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9月26日，也就是赫伯特.李被谋杀的第二天，金来到纳什维尔参加领导大会为期三天的年会。摩西的选民登记计划引发的凶杀案与其他牺牲为自由乘车之夏的庆祝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詹姆斯.法默和詹姆斯.劳森都没有主张将自由乘车运动扩展到密西西比。法默含糊地预见到，居住在种族隔离州的黑人们日后可能不得不采用拒付所得税的方式来间接抗议。劳森宣称尽管自由乘车者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人数依旧不足以挤满杰克逊的监狱。有人认为应当进一步扩大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规模，从而攻击密西西比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市县，劳森的表态不动声色地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这样做成本太高，将会导致特别严苛的镇压，不仅不会促进运动的发展，反而还会浇灭运动的热情。詹姆斯.贝弗尔与黛安.纳什被施以重刑后，许多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参加游行了。赫怕特.李被谋杀之后，同样有许多年轻人纷纷退出了登记课程。因此劳森决定眼下还是谨慎为上，许多希望他能将非暴力研讨会搬迁到密西西比并且花费数年时间复制纳什维尔经验的人们对此都感到十分失望。没有他的指导方针，非暴力直接运动根本无法在密西西比州立足。事实证明，直接行动并不足以应付密西西比州的最严苛考验。以摩西为代表的选民登记专家们不禁怀疑，就算劳森亲临密西西比州恐怕也收不到多大成效。

尽管领导大会的领导层在私下里都承认自己有着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在公开场合口风却严密得很。他们需要时间巩固自由乘车运动的胜利成果，也需要进一步筹集资金。北卡罗来纳州游行带来的法律债务以及为自由乘车者进行辩护的费用已经让领导大会不堪重负了，而且《纽约时报》与苏利文诽谤案更是到了紧要关头，案件已经呈交到了阿拉巴马州上诉法庭。为了支付律师费，领导大会租下大奥普里剧院举办了“向自由乘车者致敬”筹款音乐会。哈里.贝拉方特是主打艺人，他还请来了米瑞安.马卡贝、查德.米歇尔三重唱以及其他几位著名艺人组成了“贝拉方特剧团”。不幸的是贝拉方特本人却在音乐会开幕之前病倒了。他不能参演的消息一经公布，门票销量随即一落千丈，害得领导大会反而倒赔了一大笔钱。

金与肯尼迪政府的关系历来十分微妙且层次繁杂，如今领导大会的财务困境更是为双方关系平添了许多变数。伯克.马歇尔、哈里斯.沃福德和其他几位肯尼迪政府官员仍是选民教育计划复杂安排里的重要人物，领导大会可以通过该计划为选民登记募集大笔不必缴税的资金。政府要求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因此金就算在纳什维尔举行的领导大会闭门理事会议上也依然不敢随便开口谈论选民教育计划的进展。怀亚特.沃克对1962年领导大会选民登记计划的报告刻意略过了这个话题。就像金的朋友劳伦斯.雷迪克所害怕的那样，纳什维尔理事会会议逐渐演变成了布道人的演讲仪式，“每一位参会的‘显要人物’都要发表一番阔论才算对得起自己的身份”。正式会议记录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关于大会应当如何赞扬马丁.路德.金主席而进行的非常、非常冗长的讨论”。最终在拉尔夫. D.阿博纳西的提议下，理事会提请金指派一个决议委员会，专门为金打造一套个人展示，从而一了百了地解决这个议题。接着又有人提出委员会成员应当包括柯瑞塔。然后阿博纳西又建议将理事会决议发表，好让J.H.杰克逊知道领导大会不会弃金于不顾。一位并非布道人的理事会成员表示反对，认为不应当针对杰克逊发动人身攻击，于是阿博纳西的提议被也移交给了委员会。

在密西西比州的连环恶劣事件——包括殴打登记选民、李的谋杀案以及大规模逮捕——爆发之后，金立刻给罗伯特.肯尼迪发送了紧急电报表示抗议，声称这些行径是“明目张胆的恐怖统治”。可是如此直接的请求却被压倒一切的政治失礼问题吞没了：远在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首先从记者口中听说了金从密西西比发来的电报，然后才收到电文。这样的羞辱无疑削弱了罗伯特私下与金合作的信心，自知理亏的金于是没敢再多说什么。怀亚特.沃克之后又给罗伯特发了一封低声下气的电报，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表示前一封电报是“我个人行政失误的结果……金博士或者领导大会将任何信息呈送给您之前都不会向媒体透露。”

