西工（记不确切了）的队伍，他们很多人头上缠着白条，有人开始唱“国际歌”，大家都开始唱，声音越来越大，（回想起来这里面真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而事实上这首歌差不多唱的次数最多。也正是那时我体会到这首歌中那种力量。）去省政府的路上，市民出来的很多，口号声响起来了，“打倒李鹏”喊的最多，还有“打倒邓小平”，零星还有人喊了“打倒共产党”的，但应者寥寥。。。

这次游行回来，我们知道军队没能进城。天安门广场仍然被学生控制着。此时的舆论完全转向学生的对立面了，我们的消息往往是从“美国之音”来的，一时间，谣言漫天飞，频率最高的是邓小平的身体和军队的情况，过不了几天就有学生兴高采烈地宣布邓死了，（邓真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政治家，真能沉住气，一出来就能起到大作用。）要不就是那个那个军队领导说支持学生。

再后来就分片去工厂鼓动罢工，这一天，游行队伍出了西门，就分开，十几个人一队去封锁各个工厂的大门。两个同学打着横幅封住了工厂的大门，下午上班时间到了，工人们被学生堵在了厂外，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工人坚持要进去，和我们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工人这样说：“你们反腐，想让国家好，我们支持。但我们不生产了 ，你们学生穿什么，用什么？”，更有一个工人指责我们搞得和当年文革没什么区别，还给我们看他背上的伤。后来就让他们几个进去了。其他的在大门站了一会，逐渐人不多了。后来才知道，厂子还有一个后门。。。

在钟楼静坐时，还遇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四、五十岁的大汉叫我过去，我过去了，他说：“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看不出来。”我说。“我是便衣。”我吃了一惊。“从良心说，我同情你们学生，但上面要让我们赶走你们的话，我也会动手打你们。我看你长得象我儿子，别的人我管不了，我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在这里。”说完他就走了。（从他表情看，绝不是在威胁，而是关心。）

一直在僵持着，直到“六四”。。。。（待续）

〈六〉

军队开进去了，我是在“美国之音”上知道的，白宫前的人聚集着，用一个大喇叭放北京动态，当这一切真正发生了的时候，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了愤怒，剩下的只是深深的悲哀和苍凉。。。

从收音机和各种传言得到的消息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打死了许多人，尸体被火化了。（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播的电视片上看到有广场上学生有组织地撤离广场的镜头）。终于有几个校友从北京回来了，有一个讲去拦路，后来开了枪，他旁边的人被从路面反弹上来的子弹打倒了。。。“共产党是靠学生运动起的家，而现在却向学生开枪了。。”一个老师讲了这一句就再也讲不下去了。。。

又组织了一次游行，规模小得多，再后来传言长安县已经来了军队。同舍的同学差不多每人都收到好几封加急电报，而且好几封都有“母病危，速归”的字样，学校也在催学生走，回家了，回家吧。。。

第一部分完

一点回忆（下）----马营行

回去后特别留意在北京读书几个高中同学的消息，他们都没出意外。按文革的惯例，那样大的事，肯定会秋后算帐的。小时候记得有一批北京人在我生活的小镇上“接受教育”（后来还有一个成了知名专家），至少在档案中会留点什么的。但预料中的“秋后算帐”并没有大规模出现，学校里抓了屠海鹰，系里有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被关了几天，然后就是差不多半学期的政治教育，效果那是可想而知了。。。之后一切归于正常了。

毕业后分到的单位抽人去搞“社会主义教育”，很形式主义的东西，小字辈自然逃脱不掉，就去了。

马营在民和县，离甘肃省更近，主要民族是回、汉，听人讲历史上有个“古（善）鄯国”，附近有个叫“药王泉”的地方（说是那水可医百病），青海花儿中就有一令曰“马营令”。

《一》

刚到马营就听说不久前新、旧教两派回民发生了武斗，后来还派了军队。但此时的镇子除了集市（好象一周两次），大街上人很少。我被分到双泉卜村，这个村除了一个藏民外都是回回。从镇子出发一路都是山路，翻过一道山梁，再下山就到了，这是一个山村（“环村皆山也”），村子分了七个社，两个在山下，其他的环山分布。

村子有一个村长、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一个会记，加上底下七个社的负责人就构成了这个村的行政权利中心。从省上派个人--我，县上一个人--老王，镇上一个人--祁干，哈哈，进入工作角色了。名曰“社教”，实际上搞的是围绕土地再分配，搭车解决欠粮、款，计划生育的难题。。。这以后遇到的热闹事可多了，从儿媳告公公非礼案、‘走着下去，躺着上来’，海村长一夫当关誓死护电线、一个和三个变压器的故事，嫁不出去老姑娘的故事，。。。，俺卖个关子，慢慢加。

