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马前卒：从重庆谈判参与人员构成看国共之争 -- 万年看客

但这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就是右边的最低点是青年党，而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算无能，就算和地主资本家融合，起码还是有点社会改革精神的，为何没有按照前面说的规律，继续往下落呢？为什么是国民党，而不是青年党拉上北洋军阀一起进入决赛呢？

我得说，如果不考虑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确本来应该是青年党连同最保守的那批军阀进决赛，和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势力争夺总冠军。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之前，就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主导北伐军的意识形态，和青年党支持的北洋军阀对决。只是四一二政变把总决赛变成了伪决赛。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你这个政党的立场。国民党，或者说排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之后，剩下的那个国民党固然也不愿意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倒是喜欢把自己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喜欢往右面滑下去。但是他们比起其他旧军阀来，有两个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

一个是拿外国援助，一个是吃关税。

所谓外国援助，对于国民党来说，首先意味着苏联援助。国民党之所以能从广东一个省打出来，占领东南最富饶的七八个省，同时迫使内地十几个省的军阀都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是因为蒋介石多么会打仗，也不是因为广东这个地方能支持一支对抗全国的军队。完全是因为苏联给了广东国民政府超出任何一个军阀的资源。苏联当时被帝国主义围攻，任何表示出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的革命党派，都能得到苏联的支援，而中国国民党拿到的尤其多。

在苏联援助到来之前，不要说国民党军队，就连黄埔军校自己都用木头枪上课，苏联援助一到，几万支步枪，上千的机枪和近百门大炮就把黄埔军变成了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孙中山一下子就从南方军阀的附庸变成了说话最硬的革命领袖。除了给枪给炮给子弹，苏联还给北伐军派了200人的军事顾问团，其中包含后来的苏联元帅和一群将军。像飞机和坦克等技术装备，纯粹就是苏联人自己驾驶的。这些援助是蒋介石这个黄埔校长成为中国领袖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1926年和1927年，国民党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国际，邵力子和胡汉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万岁，要求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国民党。蒋介石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团成员，是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里最高的职务。

除了给枪给炮，苏联还直接给财政援助。建黄埔军校用了270万卢布，另外有1000万卢布直接成了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从此国民党政府才有了自己的财政。至于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在1926年之前，能按时给官员发工资，给军人发军饷，也全靠苏联定期送钱。

你不要觉得按时发工资没什么了不起，在20年代的中国，按时发工资就是统一全国最大的保障。大多数军阀部队都是平时欠饷，打仗才发钱的，北洋政府里的官员，哪怕做到实权领导职务，欠薪几个月甚至几年也是常事。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有副局级待遇，正处级的领导岗位，每年工资650元，当时看起来不少了。但实际上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已经欠了鲁迅差不多5000块，差不多相当于今天欠薪100多万吧。所以鲁迅只能靠兼职和稿费过日子，隔三差五去政府讨薪，到后来连讨薪都懒得讨了，直接借着学潮离职不干。所以说，苏联财政援助给孙中山蒋介石提供一支不欠薪的队伍，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支持。北伐军十几万人因此能打败北洋军五六十万。

前面说的这些援助，大家也不要觉得是单位是卢布，就以为苏联给的空头纸片。当时强国的货币都是有金银支撑的，更何况苏联这些援助不是给的实物，就是换成各国的金银币送过来。有的时候调拨不及，还从日本等国买了东西送过来。前后援助总量很难计算，但一般估计仅军事援助就有五六千万美元。当时摩根、福特这样的财阀，净资产也就是一亿美元左右，你可以想象苏联援助在中国意味着多么大的影响。

1927年之后，国民党赶走了苏联顾问，不再拿援助了，但是到了1934年，国民党又派代表团去苏联求援。1937年，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苏联援助又来了，而且全部给了国民党政府去分配。苏联首先给了一支援华航空队和几千军事专家。在中国打仗的苏联人一度有5000人，而且基本都是精锐的军官和技术专家。

其次，苏联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给了中国2.5亿美元的贷款，在没谈妥利率和偿还方式的时候，已经开始运武器了。包括四五十个步兵师的装备，1000多架飞机，82辆坦克，等于把国民党一半的兵力装备起来。国民党的第一主力74师，就是张灵甫那个74军，在整个抗战期间都靠苏联武器打仗。后来国民党打的很惨烈的松山战役，日本方面最强的火力点就是一辆从国军手里缴获的苏联坦克。这些武器都给了蒋介石分配，他不仅能用这些武器打日本，还能用这些武器压服各路军阀。所以蒋介石丢了南京，在中国的相对地位反而上升。到了抗战结束的时候，蒋介石成了大家公认的国家领袖，可以说他和国民党是抗战的最大受益者。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援助来了。有滇缅公路，有驼峰空运，支撑国民党打到1945年，而且战后帮助蒋介石运兵接收，把大多数日军武器给了蒋介石。重庆谈判以后，美国认为应该把国民党军队培养成亚洲安全的支柱，前后给了国民党70多个师的美械装备，还帮助训练。抗战期间，美国装备的中国部队只有30个师，抗战后变成了近100个。前面说的74师，就是这个时候从苏联装备换成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因此完全压倒了桂系李宗仁，山西阎锡山这些过去平起平坐的对手。

