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邓小平同志的功过应该几几分? -- 天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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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拯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生命

　　我国在78年确立了独生子女政策。但是在80年代，出生率为什么不降反升？整个80年代，妇女生育率为2.3左右（其意义是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2.3个孩子）。这意味着，80后有大量超生，这个超生人群的数量，少说有好几千万人，甚至接近1亿人。我们观察1960-2000年40年新出生人口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六普），可发现：在8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出生低谷期。但在1985-1990之间，中国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婴儿潮 ，尤其是80年代末段。而到了90年代又快速衰减。1990年高峰期为2803万，到1999年衰减到1394万，9年下降了50%。1985-1990年之间的婴儿潮，与政策生育率相比，多出生了几千万人。

这几千万80后为什么能够摆脱胎死腹中的命运？他们为什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正部级干部身影。他就是王伟，1983-1988年期间的计生委主任。是他，将枪口抬高了一寸，导致上行下效，层层放松，最终出现了80年代的婴儿潮。他当了5年计生委主任，却因阳奉阴为，无为而治，饱受内部批评。他的功德无人表扬，批评他的话也不能公开，因此，他几乎要被人忘记。但在今天，那几千万因他而获得生命权的超生80后，你们能忘了这个叫王伟的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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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危受命，坚决纠正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粗暴计生措施

　　1982年，一位将军当上了国家计生委主任，他就是钱信忠。当计生委主任一年，钱信忠雷厉风险，引入了扒房、牵牛、抄家、结扎、上环等强硬措施，成绩显著。他把35%的育龄妇女送上了手术台，或上环，或结扎，或流产。据统计数据，1983年，女性结扎1640万例，男性结扎426万例，人工流产1437万例。梁中堂先生曾经评价到：“如果画曲线，1983年的这3个指标绝对是一个珠峰，其他任何年份都与它不可比肩。如果没有特别的素养和训练，一般的人对于人口数据可能没有很具体的感觉。假使我们把实行人工流产和被结扎的妇女主要限制在20岁至39岁的人群里，那就是说，在1983年这一年里，全国总共1.4亿的适龄妇女里，有3000万或者被结扎，或者被施行了人工流产。”

　　在中国1979年实行“一胎化”后，由于老百姓不理解为何要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虽然火箭专家宋健用数学模式论证必须要实施一胎化，否则中国人口就要膨胀到42亿。但无论是农民叔叔还是农民阿姨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只觉得几千年来没有人这样干过。因此农村干群关系突然就变得很紧张。钱信忠将军1983年搞大结扎、大上环、大流产，害得觉悟不高的老百姓很生气。为了维护稳定，中央有意纠正钱信忠的过激做法。梁中堂老师回忆道：”中央多次向钱信忠打招呼，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直接给钱信忠批示，要注意作风，赶快纠正一下，钱信忠“根本不重视，当做耳旁风，连个回信都没有”。”

　　终于，在1983年年底，中央免去钱信忠的职务，王伟“临危受命”，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史上最强硬的计生委主任下台了，史上最温和的计生委主任上任了。

　　王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伟曾在团中央工作，团中央有名的“三胡一王”（胡某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中的一员。据陈剑在《悼念从团中央走来的王伟》中说到：“主任伟主任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的清正廉洁，实事求是。他的清正廉洁是出名的。这主要体现在他日常的生活朴素，下基层的轻车简从，基层同志们经常传诵的是他下基层的多次罢宴。过高的接待标准，过多的人员陪同，都是他不喜欢且十分厌恶的。仍以在张家港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精神文明会议为例，会议承接方认为，既然来到鱼米之乡的苏州的张家港开会，当地的阳澄湖大闸蟹必不可少。王伟主任坚决反对，只要他参加这个会，就坚决不能上阳澄湖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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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计生委人员的角度，对王伟的评论不高。他们认为王伟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计生这种工作是要见血的，人口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心软的人是干不了的，这决定了他不太适合干计划生育的工作。梁中堂同志这样评价：“……王伟为人忠厚，作风正派，对党忠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这放在一般的岗位上，一定是好干部，但处在80年代初中期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职位上，就注定要落一个里外不讨好的结果。”

三、在夹缝中推行工作，始终把枪口抬高一寸

1、新官上任三把火，纠正作风让部分计生人员饱受打击

　　王伟上任后，首先烧了一把火，按照中央的要求，纠正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作风”，不允许再“强制”了。《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一书的作者陈剑对他的工作措施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三为主”方针的提出，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工作方向的改变；

　　二是以堵大口，开小口，煞歪口”为主要内容的中央七号文件的制定；

　　三是为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自1984年4月起，在全国选择了一些地区进行二胎的试点。1987年9月，王伟主持在翼城县召开全国11个生育二胎的试点的现场会。当时梁中堂曾经做王伟的工作，想通过他实现全国普遍二胎的政策。

