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看来az09在陈经 人民币贬值一贴的回复，就瞎聊一下股市 -- 小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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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10个预测 (2016-02-22 23:16:39)转载▼

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10个预测

陈经

前言

在2003-2006年期间，在几篇流传较广的文章中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进行了预测。这些预测涉及多个领域，有大有小，十年以来的发展事实证明，总体较为成功。

如2003年的《经济版图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文提出，中国经济一级级向上吃占住高中低各级产业，占住了就不放弃；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区域会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城市带。这是大方向的预测，比较粗略。

再如2006年的《中国的官办经济》第29节中，预测了日本、台湾、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走向：

还剩下三个死硬分子，美国日本台湾。日本是没办法，危机感没法不强，中国强起来会怎么弄它，心里实在没底，到时候中国逼它把钓鱼岛交出来，它丢不起那人，所以只能想一切办法拖慢中国的发展。我估计日本一定会死抗到底，中国更是别无选择，两国冷战不可避免。

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小丑，不值一提，就那点实力还想拖慢中国的发展，目的达不到，反而把自己的经济赔进去了。等国民党上台，应该会随大流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以放弃台独为筹码，申请搭顺风车，台湾问题高风险期将成为历史。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台湾政府的问题，它想害中国只能自取其辱，搞了五六年笑话一箩筐。中国政府先还紧张怕它真闹台独，拉开架势应对反而让台湾政府捞着了些东西，后来就任它闹，越闹笑话越大，什么废统，都成大笑话了。台独政府切香肠如果让它切完了那么中国政府错了，可明摆着是它越来越不好切靠玩文字游戏混，那只能是小丑一样。

美国比较矛盾。它不象日本和中国有太多利益冲突，和中国能合作的地方还多过冲突之处。它有退路，中国和它不是你死我活非得对抗，而且也相信中国不能把它怎么样。但是从长远战略上来看，中国是它全球独大统治地位最可能的挑战者，不得不防。所以政策会长期矛盾，一会要合作，一会要遏制。合作的一面不是为了迷惑中国领导人耍的花招，确实就是没中国不行，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很不好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是手头加紧准备家伙，一边说服美国人接受中国崛起，增大美国政府作出全面遏制决策的难度。到底要怎么搞，得美国人自己吵出来，中国是两手准备。美国人本来说是靠和平演变把中国整完了算，所以说要“接触”，为此还对中国开放市场，幻想中国开放多些就民主革命大功告成。现在发现这一套不灵了，到底要怎么样实在没个准主意，确实就是没定，不是已经定了在蒙人。

现在回头来看，基本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感觉到，这些预测的有效期过了，只能说对于过去十年是准确的，再往后就不够看了。就拿台湾局势来说，国民党政府确实2008年重新上台了，但是2016年又要选举变天，之后的事需要重新观察了（本文并非要对台湾问题更新预测，因为其重要性下降，价值不大，而是说明预测有效期过了）。

此类预测如果能在十年内有效，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进行20或者30年这样的长期预测，变数就会太多。个人感觉10年是个不错的时间范围，既有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让决定性因素发挥作用产生明显的效果，如外贸高速成长这样的正反馈机制。如果时间再长，作用机制的背景就会被巨大的变化本身所改变，如中国外贸高速成长十余年后，市场占有率已经全球最高，虽然外贸产业竞争力仍然很强，但低速增长都很不易了。

本文对中国政治经济相关的10个问题进行预测，时间范围大致是2016-2026年。

1. 科技与军事实力大爆发

在科技与军事领域，中国已经迎来了历史最好的时期，会有爆发式的成长。这将是未来10年中国最好的消息。如果非常认同科技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认为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事。

军事实力爆发的势头在3-4年前已经隐约体现。2011年初，四代机J20横空出世，对中国军迷是一个特别振奋的标志性事件。之后航母、舰载机、大运输机、高超音速飞行器等先进武器不断亮相。和之前的困难局面相比，军工领域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好消息不断。未来10年延续并扩大这个好势头，军事实力爆发式成长，是可以预期的。

