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有人写文章说，之所以要调万里去安徽，是因为宋佩璋坚持“安徽特殊论”，调万里去安徽任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文革进入1967年之后，安徽两派群众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发生极大的分歧和分裂，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武斗现象。中央调12军(军长李德生、政委宋佩璋)进入安徽“支左”，12军在安徽支左期间，大体上是按照中央的政策要求，对两派同等对待、一碗水端平，结果较好地消弭了双方的分歧和对立，共同成立了革委会并维护了安徽秩序的稳定。12军支左的经验受到中央肯定之后，李德生荣升中央任职，宋佩璋就接任安徽省第一把手。

　　因为安徽的支左对于消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才受到中央和毛主席重视和肯定。即便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愿意把好不容易消弭的派性重新挑起来，导致群众两派的残酷内斗，这恰好不符合揭批查时期的政策要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镇压造反派的高潮。这一次的镇压活动规模十分巨大，分为先后两个阶段，1976年10月至1977年12月，是“群众专政”镇压阶段，这个阶段通常是利用原先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让保守派群众放手抓捕造反派头头办所谓的“五不准学习班”。1977年12月之后，逐步地结束群众专政阶段，由公检法接手镇压造反派，此时，胡耀邦荣任“中央两案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各级各地的党委和政府的“揭批查办公室”，公开是公检法机构出面，逮捕造反派头头，多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给各地造反派头头判处有期徒刑。中国司法实践中间，是在审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中间，开始了新的审判实践——由党委的揭批查办公室决定量刑标准而不是法院的法官根据庭审证据决定，这一实践后来被称为“判而不审、审而不判”。

　　揭批查运动镇压涉及的人数很多，目的是贯彻“要让造反派断子绝孙、除恶务尽”，全国被镇压人数超过2000万人，其中浙江一省就超过400万，云南镇压人数也高达150万人(该省抓小四人帮抓到农村的生产队级别)。宋佩璋亲手把安徽两派捏合在一起，经过文革十年的相互磨合，保守派对于造反派头头的意见不太大，缺乏自己起来镇压造反派的动力，这个时候以政府和党委号召的方式去动员保守派起来镇压造反派，无论是政策法律还是道德理论认识上，都是在群众中间制造新的分裂和对立，按照当时的政治气氛，实际上也有难度，所以，宋佩璋从自己的认识和保守派造反派相互关系的现实出发，拒绝或者抵制了以群众专政方式镇压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

　　宋佩璋的做法被看做是抵制揭批查运动，据《当代中国的安徽》一书记载，“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宋佩璋、李任之，省军区王文模、余光茂，十二军官峻亭等人的汇报之后，对解决安徽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同时决定将宋佩璋调离安徽，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并派顾卓新、赵守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苏桦、侯永主编《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版图书，第六章第一节)

　　根据邓小平长期坚持的组织原则，不存在什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干部错误携手前进的问题，而是不换思想就换人。果然，换人的效果是明显的，“一九七七年七月三日至八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作了新的部署。会议指出：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深入开展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省的帮派势力的揭发和批判。”(同上书，第六章第一节)猛烈地开展了以群众专政方式镇压群众的揭批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