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吗？ -- hwd99

前：链接出处

2、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

美国政府对商品的价格管制，是延续殖民地时代以来，一直执行的对公用事业的价格控制。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公用事业是“受公共利益影响的经济行业及其活动”，最早见于十七世纪英国普通法,后为美国法律接受,即为社会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美国《公用事业法》对公用事业的一般定义是:“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了公共目的,或在持有特许经营权、执照和许可的条件下,在供暖、制冷、能源、电力、给排水、垃圾处置、油品、燃气或照明等行业,由公司、机构、股份公司、合伙人、个人或财产委托人所从事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和服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温森1943年曾对“公用企业”这一法律概念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某企业只要(1)与社会公众利益紧密相关;(2)其业务性质与输配过程有着直接的联系;(3)具有根据市场需求和依据合理价格向社会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强制性义务;(4)独立于一般的市场竞争企业,享有合法的垄断地位;或者在政府的特许情况下享有这一垄断地位。这时它即为公用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属于公用事业，受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美国的公用事业范围极为广泛，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在一定时期内，都可被政府列入公用事业。例如，1877年粮仓案，私人建粮仓提供粮食储存服务，不直接与个人用户相关，也被列入公用事业。

价格管制的主要目的是抑制物价飞涨，称为战争年代常用的管制措施。但是，不适当的价格管制并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代表新成立政府的大陆会议曾颁布法令，要求“这个国家的商品都要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必须按照过去一年我们已熟知的相同价格出售。”当时美国政府大量增发纸币，筹集军事物资，是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但却妄想用价格管制办法对付物价上涨，其结果是军队购买不到物资，导致忍冻挨饿，不得不停止该法令[22]。

政府指定不合适价格，会导致市场的失败[22]，问题是如何制定合适的价格。美国政府一直广泛管制各种商品价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公用事业领域，基本原则是制定并实行各方，包括消费者和供应者，都认为是合理的价格。这种合理性体现在，对消费者来说，有能力支付；对供应者来说，有合理的利润，能吸引投资，保证生产能力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同时防止消费者过度消费，影响环境和资源。

通常政府建立价格制定程序，主持和监督消费者和供应者共同协商，制定价格。主要程序包括[42]：

1） 根据企业要求，调查研究，对生产、销售和用户等各个环节进行调查。

2） 审核企业成本。根据生产过程各种消耗和劳动力消耗，考虑折旧费和维修费、市场费用等，保证企业利润率。

3） 召集用户代表和供应企业公开会商，通常用户代表由政府任命，独立进行调查，提供意见，双方共同确定价格。

3. 美国反暴利促进竞争管理

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提出的《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侵害法》。美国此后通过了多项反垄断和暴利，规范市场商品经营活动的法律，明文规定，反垄断或企图垄断、合并或与他人合谋垄断的贸易行为，均为非法行为[43]。主要非法行为包括通过垄断限制竞争和各种欺骗性竞争[44]：

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执法机构，主要包括司法部反托拉斯局；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洲际商业委员会、联邦民用航空委员会等，可对违反者判处损害赔偿、行政罚款、直至监禁的处罚[44]。

四、美国政府“取消管制”实际是改革市场管制方法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了大肆宣传的所谓取消管制改革，如表2所示，仅在几年时间，就通过了多项法令。但实际上，美国从未取消管制，实际进行的是管制改革，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办法。

表2 美国1978－1982年通过的管制改革法令

年份 法令名称 目标

1978 航空解制法 在1985年前终止价格、进入和路线管制

1978 天然气政策法 在1989年之前消除邦内和邦际之间的价格控制

1980 汽车运输改革法 允许卡车行业出现更具有弹性的价格

1980 斯泰格斯铁路法 允许铁路公司在价格和路线方面拥有更多灵活性

1980 存款机构解制法 消除对中小金融协会的利率所设定的最高限额

1982 公共汽车管制改革法 允许公共汽车行业实施价格和进入方面的竞争

1982 存款机构法 扩大中小金融协会允许进入的投资范围

1.美国的航空业管制改革

1978年开始的美国管制改革最初涉及航空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代，美国民用航空业开始迅速发展[45]。1925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航空邮件法，补贴美国的航空公司，1939到1965年间，共补助13.4亿美元[46](p458)；1926年通过航空商务法，授权政府管制空中交通，美国政府和军队可优先占用空中通道。1938年通过民用航空法，授权美国政府成立民用航空委员会，负责批准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决定航空服务的线路和价格。此后，美国政府通过了多项涉及美国航空业的立法[47]，包括1947-1961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资助，在美国修建了1763个机场。美国航空业是在美国政府支持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