除了这个政治上的权威存在之外，宗教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权威角色。回民族和汉民族从外表上是很难区分的，一个回民的标志更多的是他的信仰，虽然几个村干部都是党、团员，而且有明文规定不能信教，但我知道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似乎这些也并没有对他们行使职权有影响。

村子里有一个清真寺，有个阿訇，（类似西方的牧师），还有几个满拉（学习宗教的学生），每周周五吧（？）村子里的人都会去寺里，除了宗教活动外，也是村里人决定事情的地方。曾经算过一家的收支情况，现在只记得支出（交粮）最多一块是地方提留部分、再下来是给寺上的，最少一部分是国家部分，作为交粮人最自觉交的是寺里这部分，交完后刨去口粮，剩下的就不多了。

再一个权威在当时并不突出，那就是几家先富起的个人、家庭、团体，去过一家号称“首富”的人家，家里几个儿子靠跑“手扶”拖拉机发的家，在当地影响很大。

91年去的时候，农民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得利的时候，祁干搞了一个收入对比调查，基本上生活是改善了，最差家里粮食够吃。当地庄稼一年只能收一次，农闲了，男人们就结伴出去挣钱，一部分去西宁的采石场，另一部分去甘肃省窑街（读gai）去倒鸡蛋，再有些人去格尔木挖黄金。农民挣的可真是“血汗钱”。我在这村的时间，听的最多的口头禅就是：“哎，苦难哩。”，还有一个是“命到了”（死亡）。

改革同时也在深层触动着权利的分配，具体到这个村，其表现是后两种力量的增加，前一种力量的削弱。在马营的那段时间，我深深感到支配人群行动的并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的利益。而每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恰恰正是它合理性延伸的结果。以“坚持党的领导”这条为例，按“民主”的观点自然是攻击对象，但在我呆的这个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深刻变革的条件下，第一种力量的快速消失就意味着宗教或家族势力的迅速崛起，加上青海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很容易成为一个独立的版块。类似的现象在西藏、新疆、内蒙也存在。

下面就先摆摆变压器的事, 我刚去时，这个村还没有通电，后来国家投资把高压线统一拉了过来，镇上让各村自己集资解决变压器和低压电线的问题。祁干和村里干部商议卖一个变压器统一把村里的线扯起来，并利用自己的关系低价搞到了几百米的旧电线，变压器也预先拉了来，东西放在了村长家。剩下的事似乎就是收钱、摊工、架线了，可就在村里变压器架上去的时候，一社有家人拉来了一台小变压器，这个社和七社的相当部分人提出要分开拉线，当时我就住在该社的一户人家里，东家第一天还给我说要拉村里的线，第二天晚上就变了卦。本来就够热闹的，可偏偏三社一家人又卖了台小变压器回来，不仅提出分开拉，而且提出要旧电线，后来纠集一帮人想强行从村长家把旧电线拿了去，结果就发生了村长堵在大门高喊：“有种，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的。”的一幕。再后来，书记失踪了（去了西宁），会记也找不到人，村长在家里养病，事情就搁下来了。一个月后，村里的大变压器换成了小变压器，这个村的人终于在晚上有了电灯的亮光，至今记得当接通的一瞬孩子们惊喜的欢呼声。为什么一个变了三个，只到我离开也没彻底搞清，但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利益，具体讲一个是电费，一个是寄生在电上的特权。村干部中有几个和这扯在一起分了心，而普通农民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选择的，而这种选择对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第三种力量当时就已经不可小看了。

《二》

当地人一般讲都是“重男轻女”，在当地妇女的地位很低，很少能上中学的，能读完小学就很不错了，14、5就该出嫁了。（过了20还没结婚那就没人要了。哈哈。参见下面的笑话。）我那东家一次就因为他老婆没看到他要盛饭的手势，下炕到隔壁房里狠打，打完了过来又上炕吃饭，他老婆鼻青脸肿地还得给他盛饭。。。我说他，他就讲：“好马是骑出来的，好老婆是打出来的。”要是当着客人面男人下厨房，那可是大大没面子的事。一般讲女人们也是认命。

要说农民不懂计划生育的必要，那是胡扯。人一多，地就少，水都紧张。但一家子要是没个儿子那腰杆都不笔挺。这次借土地再分配，一来把准确人口数统计上去，二就是突击做节育手术。按当时政策凡生了两胎有一个男孩的（如无男孩可生三胎），年龄在40（？）以下的都得去。

