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文存档《毛泽东与周恩来》 -- 李寒秋

西西河一直在改，咱在墙内的帖子一直被删。从今天开始，陆续把在墙内各大论坛被删除的文章在这里备份。天可怜见，阿弥陀佛。

在各种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上看了许多关于我们伟大领袖与敬爱总理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文章。这些文章所披露出来的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将信将疑，惊心动魄。总而言之，这类文章读后令人顿生不快，心情沉重，因为它们破坏了我残留的一些美好印象。总的来说，我对伟大领袖是万分崇拜的，对敬爱总理是极度热爱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某些评论文章已接近于攻击与谩骂，令我为两位伟大人物极为不平。把伟人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在伟人的头上泼粪，并不能减损伟人的伟大，更不会将侮辱詈骂者提升到伟人的水平之上。这些人如此之慷慨激昂，于事何补？于己何益？另一方面，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又无一不言之凿凿，自认为确可信据。我也认为，相关的种种看法并非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与参考价值，不可一概斥之为造谣惑众。当然，针对同一事件，不同文章的观点之间也存在着互相冲突的地方，正可以让人反复度量，交叉印证。

经过认真的思索，我认为，不管预先的立场与研究的最后的结论如何，明智与诚实的态度就是，站在较为公正与客观的立场上，超脱现实中的利害关系，以较为同情与理解的态度来回顾那一段波澜壮阔、悲喜交加的历史吧。

某些中国人一提起精明势利、冷酷无情的盎格鲁?萨克逊殖民强盗、毒品贩子、奴隶贩子兼奴隶主以及荒淫无耻、目光短浅的法国贵族就热泪盈眶，柔情满怀，又是彻底宽恕与和解，又是价值与立场中立。相反一提起自己的祖先就咬牙切齿，怨恨交加，似乎现在的一切不幸都要由祖先们负完全责任。对这种态度我无法理解，不能接受。我认为最好还是将那些温柔的同情、理解与敬意留给我们自己的祖先吧！别人的祖先就让他们自己的孝子贤孙们去缅怀与辩护吧！

已过去的八十年、五十年尤其是那十年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历史，我们无法对此置之不理，无动于衷。这是我们的先辈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们至今还生活在它的影响之下，并且深受先辈们浴血奋斗的恩惠。作为幸存者与继承者，我们应该对它的存在尤其是活跃在其中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作尽可能同情的理解与公正的评价。最终我决定，不管自己的感情是否能接受，应该对事件的本身加以分析与鉴别，以求获得历史的真相。但愿我凭借着这种较为公正、冷静与明智的立场与态度能够收获到一些智慧与经验，而不仅仅收获了满腔的深仇大恨与根深蒂固的某种偏见。

很多人都将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人物对立起来，其实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相同之处较之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是更多的。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种种终极目标其实是极为赞同的，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彼此的社会主义的倾向一直是极为信任的，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各项原则。但只要是没有人支撑大局与出头，周恩来将采取一贯的附和与调和的态度。从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的角度出发，周恩来也许也愿意毛泽东采取更加强硬与鲜明的态度来对抗党内某些人的实用主义倾向吧。在这种倾向下，某些人恐怕随时会放弃社会主义的种种终极目标。周恩来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两种派别之间进行协调与妥协，不料这一回的政治斗争是出了轨，自己最后完全无法对其加以控制。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相异之处就在于——一位是乐于并且善于通过暴烈与恐怖的群众运动来实现其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另一位是以以身作则，鞠躬尽瘁来感化众生。一开始，毛泽东通过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与人民战争获得了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周恩来的谨小慎微与精打细算的工作作风才被证明是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的。

毛泽东也未必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对这些差别一无所知。其实，他是很乐意地将一切具体的行政与经济事务交给周恩来去处理，自己则安心思考哲学与大战略问题，只是要求周恩来事事汇报，不得自作主张。周恩来自己也自觉地遵守这些默契，因此他的政治地位基本上一直都是巩固的。至于政治家之间互相猜忌、怀疑与提防，此乃人之常情，人所不免，用不着大惊小怪。政治家的存在就是为了掌权，掌权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防范一切对手的阴谋诡计。不管是由什么意识形态来包装，任何人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都是也仅仅是政治工具，决不会是什么神圣不可亵渎的终极目标。看不穿这一点，不愿意由此出发来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行，一味地坚持只要主义真，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一般说来，如果某种选举制与民主制不依赖财富的运作而存在，那么支持者的多寡以及军事力量的掌握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政治家，一定明白，自己的安危荣辱，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要靠稳定的权力结构与军事实力来保证，不可完全寄希望于最高领袖的信任与善意。周恩来在极度险恶的政治处境下，或明或暗地召集自己的支持者与暂时的同盟者，组成一个非正式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以求自保，并不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这样做并不足为奇吧？