1978年通过的航空解制法是美国政府宣称的放松管制的第一个立法。该法制定了政策和实施计划，放松价格管制，逐步允许美国航空公司开辟航线、还可决定如何为不同航线提供服务[48]。但是，这项立法并没有终结所有的政府控制。该法仍然要求航空公司在提供服务之前，必须要满足财政和技术标准，在运营时，还必须满足和维持安全标准[19]。政府放松管制后，促进了航空业的竞争，降低了价格，改善了服务。但是，虽然安全问题短时间内有所改善，由于客货运输增加,而投入增长慢，造成各种航空设施均出现超负荷现象,使安全成为问题；误点情况开始增加,平均准点到达率仅63%[49]。此外，还带来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使航空公司大面积破产和亏损[50]，威胁航空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美国国内对此很快形成了共识，1993年克林顿一上台[51]，就紧急组成了确保航空业健康竞争全国委员会，研究新的航空产业组织政策，来纠正放松航空业管制中出现的失误，先后通过了多个立法，包括1997年《航空竞争促进法案》，1998年《关于航空运输领域不公平竞争和独占行为的执法政策》，2001年《航空运输竞争恢复法案》等相关的法律来规范航空公司的市场行为[52]。此外，美国政府还给予美国航空公司大力支持，包括法律上要求优先支持美国国内企业，直接和简介财政支持，协助国际市场开拓等，全面干预航空业的经营活动[53]。

2. 美国铁路业管制改革

1830年美国建成第一条长18公里的铁路，此后美国铁路建设十分迅速，到1860年就建设了约5万公里铁路，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建设了12万公里铁路，超过新中国65年建成的铁路长度，1916年达到顶峰，建成铁路长度超过40万公里[21]。

美国早期铁路业是在各邦政府支持和管理下发展起来的。此后美国铁路公司相互合作，组建垄断的托拉斯，垄断价格，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由于全国性的铁路涉及多个邦，促使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介入铁路管制。1887年通过管制商务法，开始了联邦政府对铁路的管制，此后，又多次通过多种管制法，逐步完善和加强对铁路业的管制。美国政府对铁路行业的监管着重于经济监管和安全监管。在经济方面，主要负责运价管制,如核定铁路公司的运价是否合理并受理有关运价问题的投诉等;审批铁路公司的联合、兼并等事宜;监督各铁路公司枢纽、线路及相关设施的公平开放;审批铁路公司提出的新建或废弃线路申请。美国政府铁路安全监管侧重于铁路安全立法提议草案的拟定、规章制度的制定、安全运行的监督、噪声污染等技术方面的管制和事故的调查处理[54]。

1980年美国颁布斯特格斯铁路法，改革对铁路的管制，它实际是过去100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完善铁路管制的继续。该法与其他管制改革法强调帮助消费者的目标不同，主要强调帮助铁路公司改善财务状况。美国在七十年代，因侵略越南战争等带来的物资消耗，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美国铁路运价受美国政府限制，不能适应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逐渐陷入困境，影响铁路公司经营，进而波及美国经济。该法对运价制定规则作了很大调整[55]，允许美国铁路公司每年调整定价，允许对不同商品进行差别定价，制定了新规则来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对铁路运输成本对调整运价影响。减少对最高定价的限制，允许运价适当低于成本价，以便同水运和公路运输等进行竞争。过去美国政府立法强调市场影响对定价的作用，该法规定，当收益与可变成本之比低于规定值，就不考虑市场影响，从而增加了铁路公司定价的自由度。铁路公司收益是影响铁路运价的重要因素。1986年美国洲际商务委员会修订了铁路收益充足性标准的确定方法。1995年，随着美国商务委员会的终止，其相关职能转移到地面运输委员会，美国政府要求委员会改革约束市场定价程序。此外，美国政府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对比美国的管制和解除管制法，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所谓的解除管制，实际是管制改革，不是取消管制，而是制定更复杂的规则来对经济进行管制，美国学者总结[56]，美国和西方的管制改革，是较多的市场自由和较复杂的管制规则。也就是说，美国的市场，从来都是政府进行管制的市场，所不断变化的是管制规则和对应的市场自由范围。