军事实力大爆发，关键是在先进武器研发上与美国堂堂正正地正面较量。以前差距太大，军迷们幻想中国从山洞里拿出秘密武器对抗美国的逼人攻势，在2000年时与台湾网民使劲讨论台海战争怎么攻防，这实际是底气严重不足。中国财力物力远比过去强得多，完成了关键研发，武器装备数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增长，爆兵、种岛这样的动作，比其它国家要快得多。

以这种物质生产能力为基础，即使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也不会是中国的劣势，和过去苏联的军事发展模式根本不同。美国维持性的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一年5000、6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占GDP比率远高于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军费开支的超常规发展是以整体实力的增长为基础，规模可控，更为有利。

更为基础，也更值得论述的，是中国科技实力的大爆发。

在学术科研领域，中国已经超过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科研强国，超过传统的科研强国德国、日本、英国。这个结论对于学术界以外的人士，可能会一时难以相信。

早在2007年，中国每年发表的“期刊论文”总数就是世界第一了，主要是垃圾论文。但是到2015年，连续6年SCI论文总数世界第二，进入统计的论文质量要高一些了，虽然也免不了全球科研共同体共有的论文泡沫问题。最近2-3年的发展是，高水平论文的数量也上来了。

2014年12月，自然出版集团公布了2014年的“自然指数”统计结果，这个指数统计的是一流的论文。美国第一，18643。中国第二，5206。德国第三，4077。四到十位是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瑞士、韩国。俄罗斯不在前十之中，从这个指数看并不是科研强国。再从这个指数的增速看（相比2013年），只有中国是年增14.9%高速增长。美国下降0.8%，其它国家要么下降，要么增个1-2%。而且中国的增长还在加速，到2015上半年的年度数据变为6318，增长率25%。仅就这个指数而言，中国可能五年就追上美国了。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汤森路透搞了科研大数据挖掘，统计了2015年10个科学领域中100个热点前沿和49个新兴前沿的数据。美国在143个前沿中有核心论文，其中108个论文数排名第一。中国在82个前沿中有核心论文，其中16个论文数排名第一。英国、德国、日本分别在10个、8个、2个前沿中排名第一。

中国有很多大学与科研院所，其中不少水平较低，为了生存就大量炮制垃圾论文。但中国的一流院校，近年来论文水平突飞猛进，已经可以和美国二流大学相比了。从海归人员到国内大学找工作明显可以看出来，晚回来几年，情势就完全不同了，人才档次水涨船高。从大学科研人才看，中国已经过了青黄不接的年代，新一代年青人顶上来了。海归人员的水平越来越高，也有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工作，自己培养的人才水平也不低。

和论文类似，专利申请数也是科研领域的重要数据。2012年中国申请发明专利数量超过美国跃居第一，连着几年增速10%。也是有垃圾专利的问题，但能说明一些趋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PCT专利数，难度就高多了。2014年PCT专利数申请中国世界第三，增速18.7%，唯一两位数增长。

再看研发支出。2015年11月10日，教科文组织发布《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其中说中国研发投资占全球20%，次于美国的28%，高于欧盟的19%和日本的10%。中国研发投资占GDP比例大约是2%，比例接近欧盟。GDP规模已经很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然需要增大研发投资占比。中国研发投资在五年左右的时间超过美国不奇怪。

1999年杨振宁说：“以下的几个长远的因素是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够有辉煌的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是需要有聪明的年轻人，有头脑做科学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视纪律、重视忍耐心、重视勤奋的社会传统；第三要有决心；第四要有经济条件。……中国在20世纪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纪我认为将四者具备，所以我对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是绝对乐观的。”

杨振宁这段话在当时困难的情势下，不太容易理解。现在应该可以很有信心地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秘密，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觉得困难重重，怎么都不对。现在就什么条件都具备了，肯定能搞好。经济条件都不是瓶颈了，之前的经济大发展把总量做上来了。对于各类研发项目，只要能搞出来，钱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时间积累。从种种迹象来看，已经开始不断出成果有了相当的积累，又在持续投入，我认为有了一个正反馈加速度增长的机制，正如21世纪头10年对外贸易的超常增长。

