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个查：计划生育政策演进 -- 老老狐狸

五次会议形成共识“要少生”

1980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节点。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受邀参加了这五次座谈会。

第一和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规模很大，至少都是百人以上。参会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国家计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劳动总局、妇联等，大都是部长级别的领导，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会议由中办副主任冯文彬主持，他开宗明义，说中央准备研究人口问题，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开会的气氛相当好，大家畅所欲言，此前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布置。

座谈会参与人员随着议题的明确慢慢减少，第四次讨论会，人员减少到二十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就座谈会取得的共识，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对的政策措施。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二十多人出席，讨论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会后根据提出的意见，由我来对报告做最后一次修改。平心而论，这一过程并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相反，座谈会做了当时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和尽可能严谨的科学分析。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可不可行，是当时会议的核心议题。这是一个前提性质的命题。1980年全国人口接近十亿，显著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比较轻、增长势能较强。当时普遍的社会状况是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买米买布还需要粮票、布票等。劳动就业也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非长久之计，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跟不上。“要少生”成为座谈会上的共识。

记得会上有的同志颇为激动，讲全世界不到五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来一个“急刹车”。会下甚至有人问我：搞一个“无婴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但从科学的角度说，这恐怕就属于操之过急了。

其实我向来不赞成“只生一个孩子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邀去一个省做报告，讲完后到附近一个村庄的独女户家庭做调查。走访的五个家庭都自愿只生一个孩子，奇怪的是我问他们为什么只生一个时，都只回答说“就是好”，“好就是好呗”。到了晚上，我和主管计生工作的副省长吃饭，他问起来时，我说，他们的回答让我想起“文革”时的一首歌，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从头至尾一句话，唱到最后，再唱成口号结束。

我说完这话，同桌的人都笑了，副省长不好意思地承认，这些走访的家庭是事先“打过招呼”的。然后我们和这五家独女户再聊，他们就坦言，没有男孩子会在劳动上遇到困难，还会被农村里个别人看不起，视为“绝户”等等。

我当时就说，生育一个孩子对国家民族是好，因为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但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如果也那么好，还给予奖励干什么呢?好事都占了，还要给奖励?这对家庭和个人是一种损失。因此，大家为了国家利益作出牺牲，国家理应给予一定补偿。这样实事求是地解释后，农民群众才会心里服气。

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智商?

1980年座谈会上的讨论极为热烈，决策者们慎之又慎。座谈中如有一些问题引起争议，我们都会暂时休会，用十几天时间大家分头去做调查研究。

比如卫生部一位领导发言，举出民间的一种说法，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最机灵的数老三”。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只留下老大，没有老二和老三了，会不会引起整个社会人口的智商下降呢?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都交头接耳议论开来。是不是真的这样，必须经过分析论证。假如是真的，那就不能提倡只生一个，否则人口智商下降，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后来大家便各自去查资料、做调查，等到下次开会，就拿出了结论性的意见：“老大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记得当时有的同志列举美国飞行员的材料，说美国空军飞行员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家里的老大。众所周知，空军飞行员对身体素质、科学教育素质以及反应能力要求很高，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从事复杂的工作。另外还有专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老大憨”往往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第一个孩子率先长大，自然担负着协助父母照料弟妹的义务，起到“半个爹妈”的作用，所以往往表现出忍让和憨厚。后面出生的弟弟妹妹常围着大哥大姐转，显得要更调皮些，于是给人更聪明的印象。

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细节。1982年我去美国访问时，隔壁公寓住进一位陌生的美国人，一聊才知道他是一位智商专家。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他对世界各国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智商做了项研究，最后得出了一张智商表，问我要不要看。但前提是不能外传，起码排名第五位以后的不能讲出去。我接受了。这张智商表上排名前三位的，第一是犹太人，我心想这没得说，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犹太人出了多少大师啊。第二名是日耳曼人，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有目共睹。排第三位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我认真想了一下，就智商而言，这是可以认可的。

1980年我们还考虑到，计划经济将被商品经济替代，当时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在商品经济主导的时代，交换价值升值，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到时势必会冲击人们的传统观念，婚姻和生育观念不可避免也要随之发生改变。可以预料的是，诸如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率升高的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这些也会改变怀孕和实际生育孩子的次序，妇女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不是怀孕的第一胎。今天看来，当时的估计并不过分，实际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控制一代人”期限已过

座谈会上的讨论结果送至中央书记处，在报告材料中，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专家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所以当时提出的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座谈会上有人担心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西欧、北欧一些人口较少的国家，当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接近零以后，确实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等特点，情况与那些国家有很大不同。

在会后提交的报告中，我们就生育率提出了低、中、高三种预测，即使以生育率下降最快、老龄化最严重的低方案而论，到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8.9%，2017年将占16.2%，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国家的水平。到2021年，每五个中国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2027年，每四个人中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会上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意见是，要将人口老龄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经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会上讨论达成的共识是：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如果这种情况实现，老年人口虽然增长比较快一些，但未成年人口减少也比较快，两项相抵，抚养指数(每个劳动力负担的抚养人口数)在1998年以前一直是下降的。1999年以后开始上升，但要回到1980年的水平，需要到2035年。当时的预估是，二十世纪余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和劳动力、兵源不足等问题。这里已将后来称之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红利”等问题提了出来。

从人口变动的角度来说，计划生育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一次机遇。我们应当充分抓住机遇，利用劳动力比较充裕、社会负担比较轻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发展很快，与这一点密不可分。当时我们是按照生育率下降最快的第三方案，提出老龄化可能达到水平的严重程度，即对老龄化可能达到的水平做了最高的估计。座谈会上，还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之间引来热议。有人说，四个老人怎么养活?也有人说，这一代独生子女的责任太重了，承担不起啊。

我们认为，“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老年人“为四”的情况，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假定二十五岁结婚并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三十五年后都活到六十岁，四十年后都活到六十五岁以上，就个案而论，这种假定是可能成立的，但就全社会而言则不可能。同样道理，“为二”的成年人，因为受到自然死亡率的影响，也要打一点折扣。“四二一”家庭结构中的第三代人“为一”是否存在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为一”才有可能成立。

而当时为尽量避开“四二一”这种亚家庭结构陷阱，专家们提出制定人口政策应当遵循一条原则：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自然控制了下一代成为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而这种年龄结构没有先例，实践上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当时提出，要有计划地辅以实行社会保险。

参加座谈会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致赞成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处罚除政策允许外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因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奖惩办法很不统一，所以建议中央拿出一个统一的办法，尽早制定计划生育法。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性别比升高，也作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会上提了出来。可能有的人子嗣观念比较浓厚，要男不要女，溺死、抛弃女婴的情况可能产生，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

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初开会时达成的共识，即“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实行二十五年或最多三十年。如今期限已过，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大调整。作为一个学者，也是1980年人口座谈会的直接参与者，我有义务把这一点向公众阐明：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等同于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1980年的五次座谈会开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已经明朗。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