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茶余饭后，不可太当真】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几件NB事情 -- 微风轻行

1974.01.23 第 1 版 苏修间谍落网记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秘密接头　当场拿获

　　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人赃俱在　罪证确凿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修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⑴⑵）

　　苏修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利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讯）

请注意供词中“我们”“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还有一名间谍同行。

1974.01.23 第 2 版

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的一份供词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讯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收苏修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我被抓住以后，经过政府交代政策，反复教育，认识到我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我背叛了祖国，被苏修利用，充当了苏修的间谍，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我万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规定的接头暗号是由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答：“我是白桦！”还规定，如当晚有危险，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执行。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又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噢，亲爱的阿麟！”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惶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着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