　　他的这三把火，否决了前任钱信忠将军的做法。我相信钱信忠将军肯定是不满意的。自从实行“一胎化”以来，钱信忠发明了计划生育有效措施，如拆房、扒房，强制计生对象结扎、流产。虽然偶尔有致人死命，甚至都不是少数，但在计生委的一些人来看，这些都是必然的，是必要的代价，不死人怎么搞计生工作。现在说成是“纠正作风”，这就已经决定问题的性质了。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没有动真格的。

　　王伟的做法，也让计生委一些同志饱受打击，计生委的人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早就寄托在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上了。王伟的所作所为，严重打击了计生干部的感情，计划生育系统的干部很多人想不通。作为钱信忠原来的班底，他们搞扒房牵牛、结扎流产习惯了，已没有首次干事的负罪感，反而认为王伟的政策让他们无所适从。

2、将枪口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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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对于总设计师一胎化政策，似乎不太认可，但从来没有表达过，但他的做法，似乎总是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感觉。当然，王伟这样做，也是有人支持的。“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果的政策。但可惜的是，当时的胡某邦和赵某阳，却不希望执行“一胎化”，他们无力反对总设计师的一胎化基调。只好搞一些变通，如承载“女儿户”的11号文件，就是在胡某邦的支持下由赵某阳提出来的。

　　公正地说，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关于国家大方向的问题上，是犯了大错的。胡某邦的一些政策，到现在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争议非常大。但是，他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却让几千万80后获得了生命。王伟就是他们人口思想的忠实执行人。可以说王伟同志虽然忠实地执行总设计师一胎化的精神，但是，他总是把枪口抬高一寸，我们可以看这些例子。

　　（1）84年11号文，只敢开个10%的小口子

　　胡某帮和赵某阳在内心是反对一胎化的，但总设计师已定了一胎化的基调，因此只好搞了个“女儿户”的11号文件。但几乎整个80年代，由于批评太多压力太大，11号文件都没有被贯彻执行。王伟上任之初，他能作为依据的是中办37号文，这个文件是钱信忠游说中央发布的，核心是反对11号文。1984年，王伟又搞了个7号文，这个文件既不能否定一胎化，甚至不能坚持11号文件的女户二胎政策。他只开了个10%的口子。

　　84年的7号文，定了一个10%的严格指标。在计划生育制度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到底允许人们生几个。王伟却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只是在7号文件里规定，每年允许生二胎的比例不许突破当年规划第一胎的10%。这个10%，又是一个很严格的指标。当时，王伟在全国搞做实验，试点单位就有40多个。但是，所有的实验，生育二胎的幅度却都必须限制在10%的范围以内。

　　（2）自相矛盾的艺术，计生作风纠偏，在执行力度上作文章

　　由于7号文只开了个10%的口子，所以，王伟只好在执行层面上作文章，强调工作作风问题。84年7号文，最大的特点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强调二胎不超过10%，另一方面，该文件从胡某邦的理想主义出发，提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王伟则要求全国各地实行试点，探索符合胡某邦这一要求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两个目标明显自相矛盾。如果要严格执行不超过10%的目标，不采取扒房牵牛等粗暴手段怎么行呢？如果只是说服教育，不突破10%显然不可能。

　　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似乎是不顾计生工作者的死活，让计生工作者无所适合，严重打击了计生工作者的积极性。因此，他成了一些计生工作者不喜欢的计生委主作。对于一些计生工作者来说，即使“一胎化”民声怨道，却因为简单化，一刀切，可以不做思想工作，省事，只需昧着良心，可以迅速出成绩升官，所以得到了计划生育系统的一些干部的拥护。而王伟身居计生委主任高位，一手“纠正作风”，另一手又不让二胎超过10%，自相矛盾，却又没有任何错误，这必然招致不少的非议。梁中堂先生回忆道：“……过去的“一胎化”虽不失简单、粗暴，却因为所有人都“平等”，而好实行。现在不让强制了，还是不让生育二胎，又如何执行？因为基层的党组织和政府无所适从，都有了怨言。”

　　当然，这种自相矛盾，也是一种艺术，也许10%的严格标准是给外人看的，那个胡某邦理想主义的柔性执法，才是真正要做的。总设计师79年拍板搞一胎化，即便王伟不认可一胎化，他也不可能公然违抗，只好在工作作风上大作文章，要求执行胡某邦的精神，即“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这样实际上隐性开了一个口子。他开了一个小口子，上行下效，这个口子越开越大，几千万80后婴儿也因此取得出生的机会，获得了宝贵的生命。