2000年中国贸易总额4000多亿美元，比G7每个国家都少，但也有第二名德国的一半左右，有了一定规模了，只是和美国总额差距较大（只有四分之一）。经过20-30%的连年高速增长，贸易总额在2013年变为世界第一。这个机制的规律是：在一个已经不低的基础上，再来超常增长，就会是实力大爆发。正反馈是说，外贸发展顺利，产业聚集到中国，中国就更有实力去投资吃下更多的外贸产业，出口越大增长趋势越明显。

接下来10年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速，也没有GDP、贸易总额这样特别直接的统计数据。但就各种指标看，10%以上的双位数增长应该是有的。而且现在科技实力的基础已经相当不错了，多个领域在国际上都是响当当的。在科技领域，重现一次外贸领域的正反馈加速度增长，是非常可能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之前是政府主导，用其它产业赚到的钱，先不管短期回报投到各领域研发里，这也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正反馈机制的关键或者说转折点在于，科技投入产生了足够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有更多的钱去投入研发。十年前在外贸领域也有这样的转折点，以下是《都等着中国买单》中的节选：

如果对经济数据进行深一些的分析的话，会发现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外贸顺差忽然没有预兆地从过去最高400亿美元一下突破到1000亿美元，详见下表。

年份__________2002__ 2003__ 2004__ 2005__ 2006

总顺差(亿美元)__304__ 255___ 321___ 1020__ 1650（估）

加工贸易顺差___ 577__ 788___ 1065__ 1426__ 1900（估）

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顺差非常稳定地年增长35%左右，这部分的经济模式变化不大。但是内资主导的一般贸易正在快速变化，一般贸易2005年出口增速大进口增速小，而在2004年是大额逆差，两下一合力，使得全年贸易顺差猛增三倍。粗略地看，这说明以中国自身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已经可以独力应对“出口换汇购买巨额原材料及关键技朮设备”的重担。在这之前的年头，中国主要靠拉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换取稀缺外汇，用这些外汇去购买技朮设备搞研发，增强内资实力。这个战略在2005年宣告完成历史史命，内资已经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外汇资金正循环。

这几年深圳以华为、腾讯等公司为代表，可以说已经走上了科技产业正反馈加速发展的道路，是很好的正面典型。从深圳看，中国科技产业正反馈加速发展机制的转折点可能已经到了。深圳的发展优势就是搞研发，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深圳市2015年地税收入2276亿元增长32.9%，国税收入4147亿增长39%，而整个台湾财政收入才3700亿。深圳钱多得花不完，各种科技投入非常大方。深圳各种“科技公司”想办法写报告往科技上靠申请经费，但规模大了，货真价实的成绩也很多。

院校的科研大发展是基础，对实体经济真正起作用还得靠科技公司。中国社会炒作氛围太浮躁，中国科大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王牌项目量子通讯，成了A股上市公司的炒作题材。但和中国很多事差不多，虽然看上去很乱，成绩也是巨大的。这些年中国科技公司的发展也是很给力的。

中国科技公司大发展的典型代表是互联网和通信领域，华为与BAT（百度、阿里、腾讯）。这个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厉害的。十多年前，说起中国科技公司，我只能提华为一个。现在华为已经做到了行业第一，在多个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国3-4个，美国6-7个，其它国家一个都没有。IT革命，美国是领导者，中国是收益最大的。

看世界500强名单，发展中国家一般是矿业、通信、金融集团上榜，中国以前也是这样。现在500强数量世界第二了，主要也还是国企集团。但也有了一些和发展中国家企业不一样的，有强大“进攻性生产力”的公司。

以前我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虽然落后，但是所有的领域都在追赶发达国家。现在有很多科技领域，中国已经不落后了，而是和发达国家正面竞争。