不管周恩来本人怎么思考的，这种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站在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上，马上就会被政治大清洗的洪水冲得无影无踪。公正的说，认为周恩来是保守派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总后台，未免过分。从他一生的表现来看，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平等待人。他这方面的优秀品质与毛泽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既然不是完全喜欢，欣赏或者信任那些激进分子，站在保守人士的一边，以及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保护者与代言人，势处于不得不然。当时的权力结构就是如此，不归左，即归右矣！

如果最高领袖深谙人性与利害关系，就不会因为这些所作所为而见怪，推己及人，换个地位，他也会如此行事。何况周恩来一贯在巩固防守反击的阵地后，马上又做出消除敌意与和解的姿态，从不逼人过甚，至少也从不主动去诬蔑与清洗任何人，以夺取最高权力。如此温和，再加上他一贯勤于任事，任劳任怨，干才难得，何必欺人太甚呢？打击面不要太宽了。

当然，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认定毛泽东来是绝对的信任与依赖周恩来，那也是言过其实，太不符合一个高处不胜寒的最高领袖人物的处境了。一个政治家绝对不能够信任任何人，连对手做出了令人信任的姿态都不能够信任，只有杀伐决断都取决于我，才能够放心。总而言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毛泽东就其一生来看，从不信任任何人，他自己的权力与生命只靠自己来保卫。他一贯愿意处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点上，保持仲裁者的超然与优越的地位。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一贯就是察言观色，诿过于人，锱铢必较，极力钻营，并且有着投机家一般的精明与赌徒般的疯狂。毛泽东为了争取其支持，不得不对其野心予以满足。在“九大”时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的前后，毛泽东便迅速提拔了“四人帮集团”来对其进行制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倒了林彪，清洗了林彪势力后，要是再扶起一个比林彪更有威望与更得人心因此也是更难控制与对付的接班人，是更加不明智的。

政治家们最讲究的是维护势力的均衡，失去了平衡就要极力使之恢复。批林以后继之以批孔，这是偶然的心血来潮吗？即使是周恩来本人绝无篡逆之心，能够保证它不会在那些心怀不满的追随者的挑唆威逼之下，半推半就地黄袍加身呢？宪法，党章，追随者的忠心说来说去都是虚幻的，只有权力结构才是确实的客观存在，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是看不到这一点，迷信那些虚无飘渺的玩意儿，就只能称为唯心主义者了！因此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死人总不至于从棺材里跳出来夺权篡位吧？！

毛泽东的一生就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生性不喜欢受任何约束，不管这些约束是道德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对自己又要求绝对的自由与保障，尤其是在权势方面。即便周恩来以其忠心耿耿的举动证明了他毫无篡夺之心，但是在清洗了林彪的势力之后，既然周恩来的追随者已经在党内与政府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因此，他不得不一方面抓紧对周恩来的敲打，以示警告。同时，毛泽东更加努力提拔那些新生的工农干部，近于饥不择食，这些举动完全是为了将“文化大革命”的遗产顺利的交给下一代。

对于毛泽东来说，刘少奇、林彪作为接班人已经在政治上被清洗，王洪文又已经证明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七八年就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模式就是他自己真正的接班人了。为了保证这个接班人的顺利生存，他不得不清洗所有对之不利的政治人物。难怪在旁观者看来，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就跟朱元璋一样，为了嫡长孙能够顺利登基，长治久安，清除篡权与叛逆的危险，不惜大开杀戒，对当年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与战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清洗，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它们的行为模式与利害关系还是高度一致的。

其实朱元璋要是足够现实明智，传贤而不传嫡，将皇位直接传给朱棣，又有何不可？至少可以省得两场浩劫了。朱棣本人也在抱怨，靖难之役无非是朱家的家庭纠纷罢了，值得那些忠臣们这么投入感情，干卿底事？当年赵匡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皇位自愿或者非自愿地传给了赵光义。最后不过是赵匡胤之子死得不明不白罢了，并没有株连大臣以及造成政治动乱。朱元璋采取这个模式又有什么不好？反正自己的太祖高皇帝的地位不会因此而动摇，大明帝国的江山社稷还是姓朱。

