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8：甘带——王又兴之 -- 桥上

《成十一年传》：

周公-楚恶惠、襄之偪(逼)也，且与伯舆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p 0853）（08110501））（076）

《成十二年经》：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p 0855）（08120001））（076）

《成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p 0856）（08120101））（076）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十一年（公元前五八〇年，周简王六年，晋厉公元年），周王室卿士周公-楚（周公）因为受“惠”与“襄”那两“族”威胁，又因与伯舆争夺执政权，却没争赢，一怒之下跑“出”了“周”。等他到“阳樊”，“王”（周简王）派另一位卿士刘子（刘康公，王季子）去请他回去，他们在“鄄”那里盟誓，然后他才回去。可第三天他就又“出”了“周”，流亡晋国。

下一年，我们的成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七九年，周简王七年，晋厉公二年），春天，“王”派人来向我们通报周公之难。《春秋经》上写“周公出奔晋”，正常情况下从“周”那里离开不用“出”字，此次用了“出”字，因为这位周公是自己“出”了“周”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周公-楚恶惠、襄之偪也”曰：

僖三十年《传》有周公-阅，周公-楚当是其后代。顾栋高《大事表》谓为阅曾孙，未免言之太凿。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之后裔族人。——桥：不包括周惠王与周襄王当上了周王的儿子（分别是周襄王与周顷王）及其后裔族人。

杨伯峻先生注“且与伯舆争政”曰：

“伯舆”本作“伯與（与）”，据《释文》订正。襄十年《传》周室有伯舆，两者相距十八（七？）年，或为同一人。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年春”曰：

二月三日癸巳冬至，建亥。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于此（书曰“周公出奔晋”）有注云：

周公-楚奔晋在去年，《经》书在今年，盖周于今年春来告。

杨伯峻先生注“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曰：

此句说明《经》书“出奔”之故。《传》意盖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凡从周室外逃，不用“出”字。而此用“出”字，乃表示周公?楚自己出逃。周王室之臣流亡见于《经》者凡三次，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两次均不书“出”，唯此次书“出”。杜《注》：“天子无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

下面再贴一遍“王城”和“成周”位置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王城”位置依据的是《考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平面图；“成周”位置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观点，见洛阳市旅游局官方网站的报道；因为我所见未必全面，兼之手潮，此图或有不准确之处，不过大致轮廓应该不错：

“阳樊”——“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50，北纬35.09（济源西偏南曲阳，即阳樊，曲阳遗址，东西长240米，南北宽210米，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

“鄄”——“河阳”——“盟”（杨注：盟音孟，地在今河南省-孟县南稍西数里。#河阳在今河南省-孟县西三十五里。#鄄，周邑，不详所在。），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4，北纬34.95（孟州槐树乡桑洼村北河阳古城遗址，有保存完好的东周古城遗址和500米长、6米宽、8米高的周代土城墙，古城遗址面积近3000平方米。该墙经专家论证为河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墙）。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是周公出及阳樊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襄元年经》：

九月辛酉，天王崩。（（p 0916）（09010005））（076）

《襄二年经》：

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p 0918）（09020001））（076）

《襄五年传》：

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晋人执之。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p 0942）（09050201））（076）

《襄十年传》：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士匄听之。王叔之宰曰：“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p 0983）（09101201））（076）

我的粗译：

十一年后，我们的襄公五年（公元前五六八年，周灵王四年，晋悼公六年），下一位“王”（周灵王）派卿士王叔陈生向晋国告戎人的状，晋人把他扣住。并派排第五位的卿、下军将士鲂前往京师，通报“王”那位王叔（王叔陈生）与戎人有勾结。

又过五年，到我们的襄公十年（公元前五六三年，周灵王九年，晋悼公十一年），周王室那位卿士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执政权，“王”倾向于伯舆。王叔陈生一怒之下“出”了“周”要流亡。他走到黄河边上，“王”派人请他回去，还杀掉一位大夫“史狡”讨他欢心。可他不肯回去，就在黄河边住下来。晋侯（晋悼公）派排第二位的卿、中军佐士匄（范宣子）去调解王室纠纷，让王叔（王叔陈生）与伯舆申诉。

王叔家大管家与伯舆家大夫瑕禽在王庭争辩，由士匄主持。王叔家大管家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柴门小户的人家都跑到主家头上，这主家也没法当了。）”，瑕禽回应：“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唯大国图之！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当初平王东迁，我们七个“姓”的人跟着“王”，车马吃用，都准备得好好的，让“王”可以依靠，就赐给我们骍旄之盟，盟辞里有：“世世无失职。”。要我们是柴门小户，怎能把来东边的事办得这么妥当？“王”又依靠的什么呢？现在打从王叔来辅佐“王”，处理政务全凭贿赂，刑罚之权下放给宠臣。各级官员，都发了大财。我们还怎能不变成柴门小户呢？眼下全凭大国作主！从根上就不直，哪还说得上正呢？）”。

于是范宣子（士匄）发话：“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天子赞成的，敝国主上也赞成；天子不赞成的，敝国主上也不赞成。）”，然后让王叔的人与伯舆比对证词，王叔的人找不出对己方有利的证词，于是王叔流亡去了晋国。