省上派下来这方面专家带队的医生，镇上定下各个村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头挨家挨户通知。镇上第一例手术是副镇长夫人，可别小看这，书记、祁干作工作最有效的一句就是：“人家镇长都免不了，你尕百姓还能日鬼出个啥！”到那天一早，男人们或开手扶、或拉架子车带着女人呼啦拉一片下了山，到了下午，女人们都躺在车上回来了。说老乡没意见，那是假话。当时就有个顺口溜，说是：“社教社教，催粮要款，刮宫流产。”

这个村前前后后倒是没出什么乱子。相邻村子有一家就跑了人，结果镇长亲自带了几个人半夜三更翻墙进去把人找到强行送去接扎。这样做也不是没道理，在农村家家户户谁谁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出个例外不解决，以后工作就不好办。

（计划生育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政策是不同，如在藏区，当时并未推行，一家有七、八个小孩的很多。）

按理说，计划生育应是很难办的事，但当时并没遇到大的阻碍。其原因我想就在土地上，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可以对土地再分配，而农民的根子是土地。

在整个社教过程中，爆发冲突最大的一次就在土地问题上，包干时该队是按社为单位分地的，七社人少地多，几年过后，明显比其他几个社收入多，这次在社内调整平均土地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人提出把七社地平均化和大家拉平（书记积极支持，他是一社的。），七社的就不干，结果几乎当场打起来，后来问题交给镇上，我回西宁时也未解决。

《三》

在农村呆的这段日子，让我明白这么个理。那就是存在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它存在的现实基础改变前，它仍会存在下去。凭理想、热情，你无法改变归属于各个阶层之间深刻的矛盾冲突。现象的、点的、偏执的批判是容易的，但全面、理性、辨证的深层批判很难。

老邓南巡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改革带来的进步、变化是惊人的。从利益角度看，在此过程中最为受益的恐怕是有资本者、官僚和知识分子。97年后，国有企业大面积（政策性）坏死，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就在前不久大庆爆发大规模示威。。假期读了一本讲毛晚期思想的书，我惊讶于这个伟人对未来的预见能力。（我不相信他搞“文革”仅仅是为了权利和整人的鬼话。）

不再唠叨了，有点不务正业了。就到这里了，老是忙，拖拖拉拉到现在，不好意思。

《完》

[ 同吃、同住、同劳动]

上面要求要“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下来同劳动一回就差点闪了腰。那天到书记家，他们全家正在从打谷场收麦子，他的小女儿（还在上小学）和他背着麻袋往家里送，距离也就2，20步路，书记开玩笑问我来不来试试，俺就答应了，心想不就几步路吗，书记双膀一较劲抱起一袋放在我背上，就这一下，我立马眼前黑了一下，耳朵里嗡了一下，鼻子酸了一下，嗓子眼甜了一下，腿子软了一下，怎么着也得走完这趟呀，这20来步可真难走，我就觉得眼珠子老往外突，浊气总向下找出路。（俗话里讲“压的屁淌”，至理名言呀。）当到了地方，麻袋从背上卸掉那一刻，幸福阿！！书记笑问还来不来，俺脑袋以每秒80次的频率在0~180度的范围内来回振荡，持续时间达一分钟。这真正的农民可不是吹的。

再讲同吃，大家都知道，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在村子里，羊肉也没吃几回。早饭一般是馍加白菜洋芋，中午或者是和早上一样或者是面条（很特殊的，学名叫“浆（这音）水面”）加酸菜，晚上也是浆水面加酸菜。这面可要了我的命。这面的不同之处就在这浆水，煮好面后，从外面缸里盛一瓢酸水进来一加，上饭桌的面就要硬点并带点酸味。可我对面条从小就不喜欢吃，更要命的是这酸水听人讲是刷锅水发酵后的产物。（我可没多验证，要是真这样，当时我得给饿死。）这以后最怕吃晚饭，一见面上桌，就反胃，可你得“同吃”呀，没办法里找办法，就是茶，吃一点面喝一盏茶，比吃药还难受。后来回家老妈煮了一锅猪肉，那一刻，幸福呀！！还有这喝，那也不容易，刚来人家当你是客，上清茶加冰糖，可到了第二天肚子里象憋足了气，尽想上厕所，可憋半天，连屁都放不出来。难受了两天，饭一点都吃不下，东家问怎么了，很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了，东家一笑，给我又泡杯茶，不过换成了茯茶（又叫砖茶），另加了花椒和盐，喝了没多久，肚子里响动了一阵，一串串响屁冲涌而出，那一刻，幸福呀！

