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讨论】关于"社会信用系统" -- HAL

我的第一项努力是为了破坏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然后我把注意力转向开放苏维埃制度。我与匈牙利科学院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由共产党控制，但其代表暗中同情我的努力。这种安排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我迷上了我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那是在1984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复制我的成功。我在苏联帝国中表现得相当不错，包括苏联本身，但在中国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努力看起来很有希望。它涉及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备受钦佩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和一个渴望向匈牙利人学习的新成立的中国智库的团队之间的互访。

基于最初的成功，我向智库的领导者陈毅子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陈先生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及其改革思想政策局局长鲍彤的支持。

一家名为中国基金的合资企业于1986年10月落成。这是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机构。从理论上讲，它具有完全的自主权。

宝彤是其冠军。但激进改革的反对者，他们众多，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并要求内部安全机构进行调查。为了保护自己，赵紫阳用外部安全警察的一名高级官员取代了陈一子。这两个组织是平等的，他们不能干涉彼此的事务。

我批准了这个改变，因为我对陈毅子因为给自己研究所的成员过多的补助而感到恼火，我不知道幕后的政治内斗。但中国基金的申请人很快注意到该组织已经受到政治警察的控制，并开始远离。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它的原因。

最后，一位中国的受助者在纽约拜访了我并告诉我，他自己面临相当大的风险。此后不久，赵紫阳被取消了权力，我利用这个借口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前，它留下了与基金会相关人员记录的“黑点”。他们竭尽全力清除自己的名字，最终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