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就在8月底联邦调查局将金评定为“未来美国最危险的黑人”的同一天，身在西贡的美国大使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向美国的盟友之一宣战了。他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当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体面回头的道路，即颠覆吴庭艳政府。”洛奇代表了肯尼迪政府当中的一派主流势力。他认为南越总统吴庭艳过于专制，无法有效地动员战争力量来打击亲北越的反叛势力。在9月与10月期间，洛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针对吴庭艳的背叛与政变，有时一天之内就要与华盛顿进行好几次密电通信。正当胡佛忙着对付金的时候，负责对外政策的高层人员也深深卷入了洛奇的致命阴谋。无论对于胡佛还是洛奇一派来说，台面以下的阴谋都远比明面上的职责更加耗费他们的精力。

9月的第一周，胡佛命令技术人员展开前期查探工作，确保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针对金的私宅以及他在亚特兰大以及纽约的领导大会办公室进行窃听。同样在这一周，洛奇大使开始担心南越领导人对于美国这位海外盟友的反感程度有可能会超过他对于北越敌军的厌恶，换句话说吴庭艳未必就一定不会与越共势力握手言和、达成统一并且要求美国人撤出他的国家。“这显然是他唯一的王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洛奇在发给华盛顿的密电当中写道。“此外在我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国家，问题在于要想找到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的恰当基础并不容易。”9月16日，也就是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的第二天，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不仅建议扩大窃听计划的覆盖面，而且还建议联邦调查局针对民权运动发起一场法律框架之外的秘密战争。调查局副局长威廉.苏利文敦促胡佛实施这一计划，理由是美国“正在遭受社会革命的侵袭”，只有依靠战争手段才能做出恰当应对。

10月7日星期一，信念与背叛在各个层面上纵横交错。肯尼迪总统大张旗鼓地集结了众多政界要人来到白宫目睹新近得到批准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正式签署。肯尼迪宣称：“如果这项条约失败了，肯定不会是因为我们。即使条约当真失败，我们也不会后悔自己做出了这项明确而又光荣的国家承诺。”签约仪式结束后，肯尼迪总统躲进密室之中，与诸位高参们深入磋商了如何处理吴庭艳家族的问题（吴庭艳本人是南越总统，他弟弟吴廷瑈则统管着南越的秘密警察）。来自洛奇大使的最新密电警告说：“我们不可能采用非暴力手段迫使吴庭艳下台。”在这个周一之前的周末两天，美国特工与正在策划政变的南越将军们暗中碰了头。关于这些会面的四份交叉报告都提到了政变细节包括刺杀吴庭艳本人。与政变策划者的接触本来就极其敏感，更何况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美国与吴总统在过去十年里结成的同盟是打赢这一仗的唯一机会。来自白宫的指示要求情报人员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才能发动一场“完全安全并且能够完全撇清关系”的成功政变。与此同时，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司法部，一名特使亲手向司法部长递交了胡佛的书面请求，要求授权针对金在亚特兰大的住宅与办公室进行窃听。面对如此事关重大的决定，罗伯特一时间很有些踌躇。

与此同时，金本人则在伯明翰的一次弥撒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面对着民权运动再次陷入瘫痪的窘境，他也再次依靠热情洋溢的集会氛围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如果致使四名漂亮的小女孩死于炸药攻击的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改变，那么我们就要穿上健步鞋在全城各地示威。”在塞尔玛，10月7日是自由日，仿照得是即将到来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投票运动。非学委领导人邀请各界名人与全国记者前来做见证：假如每个月只有两天允许公民进行选民登记，那么在其中的一天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呢？在这天上午，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两名司法部律师、四名联邦调查局探员、非学委领导人詹姆斯.福曼、十多名记者以及几名摄影师看到了整整三百五十名前来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排成的长队。在绿色岩石砌成的法院门前，从门里伸出来的队伍顺着台阶延展到了人行道上。近百名州骑警。代理治安官以及匆忙招募起来的武装平民们密切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现场的气氛好似发生在白天的守夜。大约在正午之前五分钟，一阵来自警方的骚动打破了现场原本的沉寂。治安官吉姆.克拉克派警察前往马路对面去逮捕两名年轻黑人。这两人出现在观察人员身后的联邦大楼台阶上，手里高举着纸板牌，上面写着“登记为了投票”与“现在登记为了自由”。警方围困着选民登记申请人，观察人员在更靠外一层包围着警方，这样的局面一直沉默无声地持续到了下午两点钟，这时一名非学委志愿者将自己的钱包交给福曼——依照传统，这是进监狱之前的准备动作——然后就和一位朋友穿过马路走向了警方的封锁线。在封锁线的外侧，两名志愿者试图告诉各位申请人，没有任何法律阻止他们暂时离队找水喝或者去上厕所，但是申请人的回答却十分冰冷。队伍当中有一位满脸恐惧的女人绝望地低声说道：“你不能跟我们说话。”两位志愿者这才意识到，让这些申请人在警察的逼视之下站上整整一天就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全部勇气。于是他们两个试图绕过警戒线为申请人们送去几个三明治，可是警察当即一拥而上用警棍将他们击倒在地，并且沿着街道将他们拖向了监狱。