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代表将不会是农民工和中低级产业，而是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数量世界最多的年青研发人才在科技公司努力工作，国家和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整体发展环境。中国的舆论环境对此也是非常支持的，以前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科人才能够良性成长，不会象一些国家那样被贬称为“nerd”。中国理工科基础教育水平不错，在高考竞争的压力促进下，海量的科研人口基数对于国家发展非常关键。

中国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实力强大，有了科技与军事实力爆发成长的趋势，就不会停下来。一时的经济增长困难，或者一些社会问题，都不会影响这个趋势。在可以预见的各种情况下，科技研发与军事投入的增长都是有保证的。实际也花不了多少钱，总量够大就不是钱的事，固定资产投资都四五十万亿，要大二十多倍，不会缺这个钱。增长趋势主要是各种条件都具备了，人才跟上来了，也不会有政策争议，再怎么都会狠狠加大投入。所以我对科技与军事实力爆发成长的预测充满信心，看清楚这个趋势并不难。

各种国际国内的问题，特别混乱，很多事非常麻烦，任何时候都并非一片光明。之前10多年，解决问题的入手点是进出口贸易，以下是《中国的官办经济》节选：

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哲学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我们希望，科技与军事实力的大爆发也起到这样的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是未来10年最值得高兴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注：本节与科研相关的内容，相当多部分选自中科大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中科大胡不归）《中国科技实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一文。更多细节可看原文。

http://www.guancha.cn/YuanLanFeng/2015_08_12_330260.shtml

2. 经济总量领先，增长率降低，发展心态转变

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率，我预测会是比较低的。但是以汇率计GDP总额还是会超过美国，应该在2025年左右实现。同时中国政府与民众对于发展的心态会有较大的转变，对于经济总量和增长率会更为淡定，不再追求高增长，更重视其它目标。

汇率GDP超美这个事，以前是不提的，热点是GDP超日。在2005年看起来超过日本都是遥远的事，有些预测是2030年。但在2010年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2016年可能会是日本的三倍，发展速度确实令人震惊。主要是公众对汇率GDP超常增长的特性不了解。发展好的时候，汇率GDP增长率是四个作用的复合结果：实际GDP增长率、GDP平减指数（相当于考虑通胀）、本币升值、统计上调，会比每年报出来的GDP增长率高得多，可能四五年就翻倍了。

2006年，我的预测是2025年汇率GDP超过美国。后来GDP迅速超日，也有人提出了更为乐观的观点，如2020年汇率GDP超美。但是从最近两三年的情况看，不可能了，因为GDP增长率下降、通胀率下降、人民币停止升值，有统计上调也会有下调的，如东北的数据会下调。综合来看，还是2025年汇率GDP超美比较现实。当然IMF说，2014年购买力评价的GDP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印度超过日本。从影响力和人的心态看，还是应该研究汇率GDP。

长期经济增长率，代表性的观点是林毅夫的“中国还有20年8%的高速增长期”。林毅夫关注长期经济增长，而非各种短期危机，是一大长处。他的论据是“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中国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它们后来都8-9%增长了20年。人均收入差距就是技术与产业水平的差距，下定决心去追，就有“后发优势”。

这个论断我认为有问题，原因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和日新台韩有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中国和美国的产业水平差距，没有人均收入表现得那么大，不少产业已经是和美国各有优势，后发优势比想象的小。另一方面，就算中国的一些产业水平发展不错，也不足以覆盖众多人口。不能这样和日新台韩简单类比。

中国已经实现了连续30年9-10%的高速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我总结为“先发优势”：海量人口和全面追赶的国策，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巨量基础上实现了高性价比。中国是第一个形成这种优势的，所以是“先发”，正反馈优势越来越大，世界各国无法竞争。有相当长时间是超高速增长，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国际国内市场都是无穷无尽的一片蓝海。

