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喀什， 我的南疆 -- 故乡在喀什

在南疆，棉花和棉纺都是政治。

南疆种棉花的历史不短，品种也很好，同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的强势，让南疆的棉花始终处于市场的热议中。只是，南疆的棉花让几把剪刀折腾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第一把剪刀是种棉花的成本。1990年代初，新疆的供销社进行了非常激进的体制调整。介于自治区和县一级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都被排除出了农药和化肥分销体系。少了一级经销商，按理来讲农民的支出应该减少。但事与愿违，自治区和县供销系统都没有谦虚地把多出来的一块肉分给农民。更有甚者，随着“一黑一白”战略的贯彻，南疆各级政府的政绩都与棉花的产量挂上了钩，所以都帮着没有了地区级农资公司的新系统推销。只是，一亩地到底应该用多少化肥，应该打多少农药没有人给农民讲。农民也被“热情”感动了。只是，到了要拿售棉款的时候才发现世界上不仅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塑料薄膜，种籽，化肥，农药。因为农资和棉麻都是供销社系统，所以基本上几张纸上砸了“恰玛菇”（形似公章的萝卜）的数字就是今年的“普鲁”(维吾尔语：钱）。供销社体制改革后，基本上地区一级政府都没有了介入生产资料分配过程的渠道。所以农民即使把农资上的问题最后算过来了帐，到了地区一级，基本上也只是听听而已。为了让农民种好农田，各级政府是有相应的农技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但是，县一级的农资部门是有销量奖励的，而农技部门是什么都没有的。更有甚者，1990年代随着商业植棉的一步步升温，许多问题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农技部门即使想讲什么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南疆的植棉农户最后只能成为了“背锅侠”。如果农资系统只是在调拨上进行了体制调整，那么南疆一些与棉花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如复合肥厂，塑料厂）还是有“借东风”的可能的。但农资系统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随着“一杆子插到底”的农资调整进来的还有严格的系统不准入制度。如果仅仅是价格战，南疆的轻工业还有招架的力气，那么随着农资系统对准入产品的严防死守，南疆制造的复合肥和塑料薄膜等产品连哀叹“相煎何急”都来不及就被淘汰了。随着南疆本地轻工业的淡出，南疆植棉业的成本调控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更有甚者，南疆还有许多极为激进的作法，如“万井”工程。南疆许多地方病（如二号病：霍乱；非甲非乙性肝炎）都与水源有很大关系。南疆许多地方的饮用水改水现在都没有搞完。但为了种植棉花，地方政府打了许多浅层水井，用漫灌的方式给棉田补水。给棉田灌水后，如果说这些井能够最后成为农民的饮用水，这样的结局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井不久就废弃了。这样的成本可想而知。这些成本最后也只能一层层的压到农民身上。南疆农民“背锅侠”如何悲催，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把剪刀是棉价的剪刀差。整个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形成现在都是一锅“乌玛什”（乱炖）。

和整个中国的棉花一样，南疆的棉花在播种的时候是没有收购价格的。但是，南疆的棉花在国家和华尔街的博弈是有相当的份量的。毕竟，新疆一地的棉花基本就是美国一国棉花产量。不过，由于美国的棉花是和美元绑在一起的。而美元在许多时候是被称作“美金”的，所以美国的棉花也就有了货币的感觉。而中国的棉花，因为要与中国的棉纺织品出口挂钩，要为内地棉纺织企业的开工率做保证，尤其是南疆的棉花还要为国家安全的储备棉做预留，甚至还要为减轻国家铁路运输的压力做贡献，这么多高大上的理由之后，就是没有人提出南疆的棉花是需要为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服务的。所以怎么看南疆的棉花断是没有挣钱的可能的。因为所有的“保证”，“预留”，“贡献”在算式里都是减法，而真正可以给南疆棉花带来加号的东西都被忽略了，如：品质。中国的棉产品在世界上特别欢迎，这与工业，物流，品牌和价格都有关系。但南疆棉花的色白，绒长，强力大，异纤少等特点并没有在价格上得到体现。中国棉花尽管在品质上超过其他斯坦和美国，但就因为没有依质议价的想法，所以在棉花市场上，中国总是以一种姨太的想法来迎合美国的定价标准。而南疆的棉花的角色在更大程度特别有耐人寻味了。怎么定义呢？羊脂球？

