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无间道之新四军版 -- MacArthur

江苏省南通中学 杨志冲 邮编226001

1943年3月，在长江和黄海交界处的江海平原上，中共苏中四分区“导演”了一场新“木马计”传奇。汤景延团长率600余众，打入日伪军内部，度过了极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史称“汤团行动”。这一过程，既体现姬鹏飞、陶勇等决策者的胆识，也反映了汤景延等具体参与者的英雄气概和应变能力，这在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论那一个军事行动，在计划制定时只能考虑到理论价值，无法评估其实际效用。在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后，再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评价“汤团行动”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乃至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价值，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符合史学研究的本意。从“汤团行动”反映出的理念的更新、实际的功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持的基本特性，即以人民利益为重，以最终胜利为要。

革命理念的大胆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建立起，就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尽管这些错误在抗战前基本已克服，但客观上在执行政策时往往受“原则性”所限，在工作中带来被动。战争的态势是瞬息万变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事特办，这一革命的灵活性具体实施，要有一定的革命胆识和勇气。

其实，苏俄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已有这样成功的先例。十月革命胜利后，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就果断地退出帝国主义的一战，并与德国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当时乃至以后恶评如潮，但客观上为俄国人民赢得喘息之机，调整了力量，为保卫革命成果粉碎帝国主义的干预作了准备。在德国失败后，及时废除了这一条约，客观上减少了对俄国的损害。无独有偶，1939年，随着英法绥靖政策的不断深入，苏联有可能被其出卖，首先成为德国法西斯进攻的对象。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确有弊端，也遭到众多非议，但从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乃至赢得最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苏中四分区的领导们是否具有导师领袖们的水准实在难说，何况这些先例是否传到苏中四分区也实在难说，但他们“导演”的“汤团行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更带有主动性，更加的精彩，难怪有“东方特洛伊木马计”的美誉。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对敌斗争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2年底，汪精卫秉承日本侵略军的旨意，以“清乡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限令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自1943年1月起，对我苏中四分区（今南通市的如东、通州、启东、海门）进行“清乡”。随后，日伪调动一万五千余军警特云集南通，妄图在六个月内彻底伪化我苏中四分区，进而摧毁我党领导的整个苏中乃至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此番“清乡”，还是汉奸先行，日军的马前卒是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和伪“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这两人阴险毒辣，使出各种招数，利用自己的旧关系，秘密策反。

一方面是大兵压境，另一方面想釜底抽薪，分化瓦解我抗日长城。山雨欲来风满楼，苏中四分区面临严峻考验。

按照常见的方法，敌进我退，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战，打退敌人的进攻。四分区的决定完全是一种逆向思维，利用敌人迫切希望分化我部队的愿望，将计就计，主动出击。不仅没有被敌限制，反而在敌占区开辟了一条通道。这要担当一定的风险：一是这支部队万一被敌人解除武装怎么办？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始终都存在，敌人以验枪为名就做过多次尝试。二是群众误解怎么办？这种假“投降”会让群众丧失取得最终胜利的勇气。但是，与打破敌人的“清乡”，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相比，这种眼前的忧患已算不了什么。正是因为苏中四分区姬鹏飞等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创新思维，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抓住了时机，最后取得了成功。应该说，“汤团行动”是思想解放、创新思维一个成功的范例。

有效牵制敌人的战略意义

《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也假”。如果对“汤团行动”中汤团的真假再进行讨论，敌人是否真的信任汤团再作研究，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从“汤团行动”开始计划制定时，汤团的目标设置重点并不是放在真假打扮上。把真真假假的这个皮球踢给敌人，充分利用敌人的不信任，前后不间断的甄别，有效地分散敌人对根据地进攻的精力，达到减轻遭敌“清乡”的压力。

实际上，“汤团投诚”后，敌人虽然有短暂的额手相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疑虑。伴随着一次次的试探，敌人的精力受到有效的牵制，不同部门间由于利害关系的影响，矛盾也不断加剧，这正是“汤团行动”战略意义之所在。

“汤团行动”一开始，汤景延团长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主动靠近姜颂平。在汤团行动开始后，姜颂平特别的卖力，他考虑到汤景延拉出了部队，比张北生手中多了一张牌，双方竞争中增添了实力，所以尽管对“汤团”有怀疑，但还是对“汤团”比较客气的。

到1943年5月，张北生和日军日早小林师团长把“汤团”划归为直接管辖指挥并调入南通，敌人开始对“汤团”开始不间断的测试，希望找到破绽。尽管这些测试让“汤团”的斗争更加艰难，但牵制了敌人的注意力。

