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2010春夏之交的西西河风波 -- 铸剑

都足以吊打邓、陈、李了。

大概是在河里“八一大楼”中吧，相马大师说的：主席是经济战略家。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每一次转折的关键点，他都把握住了。

开国伊始，中共本来还有心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关系，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不去广州，中共也默契地派燕大毕业生黄华到南京周旋。

结果，冷战大背景下，彼此的要价差距太大，无法达成妥协。中共“一边倒”，加上一场“抗美援朝”，棋子升级成棋手，换来“156”、东北自主以及彻底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历史债务，代价就是西方20多年的封锁。

即便如此，中共还是保留了香港澳门等窗口，以维系和西方最低限度的联系。

56年，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思考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和大多数接受援助的国家不同，“自力更生”这四个字是刻在毛这代中共领导人的骨子里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创建于1952年的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中之一，56年，中共就在成都拷贝复制了一个成量，成量的厂房图纸和哈量一模一样，厚重墙体的苏式建筑，其实更适合严寒的北方而不是秦岭以南的四川盆地；“156”中的一重（原名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始建于54年，58年，宝成铁路刚通车，德阳二重就开建了。骨干人员主要来自一重；同样是拷贝，今天大名鼎鼎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也是创建于58年，人员同样是来自“156”项目的沈飞、哈飞……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家目标不一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于美、苏两面封锁之境。主席力主咬紧牙关搞“两弹”、“三线”，在获得基本安全保障后，通过“援越”、“珍宝岛”、“乒乓外交”等一系列组合拳打开西方封锁之门。

71年7月，基辛格访华；9月，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主席开始主导经济向“民生”、“农轻重”方向转。

71年8月，主席审阅同意，中央印发《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及改革临时工制度问题的报告》、《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草案)》、《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草案)》：从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条件的一千三百四十万职工（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左右）提高工资，同时将符合条件的六百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注：9.13事件之前）。

72年初开始制定从西方引进大化肥、大化纤装置的计划，同时放缓“曙光号”载人飞船等非急迫项目（注：有人说，曙光下马是受9.13影响，其实不然。曙光启动是钱学森建议，毛林周批准，七机部负责，空军只是协助挑选训练航天员。913对曙光号有影响，但不是下马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经费不足，有人提出：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情况反映到高层，最后由主席拍板叫停：力量不足，经费不够，宇航员这事先暂停一下，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72年，“714工程”研制放缓，75年工程下马，主要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

72年，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中日、中（西）德、中英相继建交（中法64年建交，中意、中加70年，中英原为代办级外交关系）。

借力于主席一手打造的大三角政治关系，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四三计划”极为成功，当然，这些化肥厂生产氮肥增产的粮食、化纤厂增产的衣料，好巧不巧，正好都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实事求是地说，毛时代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被“封锁”。当然这个被“封锁”本身，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建成相对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避免像南美那些走“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在本国工业化的关键时刻，让外资、洋货冲垮了自己幼稚的民族工业。

中国的开放始于“1972”，而不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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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邓公，以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速看，前邓时代、邓时代、邓后时代，基本上都是巨大的“U”字形曲线。

洋跃进，河里已经说过很多，本狐一向认为，从财政角度理解改开政策演进比从人事角度靠谱。

至于您提到的大跃进：

亩产万斤、大炼钢铁，主席是有一定责任，谁让他是老大呢？

钢铁产量，李富春（计委）、王鹤寿（冶金部）、薄一波（经委）个个都给主席掰指头算账，拍胸口、打包票、立军令状。北戴河会议期间，主席担心时间不够，计划完不成，陈云出主意：搞“土高炉”。到了年底，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主席要压产量、降指标，还都犟着顶牛。

58年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谭震林（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当时报的是：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8000亿斤是肯定的，1万亿斤是可能的。中央打个折：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58年中的八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成立了财经、文教、外交等五个领导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书记处代表中央，连国务院都要向书记处报告。那段时间，也是总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庐山会议上主席7.23讲话中说：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总理考虑辞职，实际是在这前后，而不是很多人瞎编的年初南宁会议上“以柯代周”（注：年初，柯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放粮食高产卫星， “高产田” 、 “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邓公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

毛主席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全国发行。

亩产几千斤，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 “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 ” 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主席就说： “搞酒精燃料。 ”（注：当时缺油，大庆打出工业油流，是在59年国庆前夕）

主席不是没有发热，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他们，主席说话是有个边的，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连狗肉汤浇地、男营女营都出来了。

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当时的一般情况，每亩6000篼左右，近年的研究，有推荐旱育稀植的，认为这样省工省肥，产量也不错；也有认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的，试验表明：在亩栽2万穴条件下，基本苗多，穗数也相对较多，产量也较高。），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5月27日，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注：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亩产820斤）

主席推广“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深翻”，陶铸、赵紫阳他们就在广东推广“二二五双龙出海”（窝距2寸，行距一行2寸，一行5寸，每亩超过10万窝），深翻也有翻到1米2米的，至于算账，更容易了，密植40万窝，每株结穗多少粒，千粒重多少，汇报起来，这亩产万斤，算法是实打实呀（你3万蔸亩产820，我双龙出海10万蔸亩产2700，40万蔸亩产差不多可以算到1万1）。

58年底，主席在天津、湖北，都有人汇报亩产万斤、几万斤，他都说，我不信。还要求吴冷西他们宣传上降温。59年春，为搞清楚真实产量，他还专门派田家英、戚本禹他们去成都新繁县大丰去种试验田，戚本禹写的报告在庐山会议上给李井泉带来极大的压力：本人试验田早稻亩产500多斤，当地劳模罗世发用最好的地、最好的种子，亩产八百斤（注：受当地干部压力，58年，罗世发上报的亩产是2000斤。李井泉上报的四川产量，最高的亩产万斤，全省平均亩产2000斤）。

而邓公呢？

1958 年10月，邓公视察东北，下面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 20%，邓小平说： “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 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 ”

11月底12月初，邓公视察贵州，要求陪同的李井泉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注：不是放卫星的小块试验田，而是大田产量），李井泉给温江地区布置400万亩任务，压得当时的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哭爹叫娘。

所以呀，我觉得您还是看的资料太少了，还有就是，总以为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声令下，上上下下，如臂使指。

哪有这回事儿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