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qby回忆录有感 -- 向前向前

1930年11月底的“罗坊会议”，红一方面军为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部署等，根据临时中央“打AB团”的指示和军内一些将领的要求，总前委会议决定“快速整军”，与之相伴随的的就是肃反“打AB团”。

总前委会议对肃反的部署是，团以上成立肃反委员会，有抓人的权力，纵队（师）党委有杀人的权力，不必向上级汇报。也就是说，军内肃反，是根据部队的驻守情况，以纵队为单位进行肃反。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对自己的部属，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依据现有的资料看，军内肃反正当第一次反围剿之际，时间大约为一周多。

关于这次肃反所杀的“AB团”的人数，本来是有原始资料的。总前委在1930年12月22日于黄陂发布的《八个胜利的条件》中明确记载：“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

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三人团”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萧克当时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四军三纵队司令员。按照历史留下的资料可知：在三纵队，萧克不但有着对该纵队肃反政策的私设“肉刑”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而且，还有着浓厚的“军阀作风”。军内肃反前不久，萧克就在本纵队违反政策，采用军阀的“连坐法”对“开小差”的干部战士进行整肃。被上级发现后，却由政委钟赤兵出面承担了责任。　　

在萧克领导的三纵队，“肉刑”是“打AB团”的主要手法：抓了就打，供了就杀，一开始就迅速的杀了五六十人，比李韶九杀的人还多。萧克普遍推行“肉刑”的依据是什么？在总前委毛泽东处找不到丝毫的政策依据。严格的说，萧克跟李韶九一样，都是违背总前委毛泽东政策而私用“肉刑”的。而且，萧克无疑有着故意的成分在内：不要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的“不许虐待俘虏”，就是“古田会议”决议，也有明确“废止一切肉刑”的规定；萧克跟李韶九不一样，萧克参加了“古田会议”，李韶九却没参加；而萧克先使用“连坐法”，又使用“肉刑”，这样一个“知识型”的“儒将”，让人很难看出在政策既反对又没有丝毫外力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回忆中央苏区》P148）

事实上，正是临时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1931年4月后，以反AB团为主要内容的肃反扩大化进一步严重，而所谓AB团分子几乎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1932年5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在谈到肃反工作时说：“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总之，犯人不招供，审判的方法，就是用刑来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没有资料证实毛泽东曾经下令枪毙过任何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尤其是，军内的毛泽东的反对者，不但没有遭到丝毫的整肃，还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比如陈毅、萧克等。

李文林被逮捕，罪名除了领导地方组织煽动破坏“反围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而且，还收缴到国民党实行第一“军事围剿”的计划——这一计划随即被证实。

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回忆中央苏区》P141）被释放的还有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　　

1932年5月底，纪念“五卅”大会时，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被下令枪毙。　　

而毛泽东对李文林是客观的，对李文林的功绩，也始终给予赞扬。1936年斯诺访问时，毛泽东依然肯定李文林开创东固根据地的功绩，告诉斯诺：“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

1931年秋天，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兵变”的首领和红二十军的干部时，毛泽东明确反对；李文林、王怀等，就是在毛泽东的反对下多活了近一年的；1931年11月，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地位，指示闽西停止肃反，并拨款善后。

也就是说，在“富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已经坚决反对这种残酷的肃反，而被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认为“右倾”了。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毛泽东就被当作“党内最危险的右倾”进行严厉批判了。因此，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专门有“绝对要防止专门消极的批评和指斥过去，不将问题的中心和阶级仇恨放在怎样去做消灭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甚至以为过去工作做错了，现在连AB团，社党等也不要反对了，或者以为AB团，社党根本便没有这个东西；这都是极严重的取消倾向。尤其要绝对防止一切反革命派利用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向党和革命进攻，而重新活动起来，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有意无意的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停止肃反”和平反善后工作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也是临时中央的指示。因此，当代的一些学者，对“肃反中心论”基本不怎么涉及。因为涉及“肃反中心论”，则必然无法述说毛泽东的所谓责任了。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因此，显然并非各苏区领导人自发形成的，而是临时中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