不过毛泽东没有这么优越的地位，他不可能有这一套先验的、不证自明的道统资源来维护其政治法统。共产主义的组织原则与意识形态，不允许其搞公开的世袭制，不能够保证毛泽东永远享受世祖高皇帝的待遇。因此毛泽东在设计死后的政治秩序时，费尽心机，最后六亲不认，利用一切人，同时又怀疑一切人。至于来自天安门广场上的五十万人的呼喊，在伟大领袖的看来实在不值一提。他一生中对抗过比这更强大的对手，在长期内战中消灭了无数敌人，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抗时，取得了一平一胜的骄人战绩，难怪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惊醒过来，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将邓小平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剥夺后，把军国重权交付给了华国锋，在昏迷中喃喃自语，“大势已定。”

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自我标榜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但是在事实上，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政治斗争上，为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生命与政治形象，剩下的百分之一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够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且这百分之一的时间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还要看心情与能力如何。没有了权力，将名誉扫地，连生命都保不住，何谈为人民服务？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以及其他任何政治家，都逃不脱这个残酷的规律，其人其行，可叹可悯！

就这一点来看，这些政治上勾心斗角的行为还不如帝制下同类行为来得光鲜呢。皇帝的地位与权力都是来自继承，一般情况下，皇帝本人又何必去搞拉帮结派，而忠臣们只需做出令伟大领袖放心的姿态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去为黎民百姓服务了。当然有一利就必有一弊，臣子的荣辱生死均在君主的一念之间。不过话说回来，只要君主不是过于昏庸残暴或者政治风气以及社会舆论不是那么腐败黑暗，忠臣们很少会惨遭不幸。

在现代政治体制下，主席与总理或者副主席之间的差异并不象君主与宰相那样，其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君为臣纲，权臣逾越了这个界限就会被视为奸臣，青史留污，众口一词，同仇敌忾，千秋万代都不得翻案。毛泽东可不能享受到这种绝对优越的地位，即使是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也无法永远地保证这一点。退而求其次，毛泽东追求的是在权力结构中的绝对有利的地位，最好是在党内的各种势力之间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当周恩来的势力压倒了他刻意扶植的激进派时，他无法泰然处之，势必采取扶弱抑强的对策。

在旁观者看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是几次三番要打倒周恩来，我不这样认为。但是，即便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那也并非是因为对他有仇恨，而是为了使自己死后免遭否定的命运以及将“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移交给后人，让这种群众政治运动的模式永远有效地运行。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觉到自己死后遭否定以及“文化大革命”遗产被后人拒绝的结果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此他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威胁。而在党内，唯有周恩来有这样的政治势力与道德权威这么做，其他人这样说与这样做的话都会遭到杀身之祸至少是将遇到极大的阻力。

据外国研究者披露，在周恩来弥留的时刻，毛泽东去医院看望了他。对于雄猜大略的伟大领袖来说，党内最能干与最讨人喜欢的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先己而去，使一切不满、误会与怀疑都永久地成为了过去。反正不必担心周恩来在自己死后还能够对自己进行诋毁、攻击或否定了，或者以他的几十年身居党内最高领导核心的威望，将“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不动声色地一笔勾销。这种可怕的危险已经消除，于是自己可以放手来设计死后的政治格局了。他们之间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已经彻底消除，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感情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表白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对于使用何种手段与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存在不少的分歧，但是，周恩来以其忠心耿耿与谨小慎微表明了他对伟大领袖并无异志，从无取而代之的野心。

当然，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与怀疑其实也是由充分根据的。周恩来一贯圆滑精明，善于做人，相忍为党，从来不会为了坚持抽象的理想与原则而斗争到底。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的任务交给周恩来，绝对不能令毛泽东放心。

