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胡搅蛮缠，不值一驳 -- 红军迷

1；俺十分反感贤能政治，官办经济等鼓吹中国官僚的论述。中性——才应该是衡量官僚的第一标准，也就是尽可能地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切割，形成普遍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群体。

2；西方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权力制衡的产物，因此，其相对中性的特征，主要是被动制衡，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宗教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宗教社会，人与人也许很难彼此信任，但通过一个神灵，就容易建立相对信任的关系。

3；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主要源自延安时期任弼时主导的等级制度，这是照搬苏联的做法。毛对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很满意，但大多数人都对按资历，按功劳论资排辈的等级制，还是很满意的。其间最著名的就是王实味事件，他就嘲讽了这种等级配给制度。

4；建国后，又更加完善了延安时期的等级制度，并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个行业。但是却产生了三大派别，一是民主派，二是白区党，三是红区党。这种强调资历，功劳，成分的制度设计，对于民主派是不利的，白区党也不是很满意，红区党则是最大的获益者，但这些主要来自军队，来自农村的人，却又是对城市工作，对生产管理最不懂的一批人。

5；毛第二次访苏后，就萌生了全力发展经济，与苏联以较长短的想法。毕竟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因为赫鲁晓夫的位置并不稳固，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向中国援助了大量项目，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都会有大干特干的想法。

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成了决定因素，但是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的矛盾却逐渐暴露了出来，本来毛是想利用民主派来监督中共官员，却没想到引起了民主派的爆发，甚至扬言要取代中共的统治。

民主派的观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比起民国时期都低，当然不满意。二是认为中共只懂打天下，不懂治天下，应该让更懂城市管理，更懂生产的他们治理国家。

再加上东欧也爆发了类似对共产党不满的运动，党内对毛的主张也十分不满意，因此，毛迅速改变了方向，主张反右。

反右本没有错，错误主要在于扩大化，对于民主派，应该既要使用，也要改造，而不应该完全打倒。遗憾的是，反右不但扩大了，还比走向了极端，很多白区党也被波及，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声音。

在这方面，毛犯了很大的经验主义错误，道理很简单，文革时期毛主张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本就与民主派，白区党，红区党并存的结构高度相似，前后政策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说明毛对于之前的政策已经做了自我否定。

在战争年代，领导班子的高度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建设时期，还照搬这种做法，则很容易走向极端。

6；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前两者没有问题，但大跃进就是个错误，道理很简单，随着战争的结束，全国各地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积极性爆棚，作为最高领导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火上浇油。

遗憾的是，毛不但确立了大跃进的政策，还在周总理反冒进的时候，主张士可鼓，不可泄，还是照搬战争时期的做法，犯了经验主义错误。

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最不懂城市管理，最不懂生产的红区党掌握了高度统一的话语权，大跃进，以及反反冒进，则完全是火上浇油，尽管毛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却在原本降温会的庐山会议上，将火烧向了彭德怀，没有批左，反而继续反右。

毛批彭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绝不允许军权旁落，二是绝不允许苏联对中国的干预。而彭搞军队反教条，换掉了很多人，与苏联官员接触却不及时汇报，都犯了大忌，所谓军人干政，彭的上书，原本不算大问题，却导致了矛盾的爆发。

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苏联援助的断绝，中国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尽管中苏决裂是一定的，但毛的很多作为，也是中苏过早决裂的原因。一方面导致了中苏关系的过早决裂，集中决裂，另一方面又对中苏决裂准备不足，毛在对苏关系上，犯了两样错误，其中准备不足更为重要。

7；所谓人无完人，即使俺称毛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还是要承认他反了很多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也亲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退居二线，但问题却永远也不会断绝，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派系势力，地方势力的兴起，正如毛所说的，他只能管北京很小的一块地方，而很多部门，很多地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二是建国后人口大膨胀，远远超过了城市和工业的容纳限度，而论资排辈的官僚等级制度，不可能公平地适用于第二代，必然造成城乡，工农，干群等关系的固化僵化，并导致矛盾的激发爆发。三是面对美苏两大霸权的封锁，新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合法的地位。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是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皇帝没有了，土皇帝却出来一大堆，这是辛亥革命后的典型写照，派系势力，与地方势力是人类政治的永恒话题，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两种势力一旦实现了遗传继承，近亲繁殖，就会产生各种独立王国，让国家陷入分裂甚至战乱，苏联的解体就是典型。