咱们回头再看前面的论述。一个政党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他的立场。如果蒋介石和国民党完全依靠地主阶层来收土地税，那他就会像青年党一样，要么依附于旧军阀，要么自己变成旧军阀，完全不提社会改革的事情。偏偏这个政党长期代表中国收外援，收美苏两大强国的外援。茶馆里那个大烟鬼怎么说的？“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所以即便它无意改造中国的经济结构，国民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本国地主和地方军阀的控制，做一点有限的社会改革。在政治光谱上稳定在比青年党靠左一点的位置。

当然，援助不是持续不断的。比如说，美国援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真正到来的，之前哪怕是飞虎队，也是中国人真金白银雇的雇佣军，打下飞机都算计件工资的。之前苏联援助1927年断了，1937年又来。中间十年时间没有明显的外援，但这恰好是国民党一直到今天还在夸耀的黄金十年发展期。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要说到国民党政权占据的第二个优势——地理优势。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控制东路部队，从南昌一路北上打到了南京，而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结在湖南湖北，去了武汉。换句话说，长江流域出海的交通控制在蒋介石手里。1950年的时候，上海军管会统计过，中国2/3的对外贸易和84%的航运都集中在上海这个长江口，70%的国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也发生在上海。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收税最方便的地方被蒋介石控制了。

为什么上海和长江口这么重要？因为旧中国的陆路运输非常落后，能用船的地方绝不用车。能翻几座山到长江流域，就绝不会用马车去其他的港口。否则的话，陆地上运100公里，比水路运1000公里都麻烦。中国虽然当时有了几条铁路，但相互之间不成网，也没有配套的公路和汽车工业，唯一成型的铁路网是日本人占了东北之后修的。连西安这种有陇海铁路的城市，大多数对外贸易都得通过汉江——长江再到上海进行。所以，蒋介石控制了长江口和上海，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当时是个什么局面呢？从1870年以来，到1956年，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顺差的年份只有两三年，其余年份都是大幅逆差。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攒了几百年的金银顺差，就这么通过外贸和赔款往外流。这种逆差，体现在具体的贸易类型上，就是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比如说桐油和猪鬃，还有一些初等工业品，配上此前攒下来的白银，去换外国的工业品和军火。这时的中国还是个农业国，所谓出口物资，实际上就是地主手里的剩余。这些剩余，一部分被地主自己拿着消费，买外国汽车、手表等工业品，一部分被军阀收集起来当军费，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也拿去买军火。换句话说，旧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在养家糊口之余，给整个国家积攒起来的全部盈余，大多数免不了要通过上海去换外国商品。

这就给了南京政府收关税的机会。出口是没什么关税的，但进口可以收，所以贸易总额越高，逆差越大，南京政府的税收也就越高。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是5.24亿两白银，上海本地的收支逆差是5.47亿两，还要高一些。南京政府从这中间收到了相对旧中国来说，非常了不得的一笔税收。1928年，上海收了3000多万两关税，1931年就达到了1.25亿两，全国进口税达到2.6亿两。这笔钱主要用于偿还国债和军费。到了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51%的收入已经来自关税。再加上可以从沿海地区控制的盐税也占财政的百分之十几。国民政府一多半的收入不直接依赖农村。

换句话说，国民政府不直接收各地的土地税，不用和地主商量着分享一点地租，也能勉强养活自己了。不用和地主谈判，国民政府自然不用像其他旧军阀那样完全站在地主一边，可以做一点点三民主义概念的社会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在上面那个图中滑到最右边的缘故。

实际上，国民政府把和地主打交道的任务直接扔给了各个地方军阀，让他们去干这种脏活。1927年蒋介石控制了南京和长江三角洲，把共产党员杀到只有一万人，1928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各地军阀的支持，宣布地方自治，土地税归各省自己花。各地的小军阀乐意怎么和地主折腾都行，反正中央政府不管了。这一方面收买了各地军阀，让他们高呼中央政府万岁，另一方面也给了政府一个超然的地位，国民政府不收地租，就不用显得太落后，可以搞搞新生活运动，建设一点新式教育，买到全国最好的军火，还能从其他军阀购买的军火里面雁过拔毛。

