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王洛勇的英文《出师表》 -- 本嘉明

要更好地了解中国，须从中国本身历史中去寻，“西学中用”并无必要，也不应该。本先生的思路，我看是受西学影响大了些，本先生有这份雅量，因此这个批评我就直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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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诸葛亮思想上是法家，这一点记载很清楚，我之前写过一篇文字，罗列过一点证据。

诸葛亮被视为大儒，甚至一些行为也被用儒学解释，那是程朱理学大兴之后的事。有一个例证，就是诸葛亮在唐朝就入了武庙，接受官方祭祀；但入文庙却是在明朝永乐年间。顺带一提，文武庙受祭人选的变迁，是中国史上政权意识形态变迁一个极好的映射，从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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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文革“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很多人有儒法两家根本对立这样一个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以我的观点，法家是先秦儒家吸收了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思想流派。法家思想的传承并没有明确轨迹，比如代表人物韩非，其受业恩师却是大儒荀况，多少能够侧面说明法家思想的来龙去脉。

说法出于儒，还有个原因，就是法家根子上其实和儒家是殊途同归的，即维护君主权威。所不同的是，儒家构想的社会结构，是君君臣臣的等级化社会；而法家设想的则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扁平化社会。

这里有必要着重说明一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商鞅法办秦孝公太子的典故。这句话经常被误传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误传就差之一字谬之千里了，按法家的构想，天子的意志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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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理论上）拥有无上权威，应该说是中华文明的特征，辩证来说，这必然有利有弊，其利，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字阐发一二；而其弊，就是君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权的命门。

权责对等是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取向，事实是没有人能担得起无限的责任，自然就没有人能拥有无限的权威。所以儒法两家都是在做“顶层设计”，为君主分责，同时也是分权（道家的设计则是干脆“小国寡民”，不要君主）。

儒家的规条是道德，看似对君主的要求多，限制大，但实际上的限制作用较小。因为按儒家的规划，没有人可以“替天行道”来批评君主，当一个人站出来从道德上指摘君主的同时，他就已经不再居于道德制高点。

法家的规条是法律，看似对君主没有要求，但实际上限制作用非常大。因为君主的意志（主要体现为言论）就是法，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君主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再有，虽然没有人能凌驾于君主的权威来审判他，但君主却被囿于自己的权威，不能（轻易地）自相矛盾。宏观上来说，这对为人处世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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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能是由于“评法批儒”（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近乎“颂法批儒”）的影响，很多人觉得法家进步而儒家反动。这显然是合理的，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也要考虑历史背景；二是儒家也并不一无是处，同理法家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证，如果儒家一无是处，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并非儒家主导的时代，儒家也通过“外儒内法”这种形式，在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儒和法当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矛盾却未必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二者常常可以互补。有儒无法，则上位者缺乏限制，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结构崩塌；有法无儒，则社会关系中缺乏缓冲，矛盾的爆发将更频繁，更激烈，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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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要评法批儒，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儒家道德已经被社会主义新道德所替代，在新社会，儒家思想已经主要起反动作用，而法家重公平、重公开的思想仍有价值。二是毛主席作为伟人，对社会稳定性的价值判断明显和一般人有偏差，尤其是在关键历史机遇期，势必要做出取舍的时候——这种取舍的正确我无力评说，但作为拜年语里几乎必有“岁岁平安”一句的民族，传统上对社会稳定性的看重也可以说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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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历史，也就不难发觉诸葛亮历史上得享大名的原因了：诸葛亮很可能是把“外儒内法”这一理想政治形态，或者干脆说中国的“王道”实行的最好的人。他的统治术是法家的，并且卓有成效；他本人道德上也严于律己，堪称楷模。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本先生的一个错误：本先生推断诸葛亮的施政目的是为了维护小团体统治，这是一种阴谋论论调。世界上的确存在很多阴谋，因此这类论调很有市场，但是讨论政治的时候以阴谋来推测，则失之于小家子气（并不总是错，但也往往错）。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教导我们：搞政治要以阳谋不以阴谋。就我个人的体会，并非因为阳谋总比阴谋更有效，但宏观上阳谋却总是胜于阴谋，这是因为在大范围内实施阴谋，难度要远比实施阳谋高。而政治是一种宏观人类活动，这是很显然的。

具体到诸葛亮的执政，如果他想用阴谋手段来保证荆州小团体的统治权，搞“先军政治”是一种手段，但是正确的搞法应该是引而不发，以外部军事威胁，来作为内部高压的正当性（比如老蒋，小蒋宣称反攻大陆能说不能做，这一套也就搞不下去了）。像诸葛亮主动去北伐，那就不符合这种阴谋的原理了。战争难免有胜负，倘诸葛亮负了（他也的确负过），他的威望受损，反对者要不要质疑？质疑多了，如何保证这种体制得以维持？既然曹魏并不想战，诸葛亮何苦主动挑战？

而且长远来说，阴谋总是不能长远的，诸葛亮应该把阴谋搞成阳谋。那就是借战胜之机（他也的确胜过），进一步篡取蜀汉正统，从而道义上合法化他的小团体统治。历史证明，这是司马昭之下无数篡臣的不二法门，但是诸葛亮也没有这么做。

史有定评，诸葛亮是好人，诸葛亮是能人。我们现在提出质疑，认为诸葛亮未必如此之好，或者未必如此之能，都是情理之中的。但翻案翻成诸葛亮既蠢又坏，那我说句难听的，步子太大，难免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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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诸葛亮，还应该说说刘禅。

刘禅这个人，按儒家标准去看待，顶多算个中下之君，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德行，还不太能控制自己下半身。要是算上最后灭国，那还得加上宗庙不守，不忠不孝，得算下下了。

但按法家标准，刘禅作为君主得到的评价应该很高。他很好地履行了法家体系中君主最重要的一条职责：选择适当的宰辅，并信用之。对比同时魏吴都有废立的权臣，可以看出单是放权就并不简单，更何况蜀汉的宰辅干得都还可以。

可以这么说，但凡刘禅稍微不配合，诸葛亮也留不下现在这样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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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试回答本先生的疑问。诸葛亮流芳百世并不奇怪。从为人的角度说，立德立功立言，诸葛亮都有可称；从人臣的角度说，诸葛亮更是生极人臣，死得哀荣。

哪怕是从君主的角度说，有个像诸葛亮这样勤于所事的辅臣也不是坏事，事实就是大部分人（君主自然也是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君主自然更有条件）都难以抗拒耽于声色的诱惑。当然，大权托付于人，君主难免会有所疑虑，但是诸葛亮已经盖棺论定为可靠，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作为楷模来宣传了。

至于本先生最后的疑问，要直接回答的话，我会认为诸葛亮真有可能会交出政权（未必是交给刘禅，可能是交给接班人如蒋琬辈）。因为从种种表现看，诸葛亮所恋的并不是权，本先生想一想，恋权首先得有命掌权，本先生可还能举出一例史上把自己累死的权臣？

诸葛亮不还政刘禅，也并不能因此证明他就废弃了皇帝的权威。蜀汉的权力配置，其实有其合理性。不妨反过来请教一个问题：本先生以及河友们觉得建国初期，毛主席决定退居二线，是出于怎样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