毛退居二线后，其他人并没有毛的威望资历，只能形成各自的势力和圈子，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并不能过多地指责这些人。只要军队还在毛的手中，毛的地位就不会真正受到挑战，毛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不在内部，而在苏联。

强势而独立的毛，肯定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的领导人曾当面对贺龙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应该将毛搞掉。因此，向苏联妥协，不但挑战了毛的权威，也会动摇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根本。

刘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政策，既是向内妥协，又是向苏联妥协。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是自主工业化的大敌，一方面导致工业生产没有了买方，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原有的小企业，小作坊的工业积累。而在美苏对中国封锁打压，中国没有合法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要搞和平路线，减少对外援助，是典型的投降主义。

现在很多人将改开后的政策，与刘的政策相接，来论证刘邓的正确，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跟何不食肉糜类似。

8；文革其实是另一次长征，长征开始的时候，仅第一方面军就有八万多人，而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几千人，那么，能说长征失败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红军在陕北找到了根据地，在日军的敌后获得了根据地，就如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各种国际组织获得合法席位，而与西方的缓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就如接触到了更多民众，从龙困浅滩，实现了龙潜入海。

9；毛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但这种目标的实现却太难了，文革时期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就是毛的实践，也是毛勉力维持的结果，毛对邓的要求就是继承这两种三结合，却遭到了邓的拒绝。邓很清楚，他不愿意，也不能够维持这两种三结合。

军队必须是一体的，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与军队密切相连，左中右的政治结构中，却只有右边与军队最为密切，【右边比右派的称谓更贴切】。因此，毛去世后，控制军队的右边，就与中间抓捕了左边，然后，又排挤到了中间势力。

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左中右的政治局面，要么是政治强人勉力维持的结果，如文革时期；要么是只能大部分存在于体制外，如现在；要么是西方那种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轮流执政。

体制内一种声音，尽可能地中性，体制外则左中右各种声音都有，就是中国当前政治局面的最大特色，也是最适合当前情况的做法。而当前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则是掌握权力的官僚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难以切断联系，甚至形成了一人当官，全家经商的官商一体化，和近亲繁殖，官官相护的派系化地方化。

官僚体制，是政治体制的关键所在，而中性则是衡量官僚体制的第一大标准，也就是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公有化，特别稀缺垄断性资源的公有制，二是科技化，程序化，尽可能地减少人在权力中的作用，三是制衡化，公开化，也就是所谓将权力关进笼子，置于阳光之下。

三种路径各有所长，兼容并蓄才是最正确的做法，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将公有制的切割，与私有制的制衡完全对立，则是陷入了极端。

派系，地方，阶级，其实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划分方法，派系势力基于属人原则，地方势力基于属地原则，阶级则主要是基于身份和劳动属性，静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印度那类种姓制度，而动态的阶级论走向极端就如陷入翻烙饼，需要不断地翻下去，这也是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常抓不懈，文革需要每隔十年八年就要来一次的根源。

10；中国能够走到现在，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的奇迹，这种奇迹将随着日韩的没落，而更加显著，毛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第一人，其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功绩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总设计师，连基本的逻辑都说不通，与现在建边境墙的自由主义旗帜其实是一回事。

但对毛的认识，绝不能局限在两种革命，革命毕竟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只有民众解放和民族独立，才是人类的主流。

有河友不同意革自己命的观点，其实是不了解继续革命的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官僚，所谓走资派主要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是企图将权力派系化，局部化，遗传继承，近亲繁殖的当权派 ，是没有资本的资产阶级。革自己的命，也主要不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个人行为，而是向自己所在的群体下手的群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