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斯大林格勒—保卢斯不突围 （二） -- daharry

作者：猫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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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柴兹勒尔。”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