当天只有寥寥几名黑人在法院下班之前成功进行了登记申请。詹姆斯.鲍德温公开宣称塞尔玛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司法部律师赛尔顿.亨德森喃喃自语道：“我受够了。”此前围绕着塞尔玛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联邦诉讼，这项诉讼仅仅在前一周才带来了另一项强制令，要求黑人登记申请人得到公平对待。可是克拉克警长却将这份强制令当成了一纸空文，明目张胆地禁止申请人休息进食，还将善意的接触诬蔑成为了干涉登记的罪行。亨德森的搭档是一位资深白人律师，华盛顿方面的后续举动气得此人声称要辞职：尽管塞尔玛警方在投票队列周边使用了暴力，还在联邦地产区域内进行了非法逮捕，华盛顿却不允许他们针对这些行径提出起诉。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于自由日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塞尔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七十三岁的一战老兵在当晚的弥撒大会上惊呼道。他就像詹姆斯.福曼那样欣喜若狂地看到，在5月弥撒大会上重生的勇气已经从室内走向户外并且持续了一整天。那天晚上，阿梅利亚.博恩顿与马丁.路德.金取得了联系，激动地请求他支持自己。此外塞尔玛的白人同样对于自由日大感意外，没想到阿拉巴马州公民委员会的成立地点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没想过这一幕居然也会发生在塞尔玛,”公民委员会某官员宣称，“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会就此屈服的。“

10月10日星期四，分发三明治的志愿者们在塞尔玛被控犯有挑衅罪。在纽约，联合国与美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南非取消针对十一名政治犯的叛国罪审判，他们被控密谋反对种族隔离政府。*洛奇大使从西贡发来的绝密电文警告华盛顿要当心南越政府的对等威胁。“对于吴家兄弟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构想一下针对我的行刺也依然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断然拒绝这个念头。”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洛奇还是向南越领导人传递了一条信息：万一他本人当真死在了越南，“美国的报复将会极其迅速、可怖且无法形容。”

*【这十一人当中就包括了非洲国大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

当天下午，苏联驻美国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访问了白宫。与上午的事务相比，这次来访的气氛还算欢快。大使一行人即将起身告辞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还安排他们与下一波受到接见的访客以及陪同访客一起前来的司法部长打了个照面。厄尔.布雷克与肯尼思.罗约尔这两位特使原本打算坐下来在私下里与总统讨论一下伯明翰的现状，但是两人还没来得及开口，总统的一对年幼儿女就跑进了椭圆办公室，咯咯笑着满屋兜圈子，一名满脸尴尬的保姆紧赶慢赶地追在后面。一时间童心大发的罗伯特.肯尼迪半推半就地被侄子侄女扑倒在了地毯上。一位专门抓拍白宫日常的摄影师捕捉到了接下来的一刻：即将满三岁的小约翰.肯尼迪不知怎的打开了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的古董写字台下方的一个暗格，于是就兴致勃勃地钻了进去。总统赶紧把玩兴未尽的儿子拽出来，挥挥手让保姆将孩子们带出了门外。总统很高兴地得知两位特使在伯明翰得到了热情款待并且协助抑制了教堂爆炸案发生之后三周以来随时可能引爆的当地局势。布雷克很反感自己的同伴在伯明翰提出的“寡淡无味的公关套路”，希望能向总统介绍一下更加困难且更有实际意义的选项。在他开口之前，总统接听了好几通来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电话，对方向他通报了美军东德境内某高速公路上与苏军的对峙。等到总统将手头的麻烦暂时料理停当之后，布雷克提到了自己与罗约尔在伯明翰见到的一张保险杠贴纸：“肯尼迪当国王——戈德沃特当总统（Kennedy for King—Goldwater for President）。”饶是总统向来才思敏捷，也没能立刻绕过弯来，因为他对王室历来很有好感，所以第一反应并没觉得这句话是在骂自己。想了一会儿他才明白，满腹敌意的伯明翰司机们这是在骂他与马丁.路德.金是一丘之貉，共和党人巴里.戈德沃特才应该入主白宫。想通这一节的总统情不自禁地与弟弟一起放声大笑起来。接下来他与布雷克聊了一会儿橄榄球，最终决定推迟发布之前承诺过的伯明翰考察报告。