挑动敌人之间争权夺利，达到牵制敌人的目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通海地区自5月份“汤团”调离以后，游击队突然活跃起来，三天内就摧垮了各乡的伪政权，撬掉了门牌，烧毁了户口册，还到据点里打开了日本人的一所洋行，缴获伪币六万元，短枪两支，打得日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特工，此时全成了惊弓之鸟、缩头乌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向姜颂平告状：“汤团”是特工的部队，为什么让“清乡公署”改编，拉到南通去？弄得我们工作都无法进行。这些话犹如火上烧油，姜颂平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汤景延掌握了这些情报后，乘机从中挑动，对姜说：“张北生有什么能力领导我们？站长在苏州没替我们争一争，可不能再丢下我们不管。”回过来，汤又对张说：“部队归主任领导，我是求之不得。别看姜颂平至今还缠着我，我不会听他的。”姜、张听了汤的“表白”，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张为了压住姜，笼住汤，对“汤团”的刁难有所收敛，戒备渐趋放松。但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炽化状态。7月底，在姜的煽动下，李士群在苏州再次“召见”汤景延，委汤为（汪伪）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并指令姜每月津贴“汤团”伪币数万元。

张北生见姜颂平、李士群重新插手“汤团”，心中十分不快，但他不露声色，悄悄在背后谋划将汤等军官调出“汤团”，以便由他彻底控制这支部队。阴谋，很快为汤景延获悉。汤在姜和张之间挑拨揭发，使张北生夺兵权的阴谋未出笼，就这样流产了。

8月20日，“汤团”接到日军驻南通指挥官安藤和张北生的命令：结束集训；归日军山本大队长节制；配合日军驻防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镇、金西、金沙、金余、东社、三余各据点。

下达这道命令，张北生是绞了脑汁的。他的用心是来一个一箭双雕：一是借联防之名，分割监视“汤团”部队。整个防线长达百里，大半据点都驻有日军。“汤团” 团部驻扎的金沙镇据点，除四周驻防的伪物工站、伪水警队、伪保安队、伪教导一大队外，西北角还有日宪兵队的一个碉堡。而团部只允许配带一个直属队（两个排）。二是把“汤团”调离原驻防地区，送到交火地带，如果新四军有军事行动，首先受损失的是“汤团”。

于是，汤景延一面向上级报告了面临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一面和沈鼎立研究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由沈以巡视防务的名义，随时掌握基层动态；每三点设一联络网，确保部队分而不散。二是对各处联防的日军表面上采取合作态度，以解除其疑心。三是对军警宪 特大小头目，由汤出面巩固旧关系，发展新关系。四是由了解实情的党员干部出面，以保住团体实力的名义，对战士秘密传达下乡时的行动要领：响枪开路，避免交火，吃饭站队慢慢拖。

在抗日军民的顽强反击和“汤团”的密切配合下，日伪的“清乡”已成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内讧中，李士群于9月9日被汪伪“显赫”头目周佛海和日本上海宪兵司令部特工科长冈村等毒死，整个汪特奉令停止一切活动，听候改编。南通城内如临大敌，日军架起机枪，把所有特工，连同姜颂平等赶到公园扣押起来，以防止“叛乱”。

检验并提高了部队的整体素质

“真金不怕火炼”，这是古理。换言之，经过火炼真金就会发光。汤团从开始时算起，比不上根据地带出来的红军部队，许多人有“落草为王”的经历。自从在抗日的义旗召唤下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这支部队已锤炼为人民的子弟兵。领导是对他们放心的，将这一重任放在他们的肩上已见一斑。但是，部队的素质能否担此重任，实践的结果同预期的完全一致，而且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更高。

1、服从命令，军纪严明。

自从四分区的领导制定这一奇策时，汤景延等同志有思想负担，怕背上当汉奸的恶名。除了领导这几百名新四军战士也是有这一负担的，不仅自己背恶名，家属也受影响。还有以后的历史怎么写等等。但是，反 “清乡”斗争的大局是第一位的。党的决策必须执行。全团同志从钻入敌腹，粉碎敌人的多次测试，纪律严明，没有因为个人的松散而打乱全局部署，在敌人的心脏部分坚持斗争这么长时期，圆满完成任务。体现人民军队极高的纪律素质。

2、抢占要地，合理部署。

穿上伪军服后，“汤团”换上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团部移驻茅镇、部队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带。这样，“汤团”实际控制的地区从过去的（南）通、海（门）公路以北一带向南扩展到长江边。但由于姜对“汤团”此次“投诚”抱有戒心，江边的几个港口仍不准“汤团”染指。

