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二 -- 骨头龙

道教：

道教建立于东汉时代，他们崛起时第一个闪耀在历史长河的重大事件，就是黄巾大起义（公元184年，公元188年）。黄巾大起义高峰期很短，但是各地黄巾活动时间却很长。烜赫一时的汉帝国就是被黄巾大起义掏空了内核，走向三国分裂。

在黄巾活动的同时，道教的另一宗派首领张鲁割据汉中二十余年（公元194年-215年）。

道教在历史长河中爆发的第二次亮光，则是孙恩卢循起义（公元399年-410年）。此次起义以东晋王朝强迫自耕农（特别是摆脱奴婢身份的新自耕农）参军为契机而爆发（东晋强征“免奴为客者”）。此次起义转战十二年，沉重打击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东晋王朝后期操控政治的谢家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东晋灭亡。

道教有一种组织体系是“军将吏兵”系统（仿效汉朝军政制度，规定每一级神职人员统率多少部众），类似于影子政府，动员能力很强。这一制度体系大约是在隋代的宗教争论中才解散的。

佛教：

一般人对佛教的认识，是佛教要么就是关起门来念经，要么就是捧着个钵盂四处乞讨化缘。其实这是严重弱化之后的佛教形象。历史上真正的佛教是如何组织的呢？与道教最初采取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不同，佛教最初采取的制度类似于西方的封建领主制。寺庙就像骑士庄园一样，名为一体，实为独立，以半独立状态割据一方。强大的寺庙豢养装备精良的僧兵武装，据险而守，控制民众、地产。地方政府往往无力对付寺庙武装，只能任由其发展。在南北朝时代，南朝大兴寺庙，挤占了大量社会资源，北朝也面临着寺庙控制大量人口土地的问题，最终北朝选择了灭佛运动，对宗教进行严厉打击，极大削弱了这些国中之国。在历史上，寺庙曾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逃亡寺庙就可以获得政治庇护。南北朝时代，曾有人托庇于寺庙，结果追兵不肯放弃，强迫寺庙交出逃犯，并处决了包庇逃犯的寺主。寺庙表示将来追兵也会后悔。多年后，追兵自己果然也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往寺庙时遭到拒绝。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其实就曲折反映了寺庙武装对抗世俗政府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在大部分寺庙放弃了寺庙武装之后，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少数寺庙坚持原有传统的表现。在故事里，少林寺的武僧们毫无缘由地刻苦训练武艺，凭借少室山的地利对抗正规军，据险而守殊死而战，拼命保护政治逃犯，实际上都暗示了历史上佛教寺庙名为“方外”实为割据的历史事实。

这些宗教组织，最终都趋向于比较老实，不是因为他们修炼有成，而是他们都被中国的世俗政府狠狠修理过。

比如说道教被迫放弃了军将吏兵系统，谋反的诛心之论迫使他们不敢这样组织教徒。比如说佛教大多放弃了僧兵，仅有的武僧也大多只敢保留棍棒。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习练棍棒就已经属于军训内容了，自我抑制最强烈的宋代对于习练棍棒的行为就多次进行过遏制。

中国宗教史和西方宗教史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西方历史上有过一些“南特敕令”之类宗教和解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发布者本身都是宗教徒，这些所谓的“宗教和解”，不过就是宗教圈子里强者对弱者的怜悯和利用，或者是弱者对强者的屈服和让步。严格来说，是以对宗教极端分子进行宽容的形式进行的妥协。而中国所发布的宗教命令，比如说武则天这个条流二教制，是站在世俗的立场上，对宗教极端分子下达的命令、进行的管理，其实是很严厉的，和宽容无关。其特点就是：如果你是宗教极端分子，那么你就要被开除出宗教队伍。这固然是在制止宗教冲突，但却一点也不“宽容”。如果这个条流二教制放在西方，就要变成“如果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以宗教名义互相攻击对方，那么双方都要革除教籍，受到绝罚”。我觉得好像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敢于发布这样的命令。他们真要敢于发布这样的命令，西方就不会有难民危机。有这样的法令，宗教极端分子就会被不断地从宗教队伍中剔除出去，也就很难形成普遍性的宗教极端氛围。

最后的关键其实不是强大的政府，而是强大的世俗政府。

当年查理曼大帝不可谓不强大，为了推广基督教，强攻萨克森，据说萨克森人付出了四分之一的人口损失，最终被迫接受了基督教。一部分萨克森人逃亡到了海外孤岛，跑到了盎格鲁人的地盘上，被称为撒克逊人，最终变成了英国人（英国的名称其实是来自于盎格鲁人，是读音变化导致的名称变化）。查理曼这样强大的政府对宗教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所以必须是强大的世俗政府，才能真正管理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