最后，毛泽东最主要的目的即维护自己的法统已经实现，尽管在死后的长时间里遭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而且自己一手扶植的激进派被一网打尽，自己最为看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遗产被全面否定。而周恩来关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遗嘱被认真执行，在死后被人民发自内心地深切怀念，全党与全国人民一致颂扬他的为党为民为国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他的遗爱长留人间，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如双峰并立，垂之万世，可谓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斯大林死后没有这样好的下场，就是因为俄国没有周恩来这样的忍辱负重，能屈能伸，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家呀！当然，斯大林本人也不像毛泽东那样善于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把所有的人都整得服服帖帖，他纯粹是霸王硬上弓，以斩尽杀绝为能事。而且当时苏联所处的极度孤立的战略处境远远不如新中国安全，新中国至少可以背靠苏联。这是斯大林在希特勒上台后，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时，情绪极度紧张，举止失措，对反对派大开杀戒的原因。由此也可以借鉴中苏分裂后，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极度孤立，毛泽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外交与军事部署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针对加米涅夫，当年斯大林还说过，他这个人温和细腻，聪明能干，实在是个当总理的料，不料还是在政治上不够清醒现实，陷进了那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中去了。说来说去，加米涅夫还是看不起斯大林，认为他既无学历又无修养，不甘心一辈子为他作嫁衣裳。相比之下，周恩来可是精明现实多了，他从来就不敢对毛泽东加以侮辱或刺激，一贯对其雄才大略敬畏有加。即便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打击他，也是留有余地，决不把事情做绝。

对于毛泽东来说，一辈子都在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苏联阳奉阴违，明争暗斗。对他来说，一生中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北方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援助”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式的指挥”。原来的共产国际或者斯大林所拥有的政治法统上与组织上的力量，后来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所拥有的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这是真正可以动摇毛泽东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一股强大的势力。苏联势力在中国党内扶植某一派取毛泽东而代之，完全有可能——在苏联人的眼里，则完全有必要——这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最大梦魇。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之所以最终打倒了王明，有一个极大分量的因素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发话了，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他是从实践斗争中诞生出来的，王明等人不要争了。王明只是在王稼祥向党的高层会议上传达了这句话以后才收敛其争当中国党领袖的野心，不然的话，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权力斗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终止。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其本国的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支持中国党内的某一派，操纵与控制中国的一切完全有必要。中苏交恶后，就苏联的立场来看，中国最高领导层发生变更，不管胜利者是谁对于苏联来说都比毛泽东在台上强，最好是刘少奇，其次周恩来，即便是林彪也行。这三个人都曾经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不大可能执行绝对反苏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各国本是一家。对于普通干部与基层党员来说，也许并不认为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独立与联合恐怕没有什么区别吧？亲苏派在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党员中，谁也没有伟大领袖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叫板的勇气，总会觉得既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比美国好一点。无论是按照中国人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信条，多个朋友多条路；还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全世界劳苦大众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家的统治，都不必做出这等彻底决裂的姿态。

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当年曾经要求毛泽东尽一切可能出动八路军对日作战，以阻止日本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一要求被毛泽东干脆地拒绝。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实力有限，对改善苏联的战略困境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显示出了毛泽东精明现实的一面，在他的眼里其实是没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念的。后来赫鲁晓夫的抱怨，其实也有道理，既然是同盟国，为什么不能在军事上进一步地合作？毛泽东竟然在这些细节问题上都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其“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是否名不副实，或者竟然有反苏野心？当然，在苏联人看来，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毛泽东为了取代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而不顾一切原则与道德。

当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毛泽东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远远超出了几年前赫鲁晓夫访华的标准。伏罗希洛夫回国后，就会同那些斯大林的老战友们，对赫鲁晓夫进行了突然袭击，试图解除其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莫洛托夫取而代之。这场政变由于赫鲁晓夫得到了朱可夫等一批军方势力的支持以及他的追随者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而被粉碎。在赫鲁晓夫看来，伏罗希洛夫也许就是在毛泽东的挑唆之下才这样胆大妄为吧？虽然未经证实，反正不满与疑虑已经产生，最后总会要付诸行动的。既然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行事，他也就无权要求赫鲁晓夫不礼尚往来了。

防修反修的另一面就是防苏反苏。政治家们有所怀疑就会有所行动，等到事到临头再采取行动就来不及了。六十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试探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其间苏方竟然有人做贺龙的工作，说什么，既然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搞下去台，你们也可以把毛泽东搞下台云云。刘少奇真正的罪状以及最终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恐怕就在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他竟然还认为“与苏联采取共同行动”是可能的。作为一个较为正统的革命者，也许他所认为的共同行动是指中苏两国在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不过，他的这些言论在毛泽东的理解中恐怕是要挟苏自重，东山再起，取而代之吧？

