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金与赫歇尔遥遥相对，在芝加哥大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他选取了批判教会自满态度的标准布道词：“星期天早上十一点还是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钟点，主日学校上课的时候仍然是美国中小学一周当中种族隔离最严重的一天。弥尔顿认为最不可饶恕的罪孽就是自欺欺人，就像路西法那样宣称‘恶呀，你来做我的善’，以至于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奉行种族隔离的美国教会距离这样的立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金的平静外表掩饰着他对于教会体制无所作为的极度不满，布道词的文字几乎约束不住他的愤懑情绪。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在伯明翰有意识地承担了危及生命有进无退的风险，期间既没有依赖也没有等待来自其他神职人员的协助。

自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金在追求种族平等的道路上已经历尽了各种挫折，因此他才逐渐下定决心抛开建制派教会独自投入这场赌博。事实证明，公交车抵制运动采取的非暴力回避策略难以移植或者推广。于是他转而依赖自己千锤百炼的演讲才能，比照着葛培理牧师的圣战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马不停蹄的反种族隔离巡回布道之旅，一连布道数百场。葛培理十分看好金这位后辈，偶尔还会指点一下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这种拉人入教的斗争方式让身为演讲家的金尝尽了甜头，他收获了无数掌声与赞美，让无数听众泪流满面，至少暂时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但在日常生活中，黑人依然是一个遭到隔离的族群，除了金本人这样的名人之外，绝大多数黑人依然是无视与轻慢的对象。等到大学生们在1960年的静坐示威与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当中率先采用非暴力对抗的新策略时，金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观点：种族问题极其棘手，光靠一两个演说家给听众灌鸡汤于事无补。只有在经过无情事实的连番教育之后，像金这样的人才会逐渐承认单凭口才不足以成大事，即便有社会地位与教育背景的加持也是枉然。虽然他诚恳地赞美学生的勇气，但是他本人却一再拒绝了来自学生们的战鼓传唤——“你的身体在哪里？”这是学生们摆在黑人领导层面前的第一场测试，要想通过这场测试既不能依靠说教也不能依靠资历，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暴力。

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投入非暴力运动，而是继续坚持着更适合他这位黑人教会巨头的方法。他一方面花大力气向白人领袖们请愿，另一方面动员自己的盟友去争取全国浸信会大会的控制权。他们的梦想是一手掌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黑人志愿者团体。全国浸信会大会共由一万多名布道人和五百万成员组成，可谓是一个现成的民权斗争军团。如果能将这支力量抓在手里，金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针对任何种族隔离目标发动大规模抗议。彻底掌握全国浸信会大会的先决条件与黑人教会政治的普遍抱负不谋而合：在与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进一步对抗之前，金集团打算首先在父辈和祖父建立的隔绝世界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他们的计划却遭到了现任“黑人教皇”J.H.杰克逊牧师的当头痛击。在先后两次全国大会上，好似足球骚乱一般的肢体冲突替代了惯常的布道与唱诗班活动。杰克逊的势力在冲突当中压制住了金的势力，最终在1961年堪萨斯城的会场上赶在警方到来之前实际控制了布道台，将金的势力挤到了旁边。取得胜利之后，杰克逊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声称一名不慎摔死在斗殴现场的布道人是被金害死的，并且将金驱逐出了全国浸信会大会。这一举动导致了一场大分裂，约有两千名布道人——包括金的密友、来自布鲁克林的加德纳.泰勒，以及金的师长、摩豪斯学院院长本杰明.梅斯博士——跟随着金一起脱离了大会。但是还有许多金家的老朋友以及杰出的布道人——例如小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选择了留守。专属于黑人的全国性机构少之又少，而他们早已将自己的身份认同锚定在了国家教会当中。

直到借助黑人教会推动社会改革的路线被彻底堵死之后，金才正式投入了不断升级的非暴力运动。他参与的最主要事件就是1961年底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始的大规模入狱游行。这段艰苦经历让他意识到，在任何足以引起新闻界集中注意的种族冲突当中，记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将报道焦点集中在他本人身上，因为他是大多数读者最熟悉的角色。而且新闻报道的核心问题往往并不是金的事业具有怎样的道德价值，而是每一场斗争的胜败结果——金与种族隔离主义者，谁能占上风？不得不与整个南方的法律和文化标准相对抗的金在1962年背负着输家的烙印离开了奥尔巴尼，因为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他本人还因为在斗争期间盖过了同事们的风头而受到了怨恨。然后到了1963年1月1日，也就是林肯解放宣言生效百年纪念日，金再一次吃了个暗亏。在过去两年里他一直私下推荐肯尼迪总统围绕这个日子发表一份历史性声明，借助总统行政命令至少部分废止种族隔离。而肯尼迪总统却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最后还是躲过了这个自然截止日期。

几天之后，金召集十位最亲密的同事来到了佐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一处私人度假胜地。他告诉他们，对抗种族隔离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与政坛上层人物之间也没有达成任何盟约。 所有还算体面的斗争路线都被堵死了。在他看来，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撤退，要么跳崖。他还担心最高法院在1954年针对布朗案做出的种族融合判决以及肯尼迪执政时期的改革能量将会很快消散，因此决心进行一场精心计划的孤注一掷。金的首席助理怀亚特.沃克为伯明翰行动制定了一套阶段性的非暴力攻击蓝图。伯明翰是种族隔离的象征性堡垒，这座城市将周边阿拉巴马州的种植园态度与钢铁厂经济的露骨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象征这一结合的关键人物就是当地警务专员尤金.“公牛”康纳。

金的人马既没有回避风险，也没有一味抱怨媒体在道德层面上的愚昧，而是尽力促成了金与康纳之间充满戏剧性的公开摊牌。最重要的是，金从此确定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决不再为其他人搞砸了的行动充当“消防员”，而是要主动采取行动，充分发挥自从公交车抵制以来累积的所有经验。经验之一在于出其不意。因此金并没有邀请父亲前往萨凡纳开会，也没有寻求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批准，因为他知道惯于长篇大论的理事会成员们肯定会不着痕迹地阻挠他的设想。他将要分阶段打基础，然后一声令下发动突击行动。非暴力学生委员会也向他强加了另一条教训：在在这个自私的世界当中，仅凭理性并不足以成事，还需要平白无故的受苦受难作为补充；非暴力战争的烈度丝毫中不低于动刀动枪的战争；要想打动戒心十足或者漠不关心的陌生人，戏剧性的风险与痛苦是最可靠、最敏捷的信使。金在散会时警告各位朋友们，他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们不可能全都活到本次斗争结束。”尽管如此，参会人员还是一致决心投入行动。离开萨凡纳之后，金就去芝加哥参加了宗教和种族问题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