现在这个“先发优势”还是存在的，仍然没有其它国家能和中国竞争。但是它的作用在衰减，因为产业持续多年不受限制地增长，产能过剩到了地球与中国意义上的市场极限。例如钢铁，中国生产效率并不低，但8亿吨钢这种年产量显然已经到顶了，它就变成了一个麻烦事。钢铁产业之前的高速增长，就是中国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的力量之一。现在它碰到麻烦，要去产能，显然就会拖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种产能过剩的产业不少，不仅过去的高速增长不可能了，有些还是很大的麻烦。过去基于产业聚集高性价比“先发优势”的高速增长机制，其实在2012-2015年已经碰到了问题，未来10年能够发挥的作用不可高估。

但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林毅夫的观察是对的，中国可以追赶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产业，这个差距虽然不是5倍这么大，但显然是存在的。以中国科技实力大爆发为基础，形成相当的“进攻性生产力”，在中国本土实践，在全球发起大规模攻势，这会是一个靠谱的长期发展动力。只是这个动力不会象之前的产业聚集高性价比这么猛，中国之前什么产业都要，规模容易上去。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一方面需要的高素质人口多，另一方面能够参与到这些产业的人口却相对少。这些产业成长起来对综合国力非常关键，但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对中国这么大的规模不会太高。

总体来说，未来10年中国年增长率应该是6%左右，而不是8%。如果能实现6%都应该满意了。一方面规模比以前大多了，一方面长期增长动力在演变，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是必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6%这样相比过去较低的增长率，在国际上仍然是不错的，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但不会象过去那样总是世界第一，也许印度会经常报出高于中国的增长率，小国的增长率超过中国就更多了。

即使增长率下行，中国也可以在10年中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让世界慢慢接受中国是第一经济大国，这是必然的。而印度虽然经济增长率经常超过中国，但可能10年过后一算，和中国的差距反而更大了，如果经济增长动力不可靠，碰到危机卢比币值撑不住，以汇率计GDP会把经济增长成果吞掉。

再过几年，中国汇率计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将是一个没有悬念的事。而经济总量又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会产生相当大于心理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的美国总统再要这么说，就可能象是自我吹嘘了。

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在超过美国成为定局之后，会有一种“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的心理，看待经济增长会更为淡定。就象对奥运金牌的追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了顶峰，金牌榜排名第一，超过美国不少。之后感觉就淡了，并不是太看重金牌总数，而是对影响力大的项目更为关注。

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也没有必要追求经济增长高指标。以前追求8%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说法是，就业需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几百万的新增就业。但这个逻辑后来不成立了，情况比较复杂，增长率下行，但就业情况相对好。

以后中国政府和民众会更关注一些具体的事，如收入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和谐、法制公平，对于GDP总量和增长率不那么追求了。因为高也高不上去，低也不会太低，超美不是问题。

之前有说法，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是经济增长，我认为至少部分成立。靠增长靠发展解决问题，也是过去的成功经验。所以政府对经济增长率还是很看重，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想方设法托住增长。这几年是这样的心态，保8不成就保7甚至保6，不断表示信心。为了一些指标，用种种硬上的办法去做得好看，这两年局部地区有这种迹象，做不上去爆出问题。

未来10年，中国整体对于增长的心态更为淡定之后，应该对经济波动更为自然地接受。低就低点，别的国家还更低，条件好的时候再做高点。对于一些危机，也不需要严防死守，会让其自然地爆出来。中国社会忍受力相对较好，增长这么多年成果是不错的，出现一些小乱子也属正常。人的适应力很厉害，股市亏那么多钱人都默默承受了，一些地区性的乱子就由当地承受下来，也就这么过下来了，可能也没多严重。

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或者说和美国缠斗几年后，世界看中国会是另一种眼光。中国会有各种问题，自己也承认，就象美国也是各种问题，多半比中国严重。但再怎么说，那也是中国与美国那个级别的问题，对其它国家综合国力总是压倒性的优势，有问题也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官办经济》中提出了五个世界的划分，美国与中国各自单占一层，今后这个感觉会更为强烈。有这种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大国心态会明显上升，对于发展问题会从容淡定得多。