林彪的失宠与败亡的真正原因恐怕也是如此吧。他坚持“九大”制定的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政策，反对与美国缓和。甚至叫嚷，“如果你能请尼克松来中国，我为什么不能请勃列日涅夫？”竟敢以这样的口气对伟大领袖说话，并且还触动了伟大领袖一生中的最大的忌讳，岂不是自寻死路。他也不看看自己的实力，有什么可以拿得上台面与毛泽东对垒的。造神运动将毛泽东送上云端，如今又想将他拉回人间，不料请神容易送神难，自作自受，活该倒霉。林彪这个人，深谙登龙术，一辈子都在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对毛泽东的继承者问题耿耿于怀，戚戚于心，悠悠万事，以此为大，连这点都没看清，他也算不得什么老奸巨猾了！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虽然是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敌人，但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你死我活的，双方敌我分明，壁垒森严，彼此之间不可能安插代理人，不必担心美国人支持党内的某一派。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样一是做不到，二是中国党内之间的斗争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无法分辨与利用。但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内的某一派随时都会愿意回到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中，不过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投靠美国。美国人是堂堂之阵，是真小人，不必担心搞什么阴谋诡计，不过是肘腋之患。苏联人是伪君子，可以以国际主义的原则来反对中国最高领袖的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是心腹之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跟苏联有过密切联系的人都遭到了政治上的清洗，几乎所有对苏联有表示过好感的人都不能免除怀疑。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访苏期间，曾经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地表示过，“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此之谦虚谨慎，当然会让斯大林以及其后的苏共领袖喜欢，当然就会使毛泽东极为厌恶与怀疑。

周恩来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克里姆林宫一贯比较中意的人物，当然也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那次先斩后奏，到延安整风巩固战果，再到后来的中苏论战，一直在敲打周恩来，也愿意利用周恩来。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担忧，极力做出令毛泽东放心的姿态，不仅领导了对苏联的攻击，而且帮助毛泽东建立了与美国的外交联系与战略合作关系。如此一来，周恩来使得自己在政治格局中显得更为重要，使得毛泽东更加依赖他的外交才华。当然，毛泽东一贯不信任与不喜欢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才会对“四人帮”说，你们还年轻，要多学几门外语，不要被那些老爷们骗了。他恐怕又在担心周恩来将挟美以自重了。

从历史纪录来看，周恩来一贯就在各种人际关系与外交关系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善于利用中立与不干涉的手段来保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国焘进行了一场暗藏杀机的政治军事对垒。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当时的政治天平的重心就是在遵义会议上决定的，党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两方面都对周恩来抱有巨大的期待，周恩来两头不是人，处境极为微妙尴尬。不过，天从其愿，病得其时，可以不去赴那场鸿门宴了。

在旁观者看来，张国焘比毛泽东有巨大的优势，在军事斗争的时代，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就是政治地位与政治权力的依据。如果张国焘这个人更加心狠手辣一点，恐怕中国的命运今后就要改写了。张国焘原来是较为中意周恩来的，因此才会对周恩来竟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大惑不解。他跟原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都有矛盾，这种矛盾被毛泽东紧紧抓住并且加以利用，终于收到了各个击破的效果。

一个政治家在实力对比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会要奋力促成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如果暂时做不到，就要远离强大的对手的控制。任何政治家都不可将自己的安危生死寄希望于对手的良知与社会的公论。在封闭险恶的藏汉交界地区，力量对比又于己极为不利，干脆一走了之。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万一张国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有人在一旁挑拨提醒，以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再进行一次政治清洗，那时叫哭爹叫娘都来不及了。当时连号称“猛张飞”，一心为党的彭德怀都建议用武力解决这种于己极度不利的局面，可见当时两军之间的怀疑与猜忌有多深了。

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一直是党内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有足够的威望与法统资源。穷乡僻壤，人迹罕至，在这里上演一场逼父弑兄，斧声烛影的闹剧，难道谁还会跑到克里姆林宫去告御状？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都深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都觉得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看实力对比不利于己，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这种情绪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同时也是一种群体性的情绪。对于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来说，历尽了九死一生，好容易获得了领导的重心。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却发现，由于势力消长与力量对比，自己将要从整体上被贬斥到一个较为不利的地位上去，不如分道扬镳，各为其主，各奔前程吧！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然，以事后之明，我们应该承认，人多枪多代替不了路线的正确。张国焘本人虽然还算比较现实，但还是不脱书生政治家的本色，其言行总给人一种在搞学生运动的感觉。当时他的三韬六略最多就是走三国鼎立的老路子，在四川盆地割据称雄，或者在中苏边境建立一个苏联庇护下的保护国。这种战略更本没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更不要说夺取全国政权了。

