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邓特色，其一开始就公开宣扬：自己是开历史倒车 -- 海纳

顺便说下计划生育，其实很简单，就是毛时代的中国搞了三十年，最后崩溃了，连人口的自我维持都搞不下去了。知乎上有篇先的文章，转过来大家参考下：

在彼得泰尔的《从零到一》里，把中国归类为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但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从这个理论上来说，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基于最悲观预期的政策。这个政策隐藏的前提，就是资源和发展空间是有限的，我们一定得控制消费者的数量。

这个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在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当然就体现了当时的悲观气氛。因为就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来说，人口绝对就是负担。

《人类简史》中，把现代经济的两大动力—科学和信用，都归结相信“进步”。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到现代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此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让 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按照“进步”的概念，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只要是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付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因为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以上的这个由于相信进步而相信未来而产生信贷的程序， 其实也就是《从零到一》里所谓的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而在《中苏关系史纲》里说， 苏联给中国的信贷总数虽然不少，但大部分用在军事上。 经济信贷还不如给印度的1/10。作者沈志华分析说，原因似乎不是苏联不愿意贷款，而是毛时代的领导人对于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保持消极态度。到了1965年，外交部长陈毅愉快地宣布，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外债了。可是，如果没有外面的融资，那么经济要发展的资金来源，就只能靠压缩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把消费品出口去换外汇， 再加上用剪刀差去压榨农民，这样有限的资本来源，很容易陷入死胡同。

人口增长如果在没有充足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 就会陷入“马尔萨斯模式”，成为经济的负担（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只能通过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控制人口就是势在必行； 但是如果能得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劳动力就可以成为资本而不是负担， 可以进入“亚当斯密模式”的良性循环。

所以可以想象七十年代末中国的主政者是处在怎样悲观的形势下，所以才会把控制人口这么消极性的行为作为基本国策大加推行。当时一打开国门，不仅是普通公民，上位者们也傻了， 这些年中国竟然落后了日本、香港、台湾这么多，宣传上怎么解释呢？而且，“限制农民的流动和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来缓解就业”这两招，在文革后农村极度贫困和知青要求回城的情况下是坚持不住的。 经济非常困难，而且从当时人的角度看出路并不多，因为谁也不敢说改走资本主义路线，原来的那些理论又都失败了，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时候计划生育变成了一个现成的借口。领导哪里会有错，肯定是因为你们这些群众出生太多了嘛。

所以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说到：“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我们经济困难因为我们人多。重复无数遍，始造俑者也信以为真了。”。这个未经验证的政策由此被上升到基本国策的地步，并且在国内持续执行数十年，并培养出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变成了一个从悲观的预期出发的自我实现的悲剧。

然而正如一个笑话说的“某主义要是像它自称那样的科学的话，那要先用狗做实验一下才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把八零九零后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父母，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小白鼠。

除了现在说的过早老龄化，《吾国教育病理》也指出了计划生育造成的几个意外的恶果：

一． 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要控制人口， 本来是为了减少必然要消耗的很多自然资源。 但是孩子数量少了，父母还是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这么一个孩子身上，最终也没有节省资源。异常的心态与过多的情感作用于唯一的对象，溺爱必然发生，只是造就了习惯高消费的新一代。 与节省资源的论证背道而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毁于一、二代人。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口结构还算年轻，但是制造业已经开始衰退的原因。家境不丰却习惯享受的一代，是没有办法成为辛苦枯燥的制造业的工人的。那么，也许他们可以发挥创业和个性，开拓另一条路呢？

二．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 在现实中，多子女有一项隐含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 他们则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 。在只有一个独生子的情况下， 家长们背负着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 。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就是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而不顾孩子的兴趣和秉赋。 这就造就了受到过多关注和人生道路被早早限定的一代人，不敢试错的一代人。 《致青春》里陈孝正的台词“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楼房，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就是这种境况的写照。 可是结果和期待背道而驰，对家庭来说独一无二的孩子，被这种压力塑造成了模式化的千人一面的年轻人。 苏斯博士有句名言“Why fit in when you were born to stand out?”(生而出众，为何从众？) 但是在这种整个家庭未来取决于一人的压力下， 独生孩子的生活道路，反而被安全感压迫得失去了出众的可能性。

所以计划生育其实和二十世纪的各种社会试验一样，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工程。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而归结其原因，则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表面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是一种社会政策，造成的是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但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