3. 国民心态自我定位剧烈转变

大约十年前开始有了“民工荒”的消息。当时的专家解读是，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差不多了，人力资源供给不再是无穷尽。之后几年，民工工资迅速上涨，分行业翻了二、三倍不等，超过了一些城市白领。

这个事的意义很大，超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经济解释。农村人口出来打工，还是那些人，还有新增的新一代民工。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不够了，总劳动人口一直在增加，直到2013年才达到顶峰。创造就业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民工工资上涨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整体心态。之前太不正常，做那么辛苦的事，收入极低，吃苦耐劳过头了。

某些唱衰者认为，低收入、低人权的民工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是“竞次”。没有道理说，中国需要这些民工这么认命地收一点钱就拼命操劳。民工薪资大幅上涨以后，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继续提升，国际贸易份额继续扩大。技术水平、产业链、基础设施、民众教育、政府能力，这些压倒性的优势已经足够。

真正的拐点，是新一代民工的自我定位带来的。他们受教育年限长，信息渠道多，不接受上一代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和资本家的工资博弈中，这种心态很容易就取得了胜利，因为国际国内资本家完全有足够的利润去让利。实际上并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涨薪运动，民工薪资上涨是比较自然平稳的。过程中有一些资本家抱怨，甚至有一些经济学家为之鼓吹，说劳动法太严了，工资上涨太快，竞争优势没有了，产业转移走，要崩溃。但这是反动的，既不合经济规律，也看低了中国人，是把中国定位成一个低级打工者。

国民的自我定位，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而言，是影响最大的。和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什么都比它们强，唯一的区别是，它们的国民自认“发达”，而中国民众自认是“发展中”。自认发达的，要较高的收入才肯干活，另一方面也敢于消费或者被迫高消费，资本家也把这当基本面了，经济活动都按此开展。自认发展中的，民众要求的工资低，涨点就满意了，大量资本家靠组织低档次的生产挣钱。

由于过去十多年发展太快，中国经济实力大幅领先国民心态。民工心态的迅速转变是因为对比实在太极端，经济成长这么多，民工待遇再不上来就太不象话了。从国家整体来说，国民心态有很大向上定位的空间。

很多老百姓跑到境外旅游就发现，这些地方怎么这么破，甚至一些发达地区也就那样。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台湾，要维持对大陆的优越感，只能依靠媒体谎言了。论硬的经济实力，中国大陆已经非常强了，要有与之相配的国民自我定位。

如果去问一些90后00后的小孩，他们从小生活条件就不差，也不觉得中国科技落后，认为中国是和美英德日一个级别的技术强国。发展中国家就不要提了，没法和中国比。这其实才是正常的国民心态，并非自高自大。反而是很多年纪大几辈的人，自我贬低倾向很严重。

民众一方面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中国，有时甚至是地球上没有的理想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自己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心态，这很不正常。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心理活动，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实质影响。最重要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评估，也包括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人会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国家也是如此。

香港人、台湾人、外国人跑到内地来，就开个高薪，自己人就开低薪，能力多半还高些，这没有道理。如果自我认同够高，当然就会一视同仁。自身认同低了，对经济活动的要求就低，伪劣产品生产出来就卖出去了，市场还觉得中国就只能这样。有时又转向另一个极端，用世界最多的大钱，追逐欧美日的品牌产品。

接下来的十年，国民心态自我定位会有一个剧烈的转变。经济增长率下降或者一时的经济困难，都不会影响这个转变，之前的自我定位太低了。心态的剧烈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发展在持续，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人的世代更替。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心态差别是非常大的。思想转变慢的老一辈，影响力慢慢减小，新新人类走上舞台。

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都要去适应这种心态转变。可能有些人还会说，低级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去了，竞争力下降，大事不好。可是说这话的人，准备让自己的小孩继续干这些低级产业么？别人的小孩凭什么就要去做？

