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山海关之战，李自成真的兵进迟缓么？ -- flyingcatgm

同样是1644年早一些，大顺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吴三桂就接到过崇祯帝的勤王调令。当时他驻宁远，接令后三月十六日（旧历，下同）入山海关，三月二十日至丰润时，得到北京城破，崇祯已死的消息。参考地图可以看出，丰润差不多正是山海关到北京的中点，走了四天。

然后是1644年晚一些，山海关之战后，大顺军撤出北京，清军随即入城，是五月初二日。距山海关之战是十天。

再之前呢，1629年己巳之变，满洲兵从喜峰口入关奔袭北京。当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闻警赴援，十一月初四入山海关，十一月初九到蓟州，十一月十四得报满洲兵已过蓟州，于是继续向北京进发，十一月初六夜抵达北京左安门。总共算行军时间，也是八天。

当然，是否强行军不能单纯比速度，还要看相应的行军保障。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不难想明白，大顺军东征山海关，其沿途后勤与以上三次行军比较，不是最差的那个，应该也是较差的。

所以说吧，我的结论是大顺军东征山海关，行军并不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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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李自成东征吴三桂，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斗，而是一次战役。因此是否贻误战机，不是由行军速度一个要素决定的。

从战役层面看，我认为李自成的确是贻误了战机。

大顺政权方面呢，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同时开始对吴三桂的招降。吴三桂起初确实也有投降的打算，甚至一度启程前往北京面见李自成。但由于某种原因，吴三桂率部折返山海关，击败了守将唐通（这人是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将），为崇祯发丧，据关自保。这是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的事。

大顺政权放弃招降吴三桂，准备武力解决，从记载中可见于四月初九日开始军力调动，于四月十三日出征。

而满洲方面，恰恰也是四月初九日，已经开始出征。需要注意的是清政权这次出征几乎是倾国之力，兵力达十余万。从记载来看，多尔衮等满洲统治者一直密切关注着关内形势，从大顺军逼近明统治中枢时就已经开始谋划这次军事行动了，北京迅速破城并未动摇战役决心。多尔衮未必能预见到了最终顺利地进占北京，但在关内建立前哨要塞则在最初就是战略目的。

吴三桂的动摇（最初是动摇），进一步加剧了双方情报、准备上的差距。满洲兵本来的进军路线是从蒙古方向入关，这也是之前他们走过多次的老路。但在四月十五日，多尔衮接获吴三桂的联兵信（信中吴三桂要求多尔衮沿既定路线行进，与吴三桂夹攻李自成，事成后划黄河为界），决定改变路线，全军直扑山海关。

抛开民族立场，我们应当承认，多尔衮这个决断，显示出了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能力。清军此前是正常行军速度（战役调动没必要急行军），四月九日从沈阳出发，四月十五日在翁后接到吴三桂的信。当日清军没有行军，当在讨论战略决策。四月十六日开始折向山海关方向，“倍道兼行”，四月二十日抵达连山。在连山多尔衮得知大顺军已经兵临山海关，决定放弃宿营，清军在二十日夜加上二十一日一天奔袭二百余里，在山海关外驻营。在二十一日当天晚上，清军侧翼与大顺军一部在一片石口发生遭遇战，因此有人把这场战役统称为一片石之战。实际上主战场是在第二天的山海关地区。

这次强行军造成清军大量掉队，大约有40%兵力没有到达战场。但四月二十二日的战斗，多尔衮按兵不动，坐观大顺军与吴部厮杀，直到吴部不支，吴三桂亲自杀出大顺军包围圈进入清军大营请降（吴三桂当场剃发，无条件投降），清军才加入战场。大顺军和吴部的兵力差距本来就不大，清军到达的精锐已经足以改变战役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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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复盘这场战役，我觉得大顺军是必败的。

一方面，满洲政权密切关注关内形势，早在李自成挥师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联系大顺政权，要求协同作战。虽然李自成未予理会，但我们可以从中得窥清统治者对关内的情报掌握程度。具体到这次战役，由于吴三桂的作用，清军在投入战场之前更是掌握了非常充分的情报。

反观大顺政权方面，对满洲方面可以说几乎没有了解。虽然李自成在三月十八日兵临北京的时候，对崇祯帝开出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大顺政权在华北一带的情报工作做得确实不怎么样，次日北京就开城了，李自成此时的要求居然是裂土封王）中有“助剿辽藩”一条，但了解程度大概不会比仅知道“辽藩”的存在高到哪去。大顺军东征兵力仅略多于吴部，而直到山海关开战，李自成已经了解到清军就驻扎在战场附近后，甚至也未见针对性部署。显然李自成对吴三桂投降满清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对清军的战力、动向也毫无了解。

总结而言，这场战役，清军以有备算无备，占了地利人和。而大顺军的战斗力并不显著高于清军（这个结论我想大家都不会有意见）。这种情况下，李自成不输恐怕很困难。

这个战略劣势，不是李自成早一天或几天到达战场所能解决的。吴三桂固然没坚持多久，但那是因为他骨头软的军阀本性决定的。为保自己的本钱，他当然能投降就投降，但没有投降选项的时候，他未必不能困兽犹斗。

即使大顺军占据了山海关，短期内就要在未能组织坚固防御的情况下（很简单，关宁军出的汉奸本来就不少，这种改朝换代的斗争里必然有人往对家跳）面对清军主力攻击，情况也不能说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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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具体说说两点：

第一，吴三桂之所以反悔的原因，说法众多。比如广为流传的陈圆圆为刘宗敏所夺，又比如其父吴襄被大顺政权拷掠，云云。一方面这些说法都没有100%的可信度，但另一方面，没有记载确切原因并不等于吴三桂反悔是突然抽风。尽管吴三桂是个大汉奸，但我们不应当认为吴三桂生来就有当汉奸的瘾。事实上吴三桂的反悔可以说是必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

大顺政权一贯以“割富济贫”为宣传口号，虽然攻陷北京之后已经开始了向封建王朝的转化，但显然转型不会一蹴即就地完成，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对士绅阶级的号召力。“追赃助饷”乃至对前明士绅一定程度的拷掠还在进行。当然啊，这不是说世界观（道）层面上李自成有什么不对，这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是非常正义的。然而，李自成没有准确地判断局势，没有认识到当时，大顺政权与虎视在侧的满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了主要矛盾，从而犯下了方法论（术）上的错误。

强调这个，是因为有些明粉儿（如我之前说过的，据我观察明粉儿和公知的重合率高得异常）总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试图搅浑水，以民族矛盾掩盖甚至打压阶级矛盾。这些人把江山易主（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的责任推给农民起义军，无非是要为朱家的反动统治（我这里也不怕麻烦地再说一遍，宏观上看，我并不认为爱新觉罗家的统治比朱家更反动）张目，试图借尸还魂，鼓吹士绅阶级专政。改开朝被贬称后清，但我看来，它比堪称后明的民国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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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比较主要的体现是打下北京后的腐化堕落。需要注意啊，有很多“腐化堕落”的罪状是地主阶级的污蔑，这些细节讨论也不少，但宏观上来看，大顺政权确实是开始堕落了。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李自成要当皇帝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开始瓜分胜利果实了。

当然，“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我们评判历史人物，要按当时的标准来，不是说想当皇帝就反动。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大顺政权当时并不占有广大的根据地，甚至在已有根据地里，也未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这个时候称帝，一方面削减了起义者的进取心，甚至引起了内讧（当然应该说这些与称帝是互为因果的）；另一方面匆匆称帝又退出北京，对起义军的士气是重大打击，这一点在接下来的清顺战争中产生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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