4月下旬的一天，汤景延根据与顾复生密商的计划，带着一堆礼品，驱车送到南通城姜颂平宅上。

汤说：“我今天来，并不是向站长伸手要钱，只是恳请站长允许我自己挣点钱。我想开个商行，在港口做点生意。”见姜不吭声，汤又说：“如今是特工治天下，只要站长肯让我借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就算合股，具体的事并不用站长操心。赚了与你分成；亏了，算我的。”

当时，汪伪政府正在苏、浙、皖和上海、南京两市实行《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时条例》，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但是，私下里日伪部队兼营商业甚至贩卖军用品以牟取暴利的现象，乃司空见惯。姜正苦于不能捞一把，送上门的财岂有不要之理；可他又怕出事，想了想，问：“你想搞些什么业务呢？”

见姜松了口，汤说：“我想主要经营粮食、猪羊、禽类、八鲜、蔬菜等过载业务，决不会做惹事的生意，你尽管放心。”汤与顾已商量过，经营过载业务，成交量大，进出商人频繁，不仅便于我偷梁换柱，夹运军火、药品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而且，也便于我方人员混杂在商人中进出港口与“汤团”团部。

回到茅镇，汤景延紧锣密鼓，挂起了“协记公行”的招牌，自任总经理，聘顾复生为帐房先生，党员陆飞鹫等为协理，并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了分行，分别委派可靠的人当分行经理。

分行中，青龙港地处交通要冲，商业较发达，但港口日伪机关密布，敌人耳目甚多，因此，该行在生意之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日伪情报。牛洪港地处偏僻，过去群众基础好，所以，该行以生意为掩护，侧重承担我地下运输和人员来往任务。两港之间的宋季港，则见机行事，以分散日伪注意力。

3、合理处理突发事变。

验枪是缴枪的惯用手法，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整团整营的武器就被人缴去。失掉武器的士兵，只能束手就缚。张北生想出要“汤团”验枪的主意后，颇为得意。他早已作好打算，如果汤景延不敢来，就是心中有鬼，马上以抗命的罪名，武装缴枪。

公园里，全团官兵在副团长沈鼎立指挥下，秩序井然，列队“欢迎”伪军官。一见这阵势，平日在公署里居于人下的几个伪军官好生高兴。他们按程序逐连“点验” 后，又发表了一通例行训话，对“汤团”的合作表示满意，对交点的人员和武器笃信不疑。他们根本不知道，一部分精良武器早被打了埋伏。

4、调虎离山，完美谢幕。

9月25日，顾复生返回金沙镇，向汤、沈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日伪“清乡”败局已定，为了再给其沉重一击，命“汤团”27日夜全线暴动，返回根据地。

27日上午，按照事先的计划，汤景延的徒弟、驻守金余的第五中队队长周显才兴冲冲地跑到金沙，当着特工的面，对汤说：“我明天结婚，特来请师娘和沈副大队长的太太去喝喜酒。”

晚上，汤景延在团部摆酒宴客。伪特工组长翟光耀一请即到。日本宪兵则屡邀不至。酒酣饭饱，汤又请客人搓麻将，抽大烟，说：“太太们都出去了，我落个清静，今晚痛痛快快玩一玩。”

9点钟光景，宪兵队突然打电话给汤；“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汤说：“太君放心，我这里没事，要不要派人给太君增防。”

“不要！”鬼子一口拒绝了。

10点左右，镇外突然响起几声枪响。宪兵队又来电话：“外面情况紧张，不可大意。”

“这是新四军骚扰。我马上加强防务。”汤放下话筒，转头问翟光耀：“你们防守的碉堡，有没有把握？”

翟说：“把握不大。”

汤随即派人带20名战士赶去增防。那些特工平日只知鱼肉人民，今晚有情况，见有人来替他们站岗打仗，真是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于是“汤团”增防的战士分别占据碉堡上下，待时而动。

12时到了。汤景延突然把烟具一摔，指着翟光耀的鼻子骂道：“你的死期到了！”

这时，团部内外，碉堡上下，到处短兵相接，当场杀死六名特工，缴获30余支步枪、一挺机枪。随后，在南通警卫团接应、掩护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

与此同时，其它点上的“汤团”部队，也在我方接应下顺利地撤出，并摧毁了石港、季家灶伪区公所，平毁了金余碉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史上，“汤团行动”跟北方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一样，成为江海平原上抗击日寇的一个经典战例，也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充满悬念的“东方新特洛伊木马计”演义。其实，“汤团行动”的价值更在于其理念的超前，战略上的博大，战术上的成熟。从这一点上说，创新的作用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代，价值都是一致的。

主要参考书目：

（1）《大江南北》1993年第1期。 《 “汤团”打入伪军167天纪实》。

（2）《南通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