对于发展经济，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生产力很强大的国家来说，需求其实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需求不是靠全球，而是来自自我定位转变。都象老年人那样节省着过，经济就没法发展了。认为自己科技落后，自我定位成一个落后国家，既不敢投入资金去发展生产力，也没有需求。有很多落后国家如印度，还靠大量人力肩抗手提运货，其实心态一变，人不肯低价干这种活了，就会改用货车、小电动之类的先进工具了，经济模式就变了。自我定位低，机会来了也不敢成功，没有决心。年青的阳光世代信心足，敢于拼搏，敢于成功，最后也就成功了。

十年后，预计中国的国民自我定位会初步完成。中国人会形成共识，要成为先进国家，象先进国家的国民一样生活，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为之努力。这不是远大理想，不是宣传，而是一种普通民众都有的生活态度。

这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韩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70年代韩国下定了决心，要把一些先进产业做好，整个国家就为之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虽然有时表现出来是一种偏执。香港台湾近年来表现很差，重要原因是社会自我定位失败，不知道要发展成什么样，麻木地奔忙挣钱或者过点小日子，资本家与社会精英方向错误。

之前在政府宣传里，也是有定位的，但多少有点苦大仇深，有时还低调得象是妄自菲薄了。有时一些做法就会与国民自我定位冲突。如把本国人的地位定得低，作风媚外，有些产业不肯放弃。自我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一些决心就容易下了。

中国人在世界上比较努力，智商也是最高的。如果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齐心合力为之努力，实现一个高标准的全民生活水平完全应该。随着自我定位的不断提升，发展方向也是要调整的。之前的发展方向是穷怕了，什么产业都要，什么着数都上，产业工人收入低还当成优势。虽然后来政府也说了要科学发展，但还需要全社会提高自我定位以后，才能够真正形成社会共识。有了共识，一些必须付出代价的改革才好推下去。

有些落后地区的居民，自我定位太低。一些维族人口，自我定位走向邪路。而香港台湾这样的，自我定位也成问题。这些情况，扶贫、发展、统战，都不好办。与其费尽心机去做这些事，不如攻心为上。整个国家国民心态剧烈转变，其影响力自然会散发出去，对全社会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不想转变的人，也会被自然地拖进来，被动接受。这个巨大的力量，刚刚开始展现，未来10年会更加明显。

4.“官办经济”转向新型政治文明、商业文明

《中国的官办经济》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定义为“官办经济”，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中央与地方政府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直接参与经济。具体的理解还是需要看原文，政治经济都涉及，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过去10多年，这个发展路线取得了令人震惊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这个意义上是很成功的。

但是近年来一些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官办经济的运行碰到了两个巨大的本质问题。这并非是指产能过剩、增长率下滑这样的经济问题，这些只是运行中的困难，不是本质问题。

有两个重要的相关事件，第一个是刘志军、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出的事。第二个是18大以后，中共中央以习近平、王歧山为首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两个问题有关联，都震动了官场，但意义显然不是单纯的反腐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令计划的阴谋，都相当令人震惊。这些事件，对官办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本质的冲击。两个本质问题，一是中共自身的核心运行机制，二是官商结合的经济运行微观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出了不少大事件，两任总书记下台。相关的人物其实立场与性格特点比较鲜明，冲突虽然剧烈，解读却不算困难。近年来的政治事件，却显得信息缺乏，需要身处特殊的信息圈子，才可能了解内情。这种情况有时令人十分困惑。我认为原因是，80年代的政治冲突，可以说是路线斗争，各方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上台下台都与此关联，信息是公开的。而近来的政治事件，公布出来是腐败，也确实是有证据，但实际是什么问题却不好说。

《中国的官办经济》中写了邓小平人事上的“三大奇招”（朱镕基、胡锦涛、核心论）：

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

邓小平作出安排后，也确实是20年稳定没有事。但还是有问题，最高层的人事安排，到底是什么制度什么说法，其实是没有说清的。也不是说就要乱，这不可能，而是没有一个清晰的众人内心里普遍接受的方法。如接班制度，如果还是按过去的形式，用年龄与级别卡位，能否取得共识是个问题。接下来的19大怎么开就是个问题，相信现在还是处于非常混沌的状态。