到了1934年，罗斯福搞了一个购银法案，收买白银当国库储备，抬高了国际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国民政府顺着这个势头，干脆废掉持续了4个世纪的银本位制度，发行法币，用纸币收购民间白银再出口。结果在货物贸易继续逆差的情况下，用白银还换了几亿美元的外汇存在手里，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这就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是国民党比青年党多了一点点进步性的原因所在。

当然了，在生产没有根本改观，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外贸收入终究也是农业剩余的一部分。只是地主和普通军阀直接强行收这些剩余，要激发社会矛盾，要和共产党死磕；蒋介石的国民党是最大的军阀，卡住了长江口坐地分赃，软刀子杀人，用文艺的方式从农业剩余里割下了最大的一块，还不用和共产党爆发决定性的战役，能把共产党赶的离江浙远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比硬的力量，还是软性的权威，蒋介石相对各路军阀的地位都越来越高。

那么各路军阀怎么办呢？中国只有一条长江，其他的河道除了珠江勉强能支持广东的半独立军阀外，都没有明显的外贸价值。所以军阀之间只能打来打去，抢土地。再就是搞一点农业社会必须买，还能通过陆路运输的贵重商品来吸收其他地区的农业剩余。这种商品在农业社会只能是毒品。鸦片虽然对全国来说是严重的生产力损耗，但只要军阀能种鸦片再买到别的军阀辖区，就能把那边的农业剩余吸过来，也享受一点蒋介石坐地分赃的地位。云南的滇军靠着鸦片收入和通南边法国殖民地的小铁路，长期以来是内地最有钱，最能打的军阀，共产党的总司令就是滇军出身。许多军阀战争都围绕着鸦片产区和鸦片商路爆发。

不过，当时的毒品纯度不够高，上瘾程度和消费量都不像后来的海洛因冰毒那么大，所以消费还有个上限。但洋货的消费是没有上限的，外国工业社会的好东西那么多，地主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农业剩余花光了。许多内地的大家族，怕子弟学坏，把祖先传下的地产都拿去换洋货，就给一些次子和不是嫡系的子弟吸鸦片，希望他们在年轻时喜欢上这个不太过分的嗜好，宁可花点钱买鸦片，也不要去买洋玩意消费，免得败了家。大家族的选择说明什么？说明鸦片吸取农业社会剩余的能力远远不如洋货。所以蒋介石收关税，可以轻松地压倒卖鸦片的内地军阀，还时不时可以用禁烟的道德谴责去堵他们的嘴。到了抗战前夕，军阀随便自称中央政府的事情逐渐绝迹了。这是清末以来少有的情况。

讲到这里，上面那个图可以修改一下了。

政治光谱从左到右，最稳定的两个低点出现在最左边的共产党，和差一点不到最右边的国民党。本来基本原则是中间高，两边低，结果国民党有长江关税和美苏外援两个重要因素压仓，一下子被压成了相对的稳定点。如果在这个曲线上随机的扔小球，可以预计，球不是掉到国民党那边，就是掉到共产党那边。其他党派只能不断地从左右两侧向国共两个稳定点靠拢。到了1945年重庆谈判，从少年中国学会时代出现的各种政治力量打联赛，最终变成了国共两党争夺冠亚军，胜者通吃。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了？

当然了，民国政治是一个小圈子，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就能囊括那么多的党派精英。说明这个圈子还是很受限于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的。圈子小，个人恩怨就多，就容易因为立场之外的原因出现矛盾。所以，民国政治绝不是我前面画的几张图那么简单。

比如说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南京政府，胡汉民算是偏向国民党第一代元老的右翼、汪精卫算是偏向知识分子的左翼，蒋介石是两者之间，和军队关系比较好的中间派。但这三个人的争斗，一多半和立场没关系，任何一个人得势，都会导致另外两个人结合。激烈的时候还会出走，另外拉一批人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中央政府。汪精卫可以和胡汉民合作，也可以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在最后确立最高地位之前，也不介意和两者的任何一人合作去反对第三人。这种排列组合的游戏，你说和政治立场有什么关系？倒是和江浙同乡会、广东同乡会之间的斗争关系更大一些。

不过，政治立场和经济基础最终会逼着政治人物理智起来，选择一套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下，最能获得资源的道路。所以，只要观察时间拉长一点，个人恩怨和派系斗争就逐渐被拉平了，政治立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青年党最终离开了民盟，看到中国政治出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稳定点。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从宏观的视角来理解就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