五、总结和建议

本文回顾了美国市场管制历史和现实，介绍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管制改革和美国的战时经济管制措施。我们的分析表明：

1、 美国是军事扩张和殖民形成的国家，军事化殖民对应严密的管制，美国建国后，仍然通过武装殖民，占领了北美大陆中部，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只是随着现代技术进步和北美大陆统一化的大市场形成，管制的主导机构从各邦和地方政府逐渐转移到美国联邦政府。美国从未实行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

2、 美国战时对经济实行统一管制，政府控制战略物资，通过计划统一调配物资和资产，指定物价。

3、 美国精英在美国实施的“取消管制”改革，是完善市场管理方法，实际是改革管制的方法和规章制度，而不是取消市场管制。

4、 美国精英严格管制美国战略物资和技术出口，进而限制美国盟国的出口；通过复杂的手段调控重要商品物价，促进竞争，防止垄断。

综上所述，美国的市场经济，一直都是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早期是各邦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后来联邦政府逐渐在政府管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从来没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1973年9月11日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杀死阿连德总统，控制了政权，马上开始推行芝加哥弟子制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57]。当时的美国报纸报道说，这是自由主义，包括自由市场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称智利是恐怖主义试验场[57]。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没有政府参与管理的自由市场[58]是不存在的,美国精英并没有在美国实行他们所推销的取消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20]。就像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上层会放弃管制自己的公司，国家和公司一样，是一个社会的管理单元，政府怎么能放弃管制？

在战争时期，美国则基本上采用了计划经济政策，大办国有企业，严格管制国内资产、物资和物价。二战后美国曾因针对中国发动了侵朝和侵越战争，长期实行战时经济管制政策。与美国相比，建国后，我们的经济还很落后，又长期处于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威胁下，实行计划经济，对经济进行管制，是十分自然的。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我国外来军事威胁减轻以后，进行市场化改革，扩大市场参与管理社会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在市场化的同时，搞好市场管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但是，美国为中国培训了大批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59] 和政府官员[60]，他们一直在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行自由市场[58]。例如，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发表文章说[61]，“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很显然，楼副部长认为，我国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中国实行了很多“华盛顿共识”政策,包括市场化和自由化政策。对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华盛顿共识”政策仍然是值得采纳的政策，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学界，仍然很有吸引力，例如，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与美国精英控制的世界银行合作发表《2030年的中国》[62]，其政策主张就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与”华盛顿共识”政策是一脉相承的[63]，例如，要求将国有经济成分从27%降低到10%。

问题在于，美国的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经济吗？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似乎将其看成是无容置疑的事实了，很少分析美国的实际经济体制，却有专门的著作介绍美国的经济体制是自由市场经济[64, 65]。这种观点盛行的结果，就是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应简权放证，做好裁判员[66]，甚至认为，只能做裁判员[67]。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主张听从资本家的，而其付诸行动，例如，“按需供汇”[68]，就是按照资本家的需要供应外汇，政府只能被动参与货币兑换，将政府代表国家参与货币兑换的权利，交给中外资本家。

8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第一个重要行动是解散人民公社，放弃政府主导农业，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负责制，恢复我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小农市场经济，尤其是1996年以来，粮食价格完全市场化。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从逐年下降,发展到农业收入的绝对数也逐年下降, 而且下降的幅度逐年升高。每亩粮食的收入从1996年的360元降到2001年的160元,减幅为55.5%[69]。由于种粮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农业投入也随之减少，导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下降和总产量连续7年下降。 其结果就是到本世纪初，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还长期徘徊在1979年的水平，按照政府统计资料，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24年前的1979年,其主要原因,就是粮食领域的市场自由化改革，政府放任管理。2003年后，政府加强了管理和支持力度，包括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进行补贴，才流转了粮食生产逐年下降的趋势，实现了粮食生产十年增。