　　（4）将人口控制目标由12亿改为12.5亿。20世纪末期人口控制目标本来是12亿以内，他却先修正为12亿左右，然后再修正为12.5亿。陈剑曾经回忆道：“…史料记载，1986年底国务院计划生育会议上，王伟问当时的总理，请中央明确“12亿左右”的含义。总理回答：“左右”不过五嘛。自此，中国2000年的人口控制指标从“12亿以内”、“12亿左右”正式明确为12.5亿。”

　　总之：虽然王伟只开了10%的小口子，但他以工作作风为由，在执行过程中，却将这个口子却越开越大，创造了85-90年的婴儿潮。

四、因工作不力包受火箭专家批判，最后黯然去职

1、一位火箭专家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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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火箭专家宋建非常生气，他是对王伟批评最激烈的，这位火箭专家叫宋建。作为一个火箭专家，他于1980年春出山干起了计划生育，1980年9月中央的“公开信”，就是宋健起草的初稿，从此，以宋健为首的一帮火箭专家，干起了计划生育。虽然隔行如隔山，但作为数学专家他们有天然优势，几千上万上亿的婴儿生命，在他们眼中，也是数字而已。因此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摆脱了良心与道德的束缚，别人迫于良心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其他人怕遭天谴而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数字，这些数字，是他们的理想、政绩、人生成功的基石。宋建最后因功勋卓著成为了副国级领导人。

　　有人怀疑，火箭专家怎么能干计划生育了。有这种想法的人错得很离谱。干计划生育最需要的素质就是一副铁石心肠，至于理论水平不重要。在路边随便拉一个屠夫或阉匠，他们的人口理论水平，就一定比宋建差吗？千万不要歧视屠夫和阉匠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屠夫在杀猪屠狗的职业经历中，其积累的雷厉风行、作风强硬的实践经验，难道不是计划生育干扒房牵牛需要的吗？阉匠在阉猪阉狗的过程中，其积累的医学经验，难道不和上环、结扎、流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至少他们不会得出“中国人口会膨胀到42亿”的结论。如果屠夫、阉匠与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比赛二胎人口预测，他们一定不会输给翟会长。千万不要看不起劳动人民。

　　火箭专家宋某似乎并未在火箭上搞出什么成绩，却一直把“一胎化”当作是他们的功劳。对王伟意见很大。梁中堂回忆道：“……1984年，宋健当上了国家科委主任。1986年，宋健又以国务委员的身份兼任国家科委主任。所以，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偏离“一胎化”的人，就都云集在国家科委的周围。那还是不可“妄议”中央的历史时代。所以，从1985年前后开始，人们就借着生育率的回升，批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认为“王伟的政策”导致人口失控。实际上，王伟时期的人口没有“失控”，85-90年期间的出生人口上升，与60年代末的婴儿潮也有关系……”

2、领导帮他挡枪，去职后他的政策又延续了2年，创造了80年代的婴儿潮

　　1988年3月，王伟卸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宋某以首的火箭专家开始批判王伟。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长官意志的干扰是出生率回升重要原因》，矛头直指王伟，意思大概是不执行“一胎化”基本国策，造成了“人口失控”。88年3月两会，火箭专家的“人口研究小组”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递材料，借批评王伟宣传计划生育离开“一胎化”，造成中国的人口失控。面对这些批评，时任大领导替他挡了枪，1988年3月31日，赵某阳主持会议，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宋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王伟列席了会议。赵某阳说：“要明确地说清楚，现行的政策是中央的决策，不是国家计生委的决策，不是王伟的决策……”有了赵某阳为王伟说话，对他的批评才告一段落。

　　梁中堂回忆道：“…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新一任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听明白了，大领导力推“女儿户”政策。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借助贯彻中央政治局第18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全国推动实行“女儿户”。……但因为全国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统一政策，就基本上消弭了争论，从而也没有人非议了。”正因为如此，88年之后的2-3年，计划生育仍然执行王伟的政策，80后在最后3年迎来了最后的婴儿潮。直到赵某阳下台，彭珮云在全国推行一票否决制，计划生育又重回扒房牵牛的流派。大批妇女又被送到了手术台上，导致了90年代的人口雪崩。

五、超生的80后不能忘记王伟，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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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7日，王伟主任去世了，享年97年。在百度网上几乎很难找到王伟的详细资料，这或许也符合他低调、少张扬的个性。王伟，这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名字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290619个王伟，仅次于“张伟”。但也许这个王伟，最值得纪念。

　　随着钱信忠、陈慕华，以及王伟，80年代的三个计生委主任的去世，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这一代人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只记得搞一胎化的奠基者陈慕华，只记得一年将35%育龄妇女送上手术台、搞扒房牵牛的钱信忠（他还得了中国唯一一个联合国人口奖），却不记得救了几千万超生80后的王伟，这也许不太合理。超生的80后，请记得你们的救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