最后讲同住，老乡的炕可很重要，会客吃饭都坐在炕上，来人了叫“快，炕上坐”，底下生火烤起。（到现在我都喜欢盘腿坐着，舒服。）晚上睡觉更是烧得发烫，第一次睡那可睡不惯，这那是睡觉呀，整个在烤肉。。后来睡惯了，这炕不烫还真不舒服。冬天天气冷，一般都在零下1、20多度，睡这种热炕可真是享受。起先住的那家家庭条件比较差，床上还有不少的微小生物体，捉虱子、拿跳蚤就成了比必修，农村缺水，洗澡那可是很奢侈的事，（当地回民洗脸真是功夫，你看他一手提壶，一手四指并拢曲起，壶水倒入手中竟然滴水不漏，然后就以此手洗脸，用水量不及我们平时洗脸用水的1/20）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换衣服，把换下的衣服用开水泡。

[回民的传说 ]

1、 回族的祖先是阿拉伯人，从老乡那听来的故事很有趣，讲讲了。

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请来了一些穆斯林，这个皇帝和他们谈论伊斯兰教很是投缘，就干脆不放他们回去了。他们好吃好喝好住供着也还是思念家乡，整天喊着回呀回呀的，这就成了“回回”的来历了。唐太宗一想你不是想家吗，我贵为天朝之君给你解决老婆的问题，到时候看你老婆重要还是老娘重要，当下心生一计，吩咐人：“去，把这帮回回给我叫来。”。。

回回们来到朝上，又恳求皇帝放他们回去。这皇帝就说了，你们在国外也是不容易，你们看这马上就是正月十五了，到了晚上咱大唐朝的漂亮女子都要出来看灯，你们就到那最热闹的**街去，到时候我让人把街口两头一封，你们看上那个就抢那个，完了带到殿上来朕为你们证婚。（另一说是记下是谁家的，皇帝派人去求婚，不够热闹，还是抢好。哈哈）。

到了这天了，回回们早早打扮好了去等着。。。然后。。。哈哈。。

这样中华大地上就有了回族了。

（按：这抢来的新娘回娘家，家里人问了，“你那洋老公怎么样？”新娘子就讲了：“他说的话不好听懂，他做的饭还好吃。”到了公元1991年，在马营汉民中这话演变成了“回回的饭你吃，回回的话你别听。”这玩笑话了。）

2、回民不吃猪肉的来历

听一个阿訇讲的，说是早期粮食不多，猪呢，要和人争口粮，圣人就讲了，不要吃猪肉了，信教的人们就不养猪了。

一个大爷讲的更有趣了，圣人用“放大镜”一照猪肉，看到里面全是长虫，就告诉民众不要吃这种赃东西。

[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

一起下乡的同事中只有一个女将，说是女的，其行为简直男的厉害。首先外表上就说不过去，按当下的话讲，更象“酷哥”。她老爹是搞艺术的，八成遗传作用，她行为也夸张的非凡。来时学校每人发一套军大衣，一帮子在马营镇上一走，她可就重点突出了。

话说这地方的农民一般讲重男轻女，女孩子上初中的就少的可怜，更别说高中了。当地人又喜欢早婚，一般15、6就为人妻了，18、9就算大龄青年了，我见的一对子男的15，女的13（两家换婚）。可我们这老姐当年23或24吧，还上过大学，还工作露面，还裹在一群爷们中间招摇过市，还时不时踢这一脚、打那一巴掌。。。

大家分开到村上后第一次聚会她就开始诉苦了。她讲人家吃饭不让她到堂屋坐着吃，要在厨房和女人们 一起吃，睡觉的热炕半夜就凉了，给冻醒了。（其他男的到了村上谁家去那可是贵客待遇。）再就讲有一天东家的女人问她有孩子吗？她讲没有，还没结婚。人家就问她多大了，她讲24了。人家以手抚额，叫了声：“胡大！（意义同上帝）你还有人要哩吗？！”

当晚喝酒，一块的有个藏民同事头喝大了，就开始骂她，具体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喝高了），反正是讲她男朋友不要她之类的，后来了她也猛喝，抱瓶酒不让别人动。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她一个人从她屋里跑出来，使劲踢那藏民同事的门，并大喊：“**，你给我出来。”我和另外两个人把她拖开了，她回屋就哭。后来看没什么了，就没管她了。可隔天了，她不见了，把带头的吓坏了，给西宁打电话，没找到人，急了三天，老先生有信了，她在成都（她男朋友那）。。。社教结束后不久她就结婚了，结婚当天上午其父亲、新郎官还和街上混混们打了一架。

去年见了她一面，孩子都马上要上学了，和她妈一样，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她男人事业上很有成就，还是“长江学者”。

• 【原创】致西西河的新兵们(上)
• 可以就这个问题说深入一些
• 严重支持！
• 是在村子里住了大半年
• 谢谢草民的回忆
• 【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