我国政府近来正在推行自由贸易区[70]，实行投资备案制，不需投资准入申请，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等于完全的市场自由化运作，政府不加管制。最近的报道显示[71]，地方政府将投资建设评估交给中介公司，等于放弃政府管理。这些事实，都表明，我国正在进一步地推进市场自由化。

美国一直要求我们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到2008年初，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有77个国家，但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依据了不同的标准，例如，美国政府制定的要求之一是货币可自由兑换[72]，美国政府认为美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将其当作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根据。实际上，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是中国政府实施的，没有中国政府的兑换安排，人民币和美元之间就很难兑换了。按照这个标准，美国才是不符合此项市场经济标准的，而中国才是符合该项市场经济标准的。市场化，是扩大市场管理范围，不是市场自由化，美国给中国设置的市场化标准是市场自由化。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给中国推销不利的政策是很自然的。我们需要学习美国市场管理经验，而不是推行美国精英推销的不受管制的市场自由化。问题在于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大都经过美国培训[59]，盲目迷信美国人，不能正确识别美国人的歪理。在市场管制方面的改革，美国精英推销的取消管制，显然是一种误导，但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却在国内积极推行，使之符合美国的要求，这必将给我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刘伟民, Deregulation是“放松管制”还是“取消管制”? 国际航空, 2009(09): p. 4.

2. Williamson, J.,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Williamson, Joh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1989,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p. 1.

3. Stiglitz, J.E., 政府为什么干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 1998, 北京: 财富出版社.

4. Hughes, J. and L. Cain, 美国经济史(第8版). 2013,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5. 雷少华, 美国宪法、国家警察权力与土地管理. 2009,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北京. p. 76.

6. Atack, J. and P. Passell, 新美国经济史. 2000,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 458.

7. Cochran, T.C., 200 years of American Business. 1977, New York: Basic Books.

8. Vichers, D., 北美北部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 in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殖民地时期, S.L. Engerman,R.E. Gallman, Editors. 2007, 中国人民出版社: 北京. p. 182-190.

9. Fishback, P.V. and D.C. North, 美国经济史新论：政府与经济. 2013, 北京: 中信出版社. p. 137-141.

10. Hughes, J.R.T., The governmental havit redux: economic controls from the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199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 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宣读. 2003,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12. Story, J., 美国宪法评注 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 the United States, 毛国权译. 2005,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p. 104-107.

13. Fite, G.C. and J.E. Reese, 美国经济史. 1981,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4. Marshall, J.,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17 U.S. 518625, 中文译文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宣读》，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第49-53页. 1819,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15. Brest, P., et al.,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 Case and Materials (Forth Edition). 2006: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 p. 147.

16. WAITE, C.J., MUNN v. STATE OF ILLINOIS, 94 U.S. 113, 中文译文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编《宪法的精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年经典判例宣读》，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第149页. 1877,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17. Wallis, J.J. and B.R. Weingast, Equilibrium Impotence: Why the States and Not the American 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ntebellum Er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No. 11397.

18. Goodrich, C.,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 Lehne, R., 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 2007,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 席涛, 美国管制 从命令－控制到成本－收益分析. 200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 2-5.

21. US_BUREAU_OF_CENSUS, HISTORICAL STAT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197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903.

22. Schuettinger, R.L. and E.F. Butler, 两千年通胀史：工资和价格管制为什么失败. 2013,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3. 司超, 美国内战时期工业动员研究. 2013, 山东师范大学. p. 41-70.

24. C.Mowbray, S., Civil War Arms Purchases and Deliveries. 2000, Woonsocket, RI USA: Andrew Mowbray Publishers.

25. Whisker, J.B., The United States Armory at Springfield,1759-1865. 1997,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6. Weber, T., The Northern Railroads in the Civil war ,1861-1865. 1952: 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

27. 森武夫, 美国战时计划经济, in 申报丛书 11. 2012,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上海. p. 131-357.

28. Scheiber, H.N., H.G. Vatter, and H.U. Faulkner,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 198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9. 刘鑫, 论一战时美国统制经济的影响. 2007, 山东师范大学. p. 25-28.

30. 何奇松 and 程群, 二战中的美国经济动员特点. 军事经济研究, 2000(11): p. 77-79.