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在他看来可以与肯尼迪政府重修旧好的机会——哈里斯.沃福德邀请他与总统私下会面。就像这年春天与罗伯特.肯尼迪在五月花酒店举行的午餐会一样，这次会面也不会记录在案。在自由乘车运动引发了如此激烈的社会争议之后，这次邀请无疑是政府对金进行的又一次不动声色的考验，看他是否愿意遵从政治规矩。金一开始还很高兴，但他来到白宫之后却看到沃福德摆出了一副一反常态的严肃面孔，一看这架势金就知道今天这顿饭不好吃。沃福德告诉他，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命令自己发布一则关于斯坦利.利维森的官方消息。

这则消息的根源在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于5月份自由乘车运动调查备忘录的批注（“为什么不？”）。他想知道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对这个到处找麻烦的金进行彻底调查。这则质问在他的下属当中口口相传，于是他们翻遍了调查局的档案里，获悉金和哈里.贝拉方特都是利维森的密友。在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看来，关于利维森的总结评述听起来口风很凶险，于是他要求查看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所有档案。联邦调查局说那些档案太过敏感，因为利维森是苏联间谍组织安插在美国的重要特工，所以不能将其交给马歇尔。没过几天马歇尔就来到哈里斯.沃福德的办公室谈了很久，接着又举行了一场跨部门会议，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商议此事。

在沃福德看来，针对利维森的指控无异于令人厌恶的麦卡锡主义回潮。他尤其反对马歇尔认为金与利维森的联系玷污了金的看法。沃福德要求马歇尔提供证据，于是马歇尔给他看了联邦调查局的简报，上面明确标注了在利维森问题上他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简而言之，沃福德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证据已经归档从而保护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间谍案件的侦办逻辑与一般案件相反，指控越重要证据就越保密，而政府采取行动时也越受限制。

不太高兴的沃福德告诉金，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上级的小心选择，美国政府也认为斯坦利.利维森是重大安全威胁。利维森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不是左派分子、美共同情者甚至美共成员，因为美国政府高层已经认定他是苏联间谍网的关键人物，“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肯尼迪政府正在秘密地用最有力的措辞警告金，让他切断与利维森的一切联系。

金惊呆了。利维森不辞辛劳地为他无私工作了将近五年，如今居然碰上这种事，简直令他难以置信。金问沃福德政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利维森秘密领取苏联卢布或者将消息秘密发送给间谍？沃福德也问过马歇尔同样的问题，但他现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只能告诉金相关证据一概保密。和马歇尔不同，沃福德对金坦诚了自己的疑虑。根据自身的经验，他并不敢肯定联邦调查局的怀疑有多么准确。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怀疑与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指示相比根本没有说服力。

金在沃福德的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终于他开口说道，政府显然将这件事这当作信任问题，但比起信任J．埃德加.胡佛，他本人更有理由信任利维森。金觉得遭到了暗算伏击——他原本带着一套满怀希望的议事条目走进了白宫大门，现在却很可能被人故意逼上了歧路。金一直在努力提升种族问题的核心道德标准，对于他来说这次的新指控无非是又一次外来的抹黑之举。反共怀疑的尖刺尤其扎得金十分难受。一级传一级的政府人员将如何应对利维森的重担压在了他身上，其中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与这场神秘兮兮的困局毫无干系，每个人都在利用崇高的语言解释卑劣的请求。在金看来眼前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他在政府内部最好的朋友告诉他要疏远另一个朋友并且把此人当作异类，而且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比无端怀疑更加切实可信。

沮丧至极的金告诉沃福德自己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警告。他勉强镇定了一下才前去面见肯尼迪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是白宫生活区，他与总统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共进了一顿午餐。联系上沃福德的警告，这次会面的安排可谓绵里藏针。在总统夫妇日常起居的私密环境里进行会面既可以视为荣誉，也可能是为了将金的造访从官方记录当中隐去。肯尼迪夫人的列席可以理解为对金示好的社交礼仪，也可能是总统在暗示他今天最好不要谈正事。金已经习惯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派，也习惯了与第一家庭一起吃饭时肯尼迪夫妇展现的待客魅力。饭后宾主三人一起在重新装修过的白宫里走了一圈。这一轮装修体现了肯尼迪夫人的考究品位与收藏品，一段时间以来始终占据着各大报刊的头版页面。

三人经过林肯房间的时候，金想到了既能打破客套又不会冒犯总统的方法——他提出了一条自然而然却意义重大的请求，希望借此唤起肯尼迪的历史感。看到房间的壁炉架上放置着框起来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副本，金趁机说道：“总统先生，我想看到您在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百年后的同一个房间里签署《解放黑人奴隶第二宣言》。您可以用第十四项修正案做基础。”肯尼迪积极回应了这个请求，让金准备一份宣言草案。金回应道自己非常愿意提交这样一份草案。这番对答不仅让金带着总统的委托离开了白宫，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索要利维森人头的专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