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 履虎

现在总说文革是为防范一个新兴官僚阶级的产生。可在经历56一66年间长达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段，主席的治国方略就根本不能得到完全的贯彻实行。毛的三面红旗思想本来对于时下东西阵营对决的宏观层面有着比拼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意识形态考量，而于现实执行层面，无论是56年的开门整风还是大跃进，四清社教，这期间每一次政策执行都被官僚阶级带了节奏而把生产力矛盾引向了阶层对立。文革可以说是对这十年的一次总清算。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就拿大炼钢铁来说，本来小高炉是经过冶金部等多方论证过后再加以推广的，在科学论证上有其可行性，也符合当年国内建设对钢材的急迫性需要，后来造成当年全民炼钢大笑话的深层原因还是执行层面对生产、计划的无序及资源配置的混乱，从五七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新增企业决策权是中央下放到省市一级。

当年大跃进决策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一个是苏共56年召开的二十大让老毛有了马列主义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以苏为鉴（马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历来是聊聊数语，对人类实践在毛之前只有斯大林经验，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为毛在社共阵营争创旗手提供了契机，也为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文革前十年毛的许多决策都与此国际背景有着深远联系。）

而于国内来说，新中国的土共政权，经历社会主义经济恢复过渡期一方面是国内人口俱增，一方面是工业化道路所决定建国初期的经济重心必须是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为优先。如此造成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到5O年代未期是有着四五仟万人的农村新增劳动力无法安置，是按改开后的外向型经济由市场去自我调配（三自一包）还是按毛的自力更生思路把他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人民公社），这两条决定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路线之争是充斥在文革前十年政策运行的方方面面。

毛刘两人的路线分歧在56年党的八大文献里有相当体现（大跃进时期的多快好省口号是相对于八大刘的三个五年计划巩固新民主义秩序设想），邓上台后否定前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始自五六年合作社完成开始，当年刘邓的八大报告就是强调巩固新民主义制度这一套，特意混淆模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毛的被动局面是到八届十中全会才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