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有关生育的经济学理论工作基本上都源于哈威.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和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Becker）的研究。莱宾斯坦认为，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子女的预期成本效益。子女的成本效益包括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消费—享乐效益等，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引用消费者均衡理论，提出子女的净成本概念。若净成本为正值，则该边际子女相当于一般耐用消费品；若净成本为负值，则该边际子女相当于一种耐用生产品。家庭可依据净成本正负进行生育决策。以消费选择为基础的生育经济理论招致了非经济学家的很多批评。澳大利亚学者约翰。C.考德威尔（J.C.Caldwell）的“代际财富流”理论更具有人口社会学的性质。“财富流”被定义为一个人提供给另一个人的金钱、物品、服务以及担保等等。考德威尔特别强调他所讲的“财富”并不限于货币，而是具体到“食品；对现在和将来的安全感；办成一件小事的快意；随心所欲的乐趣等等。”考德威尔认为，“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数量，它本质上是由家庭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人口转变之前的社会里，代际之间财富的净流动是从孩子向上流向父母，因此生育是使父母收大于支，可以获取净财富的家庭行为。这种财富的流动方向助长了社会高出生率。

对于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持续“高生育率”现象（见表1），国内论者大多采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解释范式。其中，翟振武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如果说“按劳分配”可以限制人口生育，“按人口分配”则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剂，因为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显著。孩子从出生第一天起就为家庭带来口粮、蔬菜、柴草燃料、自留地、宅基地、紧缺工业商品的购买票证（工业卷、煤证、布票）等，而孩子对这些实物的实际消费远远低于分配的数额。同时，反哺式农村养老方式更强化了子女的经济效用，对农民来说，生育子女如同储蓄一样，抚养子女的成本是储蓄的本金，从储蓄第一天起，就可得到利息，以后利息越来越多，大大超过本金，所以农民无例外地选择了多子女养老策略。

孩子的经济效用理论对于解释集体化时期的农村高生育率现象是有效的。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李银河曾认为贝克尔解释农村养育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笔者也曾撰文强调要重视文化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等多重因素对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综合影响；倪志伟（Victor Nee）甚至认为多生孩子是集体化时期农民有相当自主性的证据，农民用多生孩子的方式来“非正式”地反抗国家的粮食征购。这些不同的观点说明经济效用理论并不是集体化时期人口高生育率的唯一解释。本文旨在进一步探索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对农村人口生育的作用机制。

本文以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市L 区H 镇东村的实证资料为基础，综合利用山东省与地方的史志文献资料，讨论上述问题并论述如下观点：过去关于集体化时期高生育率研究着重于家庭经济支撑能力对生育的影响，集体化并没有提高中国农民的经济水平，但是改变了家庭经济支撑模式，由此促进了生育水平的提高。所以，不仅由子代流向父代的“财富流”可以促进家庭多育，财富的分配方式本身也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为研究方便，首先界定家庭经济支撑能力与家庭经济支撑模式两个概念的涵义。支撑一般是指某物对另一物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力量或作用。家庭经济支撑能力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对家庭发展目标的支撑限度。家庭经济支撑模式是指对家庭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类型、结构和特点的概括。

东村地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日照市L 区H 镇，属沿海丘陵地区，是传统农耕村庄。2004年有251户，730口人。对解放前东村社会基本情况的了解主要基于对本村7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和对他们生育子女情况的数据统计。对解放后东村社会情况的了解则主要得益于东村保存相当完备的《东村文书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