而且在延安时，张国焘竟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红军应该韬光养晦，让日本人与蒋介石的军队杀得个你死我活，最后的胜利归于劳苦大众与共产党的政策，还是满脑子的民族大义与忠君观念。看来，虽然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打击张国焘是有欠公正，但是，中国的革命事业落到张国焘的手里，是不可能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全面胜利的！在此前后，毛泽东拥兵坐视张国焘的嫡系部队西路军在甘肃青海被马步芳的骑兵消灭。张国焘的军事势力已经消灭，再从政治上排挤他就是易如反掌了。

海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其大著《晚清七十年》中一再将“文化大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相类比，处处用毛泽东来指代慈禧太后，时常把周恩来与李鸿章来做比较，这令我极为不快。叶赫那拉这个老妖婆怎么配与我们伟大的领袖相提并论？李鸿章这个“糊裱匠”（李鸿章的自我评价）怎能与我们敬爱的总理同日而语？不过从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中的角度去比较分析，还是可以发现这种类比的合情合理之处。

叶赫那拉氏与毛泽东都是以不太合法的方式僭越了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皇太后摄政与领袖独裁都是正常政治体制中的权宜之计，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下去，为了维持这种非常体制，当然要使用一切手段来使这种体制有势在必行的理由了。

西太后是可以摄政的，但前提条件是皇帝未成年，皇帝如果成年，按规定是要交还权力，离职退休，颐养天年。但是她恋栈不走，使用了一切阴谋手段，最后不为同治立继承者，让光绪直接继承咸丰的法统，以便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摄政，如此可谓是费尽了心机与手腕。而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在战争年代中形成的，但是他希望在和平年代中长期保留下去，为此有意无意不得不再一次使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中了。他对中国革命后的某些趋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容忍，因此出现了从头再来一次的念头，号召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至于周恩来，其与李鸿章的地位与处境也有极大的类似。一方面自己要将国家导入现代化事业的道路，又要在外交斗争中与那些贪得无厌，鲜廉寡耻的国家斗智斗勇，还要应付政治对手的造谣污蔑与不择手段的攻击，日理万机之余，还要抽空天天到最高领袖那里去请安汇报，实在是焦头烂额。整个国家，做事的就只有自己和周围的几个人，真是勉为其难。那些一点正事实事都不做的人，反倒是永远正确，决不会犯错误，还要对别人的工作指手画脚，大放厥词。

公正的说来，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更加合适一些，这两位人民的好总理与好丞相同样是尽忠国事，知其不可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可企及的道德丰碑。至于毛泽东，有人满怀深情地将之比作为曹操或者武则天，在反对与抗议的浪潮中，有人又攻击他为秦始皇。在崇拜与仇恨的情绪都消逝后，比较平和公正的研究者又将其比作刘邦或者朱元璋，这些比附都有一定的类似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由政治行为模式与权力结构的一致决定的。将其类比可以起到触发灵感，开阔思路的好处，但是最好还是对不同的人和事加以深刻的分析与细心的体会，不要为了几句俏皮话，谁都要骂！

公正地说来，周恩来作为一个较为温和稳健的政治家，在中国当代政治中起到了类似于传统忠臣的作用。那些忠臣们，一方面在公开的言行维护皇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对皇帝进行规劝。以求皇帝不要忘了自己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要一意孤行，任性而为，成为普天下痛恨的暴君。周恩来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毛泽东本人在公共场合中从无不恭顺之处；另一方面还是提醒所有的人，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不要违背共产主义的原则与信仰。

当然，要是说周恩来的一系列符合主义或者符合传统的忠顺的姿态消除了毛泽东的猜忌，因此这两人之间互相信任甚至喜欢，那也是言过其实的。任何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最大的本质就是不动感情，怀疑一切。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次三番地对周恩来采取政治攻势，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周恩来，既要利用，更要防范。跟古代的皇帝对付权臣一样，他是不会给予任何人以绝对的政治安全感的，总要使人诚惶诚恐，不敢也不能心生异志。

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的终极理想固然无可怀疑，但是他的那些接班人就未必如此了。他可不能将一切希望全寄托在美好的幻想之上，这样做对中国以及他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对于周恩来来说，恐怕是宁肯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也不愿意和他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接班人共事吧！自己不愿意当领袖，就要追随真正的领袖人物。其实与一个胸怀大志，精于算计的对手合作还是有好处的。一般说来，欲成大业者，就不会过分小气，不能容人，即便其猜疑心重，也没有关系，至少可以根据其内心的真实意图作相应的处理，逆来顺受或者因势利导。