由于信息的缺乏，我们难于精准分析。即使有信息，也不一定行，谁说得清。我预测可能会是某种形式的党内民主，而且是倒逼性质的，到时必须作出决定。这可能会是新型政治文明的开端。当然这个实在太模糊。

我个人的期望是，政治问题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应该是短期的，而非路线斗争式的长期影响。如果全社会有了舆论与实际运行的趋势，如上节的自我定位转变，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顺应这个趋势。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全社会的共识最重要，形式上的民主并不关键。

中国共产党要解决自身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模糊。但是经济运行微观机制中官商勾结的问题，已经是非常明显了，矛盾冲突已经爆发出来了，演变成了18大以来的大反腐。一种解读是，大反腐是为了稳固领导权，应该是有这样的因素。我的观察，还是官办经济搞出来的商业模式恶性发展，没有想到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的官办经济》中对于官员们搞经济的期望是这样的：

出于现实考虑，我对官员的最低期望是，要懂现代经济，另外要聪明地捞，不要捞得太过分搞得民愤极大。懂现代经济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多，冒大危险瞎捞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少。中央高层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正循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清除出不会搞经济还乱贪的笨人有助于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得到广大官僚的理解，阻力不会太大。只要不搞那种把官员们全都革命掉的激进动作，政治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腐败官员不是“聪明地捞”，一段时间以来，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经济发展的成果越多，贪得越狠。希望官员们捞差不多了收手，是一种理想主义。人性就是这样，没有制约就恶性发展。实际上已经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了，官场商场上乌烟瘴气。有抱负的官员都得用一些邪行的招数推进项目。两个军委副主席都出了大问题，实在令人震惊，没有想到会这么可怕。发展成这个样子，是官场风气出了大问题，腐败官员们团伙行动，以腐败扩大化的形势消除风险。他们不认为是“冒大危险瞎捞”，而是基于自己了解的内情，各种山头往上靠，最高层都有人在圈子里，认为风险不大。

如果说腐败恶性发展还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大反腐运动就真的是出人意料了，没想到搞到这么大规模。我认为这是习王的个人选择，有一定的偶然性。

从短期效应看，过去在利益驱动下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卡壳了。经济增长率下滑有不少这个因素。用权力推动经济运行，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发展是会很快。如果不能从中获益，甚至有风险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可能就不存在了。没人去做实事，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就浮于表面了。这是官办经济运行到现在，碰到的大问题。

无论是理论、实践上，还是民心、道义上，显然都应该支持反腐运动。为此影响一些短期经济指标不用在乎。只是我们很难说清楚，未来会如何发展。大反腐会演变成什么格局，如何收场，都说不好。19大开成什么样，谁也说不定。但过去几年那种恶性发展，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商业文明。就算和政府官员腐败互动赚到大钱的人，多半也不希望这种局面继续，累得很。

和国民的自我定位类似的是，社会应该有这样的原则：如果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应该为之努力。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选择。个人不应该一方面讨厌某个环境，又在其中麻木地捞取利益。官员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不能只靠反腐败约束政府。社会环境是全民的事，不仅是政府要去管。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来上层次。专家、学者、律师、职业人士，都能起到正面作用，而不是被卷进去同流合污。全社会应该一起努力来形成新的商业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有很多人出来做这些正义的事业，形成一股力量。共产党内有人出来大反腐，社会上也应该有这样的气氛。

美国历史上经济大发展后，腐败很严重，但是社会上也有正义力量出来了。虽然我们说资本家是把腐败正常化隐蔽化了，但毕竟比第三世界国家那种严重腐败好多了。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发展轨迹。

本节的内容很难说是一种预测，因为实在看不太清楚。但是对国家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坐等预测实现，而是要为之努力。一个国家民族能发展成什么样，是由每个人的选择决定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