31. J.A.克鲁格, 生产：战时的成就与恢复到和平时期的前景. 战时生产局文件第3342期. 1954, 华盛顿: 美国政府出版局. p. 4.

32. 王俊豪, 管制经济学原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33. Bernstein, M., The regulatory proces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 1961. 26: p. 329-346.

34. Cramton, R.C., Regulatory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perfomance: a critique of the ash council repor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2. 32(4).

35. Hamilton, A., REPORT ON MANUFACTURES, in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H.C.S.e. al., Editor. 1961--7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36. 王达 and 白大范,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东北亚论坛, 2012(05): p. 65-71.

37. 彭爽 and 曾国安,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理论月刊, 2014(01): p. 185-188.

38. 余万里,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及其限制. 国际经济评论, 2000(Z4): p. 48-52.

39. 袁嫣 and 刘运顶,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华出口管制及其发展趋势研判.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6(04): p. 93-99.

40. 许晔 and 孟弘, 《瓦森纳协议》对我国高技术的出口限制. 科技管理研究, 2012(24): p. 25-28.

41. 侯红育, 瓦森纳安排的缘起与发展. 国际论坛, 2005(04): p. 1-6+79.

42. 曹玉书, 美国公用事业的价格管理. 中国物价, 1995(11): p. 28-30.

43. 本书编写组编, 中国反暴利法实用问答. 1995: 北京：新华出版社. p. 58.

44. 种明钊主编, 竞争法. 1997: 北京：法律出版社. p. 61-68.

45. Goldstrom, J.,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viation. 1930 New York, USA: The Macmillan Company.

46. 陈宝森, 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 201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7. 王献平 and 童新潮, 美国的航空法律体系. 民航经济与技术, 1995(09): p. 60-63.

48. 基于Jonathan D. Ogur, Curtis L. Wagner and Michael V. Vita, The Deregulated airline industry: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Washington D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988); Paul Stephen Dempse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deregulatio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trasition (New York, Quorum, 1989); and Leon N. Moses and Ian savage, eds., Transportation Safety in an age of deregula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9. 黄奋, 美国放松经济管制对其航空运输业的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 1988(03): p. 19-24.

50. 余江 and 刘晓明, 美国的航空安全体系.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01(03): p. 24-27.

51. 魏然 and 杨洪政, 美国航空运输业市场结构演变及其政策启示. 特区经济, 2012(01): p. 95-98.

52. 付煜, 我国民航市场化改革研究. 200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p. 7.

53. 朱瑾亮, 美国政府与其航空公司. 空运商务, 2007(06): p. 4-6+1.

54. 孟祥春, 美国铁路的历史沿革与管制变迁. 理论学习与探索, 2008(03): p. 56-57.

55. 谭克虎, 美国铁路业管制研究. 2008,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56. Vogel, S.,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Cornell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998, Ithaca,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7. Klehin, N.,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2010,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66-77.

58. 夏小林, “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上)——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管理学刊, 2012(02): p. 26-39+108-109.

59. 王健君 and 韩冰, 多视角看中国智库. 瞭望, 2009(04): p. 17-21.

60. 夏小林, “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下)——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管理学刊, 2012(03): p. 23-33.

61. 楼继伟, 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二十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改革, 2006(11): p. 15-18.

62. 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2030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2013,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p. 114.

63. 窦菲菲, “华盛顿共识”在中国还有市场吗——对2012世行报告的解读. 海派经济学, 2013(03): p. 120-126.

64. 白景明著, 美国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1994: 武汉：武汉出版社.

65. 陶坚著, 美国自由市场经济. 1995: 北京：时事出版社.

66. 李克强:政府要当好市场秩序的“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 当代社科视野, 2014(10): p. 2.

67. 刘亮 and 赵楠楠, 程致宇:政府应该仅作裁判员. 中国新时代, 2010(05): p. 51-52.

68. 郭树清,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金融监管研究, 2012. 2012(6): p. 1－17.

69. 张彩丽, 美国与中国“三农”政策的比较及其启示. 兰州大学学报, 2003(05): p. 92-96.

70.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2015.1.29. 2015, 国务院.

71. 赵之林. 李克强斥责中介评估乱象：都被编成了笑话_滚动_新闻_中国政府网. 2015 2015.4.21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1/content_2850473.htm.

72. 吴淑娟, 美国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与我国现实之比较. 经济研究导刊, 2011(02): p. 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