“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周恩来的终身的信条，自己的绝代才华，也要货与识货的人。当然，自己自觉自愿地去做忠臣，就会要受到很多限制，某些时候，即便自己有异见，也不得不顺应君主的决定。关于周恩来没有尽力保彭德怀、刘少奇以及其他老干部的指责，实在是持论过苛。轻举妄动，仗义执言，这一向就是招来大祸的原因。而且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应该是由自己来捍卫的，要是寄希望于别人的帮助或者主持公道，其实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已经就是一个死人了！

关于清洗彭德怀，实际上历史上有一个绝好的先例可加以参考。在三国时代，刘备的义子刘封，因为坐视关羽被困荆州兵败不救而被处死。其实刘封不采取救援行动有其客观原因与客观限制，早已投降曹操的原刘备的将领孟达，指出刘封险恶的政治处境，劝刘封投降曹操。但刘封对刘备忠贞不二，不听从孟达的建议，兵败之后只身回到了成都，却不料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而将他处死。因为诸葛亮认为刘封的地位特殊，有军功与政治经验，性格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御制。”因此劝刘备一劳永逸地彻底清除他，这体现出了这个三代之后第一道德完人的城府之深。

“易世之后终难御制。”这恐怕是当时最高层那些批彭德怀的大员们的共同心态吧。不仅仅是周恩来如此之想，几个老帅在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时，就说，“毛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还有一个严重违背他与人为善的一贯作风，大肆攻击瞿秋白的例子。令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周恩来大光其火，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死去多年的瞿秋白横加指责，有失他刻意保持的温和中庸的政治风度，这的确是一件蹊跷事。由于没有周恩来与瞿秋白当年的相关资料，无从评论，不过根据当时的险恶的政治形势以及瞿秋白的个性来看，还是事出有因吧。

瞿秋白这个人，知识分子本性不改，多愁善感，自负甚高，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又毫无心机与手腕，完全是个业余水平的政治家。本身又头脑单纯，性格冲动，精神二元分裂，看他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就知道了。

根据人性与历史经验，这种人，革命冲动来临时，幻想伟大的理想可以一蹴而就。大屠杀开始时，又整天哀叹自己的失误导致牺牲了无数的好同志。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求其他领袖人物跟他一起忏悔，要求同志们原谅，口里念念叨叨，要退隐于乡间，又不肯真正一走了之，又要留下来令人厌烦。自己意气消沉，不愿意做官了，根本不管别人还想不想继续做官。他虽然没有故意连累别人，但是当时的人都知道，他们几个人是一根线上的三个蚂蚱，事业、名誉与政治生命都拴在一起了。一个人在这里悔过，其他人该怎么办？跟他一起忏悔与退隐，政治生命恐怕就此完结；不忏悔就会被人攻击为对错误毫无认识，对战友与同志的牺牲毫不痛心，总而言之，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周恩来当时也许是惶惶不可终日，自觉随时都有在政治上被打倒，被抛弃甚至被彻底清洗的危险。

这种危险与尴尬局面真是难为了周恩来。瞿秋白这个人亲近不得，信任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杀不得，这个五得星君，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这个人的权力意志已经崩溃，在政治上早就是一个活死人了，又不愿意以自杀了断，令人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恼怒情绪压抑了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得以发泄。

看来，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要为自己辩解，向他人发泄。周恩来维持极高水准的道德风范与形象也是花了巨大的功夫的，肯定是时刻与天生的各种不良情绪在作斗争，不料还是有个瞿秋白来破了他的几十年辛苦修行的道行。伟大先知云，“人所具有，我皆具有。”周恩来也是如此啊！偶有失常之举，这样我们才觉得他更象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泥塑木雕的道德偶像。何况他仅仅是对死人光火而已，人死后无知，物质分解，精神消亡，等于是放空炮一样，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的政治行为模式都深受他们少年时代经历的影响。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母亲，一方面站在儿子们一边反对丈夫对佃农与乡亲刻薄绝情的勾当；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儿子们公开地向父亲的权威挑战，要求儿子们尊重父亲的权威。毛泽东从小就对父亲不满，与母亲博大的同情心认同，最终走上了一条叛逆的不归路。他想不到自己为造福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而终身奋斗的结局竟然是——在最后的时刻，自己也被中国的青年一代视为任性胡为，粗暴专制的君父。真是天道好还，人算不如天算。