相比之下司法部长要想打发掉胡佛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同一天下午，他与联邦调查局驻司法部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一起审视了一番调查局申请对金进行电话窃听可能带来的麻烦。在他看来这样做的风险简直高昂得无以复加。一旦走漏风声，肯尼迪政府在黑人当中的口碑必将遭到粉碎，而且千百万将金视作民主良知化身的自由派白人也必将背弃肯尼迪政府。更有甚者，国会与南方的反民权势力历来认为民权运动受到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指使，一旦他们得知政府正在监听金，必然会理直气壮地掀起更加激烈的反抗。但是话说回来，恰恰正是因为金在伯明翰运动与华盛顿大游行之后声望日隆，罗伯特才需要掌握对付他的手段。窃听情报能让肯尼迪政府更有效地应对金，哪怕只是提前得知他想干什么也好。罗伯特告诉埃文斯，如果金当真与共党势力有勾结，电话窃听是确证这一点的最佳手段，尽管在过去两年里针对金身边最有可能是共党联络人的斯坦利.利维森的窃听始终一无所获，未能拦截到一丁点涉及苏联或者间谍事务的内容。但是一旦将窃听诠释成为知情与不知情之间的区别，司法部长还是倾向于依赖胡佛。罗伯特最终批准了窃听。根据埃文斯发回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司法部长再三强调了“这一事宜的微妙性质。”

10月10日的电话窃听决策不出一周就引发了令罗伯特猝不及防的暗流。在胡佛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完成了一份专题报告并且在政府内部到处分发，这份报告声称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毫无原则可言的人”，并且一直在“自觉、自愿且经常性地接受共党指使。”得知此事的罗伯特大惊失色，亲自赶到联邦调查局要求胡佛立刻将这批报告一份不剩地收回来，以免其中足以毁灭政治生命的指控从国务院或者五角大楼泄露出去。胡佛当即欣然从命——根据罗伯特日后的回忆，联邦调查局亲自负责了文件的回收——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散发这份文件的用意就是昭告各个政府部门，联邦调查局刚刚在国家安全领域获得了独立行事的权限。日后万一国会或者政府内部有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胡佛大可以亮出罗伯特.肯尼迪在金的窃听授权书上的签名，这个签名足以抵挡住来自民权阵营的一切抨击。更重要的是，这个签名严重削弱了罗伯特干涉联邦调查局优先工作方向的能力。此外他身为总统亲弟弟的独特优势也遭到了动摇——眼下他尤其需要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档案来保护总统闯过参议院听证会，以免埃伦.罗梅奇丑闻大白于天下。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优势，胡佛进一步要求针对金在亚特兰大的领导大会办公室的全部四条电话线路都实施窃听。尽管罗伯特.肯尼迪“依然犹豫不决……依然打不定主意”，但还是在10月21日签署了这份申请。同样是在这一天，安德鲁.扬闷闷不乐地私下向金提议要将领导大会撤出南方，集中力量抓好北方的选民登记。几天之后联邦调查局又获得了针对贝亚德.拉斯廷进行窃听的申请。依然因为胡佛散播监听报告而惊魂未定的司法部长为自己找了许多理由，比方说这样做是为了安抚联邦调查局，是为了在政治领域两面下注，又或者是为了采取额外的安保手段。但是不管说多少漂亮话也改变不了以下事实：针对金的窃听极大地削弱了罗伯特.肯尼迪控制联邦调查局的能力。此时的金尚且不知道自己遭到了窃听，也不知道自己刚刚多了一位不死不休的仇敌。无论今后的民权运动以何等形式开展，无论民权阵营究竟是受困浅滩还是滚滚前进，金都必须双线作战。他不仅要克服顽固执拗的种族偏见与仇恨，还要应对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肆无忌惮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