《春秋经》上没记下此事，是因为他们没“告”过来。接替王叔任卿士辅佐王室的为单靖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辛酉，天王崩”曰：

无《传》。辛酉，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曰：

正月朔乙亥冬至，建子。无《传》。据隐元年《传》“天子七月而葬”，此仅五月即葬，故杜《注》云“速”。

杜预《注》“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云：“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虣周室，故告愬于盟主。”

杨伯峻先生注“士鲂如京师，言王叔之贰于戎也”曰：

杜《注》：“王叔反有二心于戎，失奉使之义，故晋执之。”于鬯《香草校书》谓此是晋人诬王叔之辞，盖晋于上年使魏绛盟戎，必不肯听周讨戎；执王叔，所以说戎。此言盖臆测。——桥：此二“戎”不必为同一“戎”。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曰：

杜《注》：“二子，王卿士。”争政犹争权。伯舆参见成十一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杀史狡以说焉”曰：

史狡当为王叔陈生之所恶，故灵王杀之以悦王叔陈生。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曰：

宰，家臣之长。大夫，伯舆所属之大夫。坐狱，两造对讼。亦单言曰坐，昭二十三年《传》“邾人愬于晋，晋人使叔孙婼与邾大夫坐”是也。又可参僖二十八年《传》并《注》。杜《注》：“周礼，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故使宰与属大夫对争曲直。”

杨伯峻先生注“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曰：

杜《注》：“筚门，柴门。闺窦，小户；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言伯舆微贱之家。”《释文》：“闺本亦作圭。”据杜预《注》，其所据本似亦作“圭”。陵，驾陵。

杨伯峻先生注“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

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与之盟，使世守其职。骍旄，赤牛也。举骍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鸡。”牲用为一词，义犹牺牲，《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災”可证。骍音辛，《论语?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注》：“骍，赤也。”后又作[牛辛] 。《礼记?檀弓》谓周人尚赤，故牺牲用赤色牛。

下面是两张“秦川牛”的图片，出自《秦川牛图片》：

杨伯峻先生注“若筚门闺窦，其能来东厎乎？且王何赖焉？”曰：

厎，阮本作底，今依《石经》、宋本、岳本《释文》订正。此谓伯舆亦世家，非“筚门闺窦”之人。此驳王叔之宰谓其为“筚门闺窦之人”。厎，止也，安也。“来东厎”犹言来东而安止也。（言若伯舆本贫贱，则不能如此。）

杨伯峻先生注“官之师旅”曰：

师旅，一为军旅之义，一为群有司之名。见王引之《述闻》及成十八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成十八年传》“师不陵正，旅不偪师”云：

正、师、旅皆一般官吏之名位，正大于师，师大于旅。正盖各军各部门之长。两句即下不陵上之意。襄十年《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十四年《传》“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二十五年《传》“百官之正长师旅”、正与师、旅皆同此义。说详王引之《述闻》。（（p 0908）（08180301））（083）。

杨伯峻先生注“下而无直，则何谓正矣？”曰：

意言曲直不分上下，若在下位者虽有理而不能为直，则不可谓正。正，平也。若读为政治之政，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曰：

杜《注》：“宣子知伯舆直，不欲自专，故推之于王。”左右犹言助与不助。

杨伯峻先生注“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曰：

《周礼?秋官?乡士》“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郑《注》：“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尚书?康诰》之“要囚”、?吕刑?之“有要”，皆此义。合要，谓前此双方相争之罪状，证辞等取而合之。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曰：

契即要辞之契券。盖两方相争，周灵王助伯舆，其要辞亦必以王叔为曲，王叔氏因不能举出。

杨伯峻先生注“王叔奔晋”曰：

盖士匄使之，为王叔留退路。

杨伯峻先生注“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曰：

单靖公，据杜预《世族谱》，为单顷公之子，顷公见三年《传》。单靖公代王叔，则王叔不返周室矣。

成十七年《传?注》：“时孙周（孙周，现晋悼公）在周事单襄公，见?周语下?。”（桥：下面《周语下》中单顷公单称頃公，而其中的单襄公乃单顷公之父。）。

《周语下》2：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河上”——“棘津”——“孟津”（杨注：孟津即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棘津，顾栋高《大事表》据《水经注》以为在今河南-汲县南七里，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引《元和志》，说与顾同。或又以为即今汲县南延津县北之胙城。唯江永《考实》谓汲县与陆浑戎相距甚远，又非所由之道，乃从《水经?河水五?注》引服虔说，谓棘津犹孟津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63，北纬34.85（洛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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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王东迁”清华简《系年》是这么描述的：“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啓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小狐《讀《繫年》臆札》所附《系年》通行释文第二章），至于伯舆祖先他们那“七姓”在这漫长过程中具体起了什么作用，则不得而知。但他们从此成为周王室内部的一支重要势力，乃至两任卿士都被伯舆挤走了。

不过晁福林先生在探讨这一段史事时，有一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抄录如下：

重构史事，既非一蹴而就之功，也不是停焉止焉之事。所有史事的重构都是在前辈史家探赜索隐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非推倒重来，另起高楼。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认识的提出，史事重构会长久进行下去，从而逼近历史真实。此外，史事重构的方式与途径，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在梳理的过程中，有些陈旧的认识可能会被扬弃，随着理念的变化，有些新的认识会被提出。（《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