周恩来少年时代，母亲万氏极为精明能干，在处理家族纠纷与主持家族事务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天才。相反，他的生父却是一个较为懦弱无能的人，一心逃避现实。这时的周恩来一方面学到了一些女性化的为人处世态度，因此后来他愿意极为温柔细腻地照顾周围的人们尤其是毛泽东；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他终生寻求一种父亲式的保护、服从父亲般的权威以及为父亲而奉献的冲动（当然基本上是奉献给了毛泽东）。这种二合一的态度，使得他在人民面前扮演了一个慈祥的母亲的角色，既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的各种生活需求，同时也告诫他们，不得反抗父亲的权威，否则天下大乱，家将不家，国将不国。

一个严父，一个慈母，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珠联璧合的。其实，这就是古代中国古人的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传统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国古人总认为，有一个不定期地任性胡为的昏君暴君，总比无休止地闹起无君无父的政治动乱要好得多。如果有忠臣在朝廷中主持危局，心系黎民百姓，那他们几乎是愿意无限期地忍受任何君父的暴政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周恩来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种种表演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而毛泽东那种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以及斗争哲学最终为中国人所不喜。斗争到底，反抗到底，视死如归，这是弱势者与造反者的信念与风格。而与人方便与自己方便，要爱惜人类的鲜血，则是站稳了脚跟的革命者的一般态度，也是中国人处世的信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严重地违背了这个信条，如无本之木，失水之鱼，其能久乎？

人民对已故的好总理的怀念与崇敬是促成“文化大革命”体制最后崩溃的主要原因，道统终于从伟大的君主转移到了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忠臣身上去了。伟大领袖的意志终有衰败的一天，古老的历史与文化的模式，终将发挥了它不可战胜的力量，传统文化全面回归，周忠臣与邓青天成为反抗红太阳的一面旗帜。

所谓的周总理遗嘱，虽然是假造，但是人们却加油添醋，刻意传播。这无非是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无秩序的政治斗争与准军事化生活状态的厌恶。对粗暴专制的父亲的厌恶，对慈母的怀念，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行为模式，死人为大，忠臣所代表的道德法统终于将战胜暴君所代表的政治法统。

法国的文化英雄马尔罗，是一个唯一对周恩来的风度表示厌恶的西方人，他对毛泽东倒是极为欣赏的。其实也不奇怪，戴高乐就属于毛泽东这类人物，而且法国就绝对没有周恩来这种善于扮演慈母与主妇类型的政治家，一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顾全大局。要是戴高乐身边有这种人物，他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后举行的全民公决失败后黯然引退吗？肯定可以活到老，干到老，掌握绝对权力一直到死了！

有位法国人拜访毛泽东的时候，竟然发现，周恩来坐在一边看报纸，对于他们之间的谈话显然毫不关心。这位客人事后评论道，“你想想什么人会在戴高乐身边看报纸！”其实，周恩来并非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毫无政治军事势力，完全靠伟大领袖的赏识与恩惠才获得权力。因此完全不必要在这种非公开的场合下，对伟大领袖毕恭毕敬，诚惶诚恐。

在斯大林的晚年，周围根本就没有并驾齐驱的人，只有在很低的地位上，才有几个助手与学生级的人物，而周恩来是这种学生与助手级的人物吗？毛泽东对周恩来也许也会抱有和马尔罗同样的看法吧！这个人，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三大法宝在手——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为天下先，与伟大领袖的超人意志与斗争哲学大异其趣。打不倒，赶不走，唾面自干，我行我素，再加上大得党心与民心，奈何不得，如何是好？

这个真正绵里藏针的人物，长盛不衰，永远处于统治集团的核心，绝不当头，从不觊觎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地位。不管事态如何变化，其地位永远稳如泰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来不盛气凌人，热心地为一切人包括自己的对手服务，即使是对初出茅庐之辈也是如此。这种风度使得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要跟这种人作较量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仁者无敌，中国人一贯同情弱者，讨厌强暴者，还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吧！

还是尼采讲得好，“只要是出现牺牲、服务以及仁爱的眼光的场合，那里就同时有欲主宰别人的意志。在那里，弱者沿着秘密的小径，偷偷摸摸地进入城堡，甚至是进入最强者的心中——并获得权力。”其实这也是迫不得已，没有权力，连生存都会有问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弱者与强者，君子与小人的较量，品行的差别其实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归根结底是意志的较量。没有生存的信念与斗争的意志，自我崩溃，自我放弃，对手不但不会感恩或自惭，反而会踏上一只脚，叫失败者永世不得翻身。要想做好事，先得学会做好人，要想做好人，先得生存下来，否则的话，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