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一个帖子----毛泽东和文革大起底 -- 不要胡说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8）/红卫兵登场（1）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看到自己在党内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倒刘少奇，于是马上改变斗争的方式。六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序幕。

在谈红卫兵运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谈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认识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再谈论红卫兵的各种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问题是：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吗？

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认为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现在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冷酷无情机器人。很多人认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脑了，毛泽东一声号令，红卫兵就纷纷响应，盲目造反，干出各种荒唐和疯狂的暴行。

这种看法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觉悟。当年中国固然是大搞个人崇拜，新闻报刊铺天盖地的宣扬毛泽东思想，每人一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捧成了“神”。

红卫兵虽然年轻，但也绝不是文盲，都是读了很多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绝不是毛泽东用一本“红宝书”，再挂上“四个伟大”的头衔，就可以把他们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认为红卫兵被洗脑，他们的证据就是红卫兵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他们认为“狂热”就是愚蠢，“冲动”就是没有理智，一个人表现出来“狂热”和“冲动”，那就是被洗脑的表现。

的确，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常识：谨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聪明的；而狂热冲动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条古训：“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样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而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是狂热冲动的人。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热冲动的人写下的。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除孙中山和黄兴年龄稍大外，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宋教仁23岁，胡汉民26岁，汪精卫22岁，陶成章25岁等等。这几十个既没有枪，也没有钱的年青人，却要起来造反，试图推翻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上井冈山，也要起来造反，试图与蒋介石的千军万马对抗，是不是也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也成功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红卫兵登场（2）

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红卫兵登场（3）

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红卫兵登场（4）

印度发生的那些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甘地认为：“一切暴力都是非正义的，即使是对敌人使用暴力，也是非正义的。”这就像《圣经》里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甘地这样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可以被佛教故乡的印度广泛接受，但中国人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中国人认为对待敌人，使用暴力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敢于用暴力反抗的人，才是好汉，否则就是太软弱，太窝囊，太没有男子汉的血性。这种“男子汉血性”的背后，就是“好斗”。

基督教、佛教等提倡非暴力的宗教，都不是在中国诞生的，而且在中国影响力也不大。中国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之中，《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是讲“武斗”的，《红楼梦》里虽说没有武斗，但“文斗”也是很厉害的，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更是宣扬血腥武斗的东西。中国人喜欢看“斗争”的作品，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喜欢“斗”的。

中国人的“好斗”，当然并不是一个缺点。好斗，也就是争强好胜，往往是竞争和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好斗”。

红卫兵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中国人“好斗”的血性，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就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好斗性格。《造反宣言》这样写道：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滚到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不但要打倒清华附中的反动派，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红卫兵写的《造反宣言》，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教唆，完全是他们自己写的，这充分表现出他们继承了中国人的好斗性格。这里所谓的“好斗”，就是承认对敌人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当时，红卫兵认为那些“黑五类”是阶级敌人，既然是敌人，对他们使用暴力，那就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红卫兵暴行的时候，不应该单纯地指责红卫兵施暴，更应该思考红卫兵施暴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更深层的东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红卫兵登场（5）

【接前】第三个问题是：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发生过一次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是什么原因引发起人们对血统论问题的强烈关注呢？说到这个问题，还要追溯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另外一个重大意见分歧：驯服工具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这篇演说的中心思想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说：“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1958年7月，刘少奇在《北京日报》报社又做了一次著名演讲，进一步阐明他的“驯服工具论”观点。后来刘少奇的演讲被整理成文章《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是一场关于“个性”和“党性”问题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异常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的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们，污蔑党让干什么就安心干什么的党员，是“没有理想”、“没有头脑”、“没有创造性”的人，反对党员做党的工具，尤其反对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

【我们说，党员是工具，是党的工具，我们每个党员、主席、总理都是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是人民的工具。有人说：“作党的工具也可以，但为什么非要作党的驯服工具不可呢？”他们对“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感到很刺耳，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人瞧不起忠诚的党员，他们看到这些党员对党这样驯服，这样忠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认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有损他们的“自尊心”，有损他们的“清高”。】

【既然党员是党的工具，那么党员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调皮的工具呢？是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我们说，党员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任何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做一个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刘少奇的原文中“奋发有为”四个字是没有的，他只是说“做党的驯服工具”，彭真看后提了一点意见，加上“奋发有为”，最后修改成“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早在1939年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毛泽东就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专门有一节讲《党性与个性问题》，这很大程度是针对刘少奇说的。毛泽东说：

【党性与个性的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有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红卫兵登场（6）

【接前】【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红卫兵登场（7）

【接前】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6%，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红卫兵登场（8）

【接前】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6）/红卫兵登场（9）

【接前】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

1977年恢复高考，教育体制重新回到刘少奇的“精英教育”路线上，但是2000年以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收费，似乎又再次回到毛泽东的“大众教育”路线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