第三把剪刀是技术的代沟。在南疆，植棉业的技术代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划分梯队的话，农一师和农二师是第一梯队，南疆远离兵团系统的单纯地方植棉农户是第三梯队，农三师和其他近兵团的地方植棉农户是第二梯队。就植棉水平来讲，农一师和北疆的农七师，农八师不差（但农一师的棉纺业滞后许多）。农一师水利，机械化程度，田间管理都是处于全疆前列的。农一师的农业机械除了满足本师的需要外，还可以得利用时间差去和田和喀什打些散工，挣些钱。南疆第三梯队的农户基本上要靠政府吃饭，靠天吃饭，靠人力种田，知识水平差，人均田亩数低。南疆第一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比较基本上就是现代农业和手工农业的同台。只是棉花这一共同的产品把他们放在了一起。

在南疆植棉业的第一梯队里，其实有许多团场也都是亏损的。只是兵团系统有挂账的渠道和传统，所以同林不同命的第三梯队在大多时候连望第一梯队项背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兵团系统内部的体制创新在不断深入。经济条件好的团场可以代管经济条件差的团场。这种内部的体制优势如果发挥的好，那么处于第三梯队的南疆植棉户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南疆农村的形势也就可以预期了。毕竟相同的产品是会让不同的梯队站在同一终点的，

第四把剪刀是社会环境。《多收了三五斗》是叶圣陶写的丰收成灾，谷贱商农的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今天的南疆植棉户比叶圣陶笔下的农户还要惨。叶先生笔下的农户的悲惨境遇外，南疆植棉户还要再被剪两刀。首先是基层政府机构。南疆各级机构要从南疆的植棉户榨出来多少是有数的，因为需要养活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党政机关规模庞大，人员臃肿，这都是看得见的。南疆基层乡村一级的规模和人员的庞大臃肿，如果仔细调查一定会超过有名有实的机关的。这些人每个人如何脱离了土地都可以写一本书。这些故事我们没有必要深究，只是这些人每人如何拿到一份工资的重担最后都落到了南疆的农民身上。在南疆的每一个乡村，都有一部分乡或村的地，这些地上的收成就是这些未必在册人员的收入。所以义务工就成了南疆农民身上的枷锁。因为这些土地的农时和农民自己的农时是完全一致的。越是忙的时候，越是忙不到自己的地里。更有甚者，这些名义上公有土地上的种子，化肥和农药有时还要靠摊派来解决。

除了8小时上班的政府机构外，南疆的农民还要为养活宗教人士奉献。在喀什地区，有1万多座清真寺。这1万多座清真寺有多少依麻木，阿訇是一笔帐，每年光是清真寺的维修和保养就足以让多少农民白忙活又是一笔帐。没有人算这些黑洞似的帐。南疆的算的另外一笔帐让人真是大跌眼镜。有的政府机构在对宗教人士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许多宗教人士是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所以，政府开始对有些宗教人士开始发放生活补贴。

现在，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南疆农户是处于破产状态中的，这似乎总是被视而不见。

棉花在国家层面上究竟该如何与国际金融资本博弈？国家始终没有一套有效的办法。这可以走一步看一步。

紧盯着美国的期货究竟是出路还是绝路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慢慢讨论。

但南疆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不禁要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定要让棉花带血了之后才能在“一黑一白”战略中国版上回头吗？这等不起啊！

从遥远的华尔街到更加遥远的南疆，铺满了问号。望着这些个问号，天上的白云都漾着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