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谋逆疑云下的谋杀7—神秘组织“西纠”

“西纠”九问//胡庄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7c210e0101aref.html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

一、“西纠”成立于何时?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其实，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下面，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份文件上的文字（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1966 年底编印。）：

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 经费处马健196684（李梦夫9月4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

二、为什么成立“西纠”？

《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 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 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 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 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三、“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四、“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

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 年8 月27 日。 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 月29 日。 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 年9 月9 日。 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 年9月14 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 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 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 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六、“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 “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 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 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 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布置下，他们保护了班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鼎、蔡廷锴、 沙千里、张若溪、李宗仁、程砚秋的住宅,使他们免受抄家之虞。

——维持造反秩 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 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 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西纠”鲜明地反对大学造反派组织“三司”、中学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等，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西纠”成员散发了许多批判批评中央文革的传单。他们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下几个人了”，“中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 ”

七、“西纠”的“后台”是谁?

“西 纠”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没有文字资料证实或证伪。有资料显示，“西纠”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肯定，国家机关的一些单位还为他们提供了 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西纠”被批判后，造反派质问道：“西纠活动如此频繁，如此‘泼辣’，如此大胆，如此疯狂！这难道仅仅是那些不满二十岁的‘娃娃 们’干的吗？……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是谁？”

造反派开始揪“西纠”的“后台”。

被认为是“后台”的人有—— 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说贺龙是“大土匪、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是西纠、联动的大后台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纠，纵容他们犯罪。”《西纠黑幕》说：他“借调”一批物资给西纠， 包括：“（1）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2）物质：军棉大衣60 件，军被180 条，军毯280 块，扩音机4 台，火炉50 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发8 件。（3）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开支8020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3335 元，电话（8 部），袖章（5141 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400 元。”“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们联系， 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八中）交代任务： （1）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2）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3）……” 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西纠黑幕》说，他“给 西纠袖章1500个（原准备给5000 个）”，“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区司令 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4 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文革后回忆说，雍文涛“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组织派遣的”（①《十年风雨纪事》34—35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也就是说，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涛帮助“西纠”的。

孔原、许明。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们“均为西纠后台，他们的儿子孔丹就是西纠的头子。”《西纠黑幕》中说“许明，西纠后台，国务院副秘书长，已自杀”。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直接后台，西纠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纵容，包庇。”…… 1966 年12 月18 日江青说：“周荣鑫、王任重、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实事求是地说，确有一些中央领导及部委领导给“西纠”以大力支持，他们的确在使用这只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点名的所谓的“西纠”“后台”外，“西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2010 年，刘辉宣（“西纠”成员、北京四中学生）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 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 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 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 年的8、9 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指保护老干部、维护秩 序）。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 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 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只是当时已惘然》）

显然，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西纠”。只 是后来“西纠”受到了江青、陈伯达的批判，加上“西纠”成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劳教所”也的确让人反感，周恩来就不方便为“西纠”说好话了。“西纠” 被打倒后，其成员在一次会议上递条子给周恩来：“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说：“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 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与“西纠”的关系。（①秦晓：《四中往事》，见北岛等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第127 页，三联出版社2012 年3月版。）其实,造反派对周恩来对“西纠”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对周有好感，为尊者讳，所以他们在揪“西纠”“后台”时，都回避了周恩来。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 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 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 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 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 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 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 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 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 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 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 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这说明，这次非法行动的目标之一，在事前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解决那一万多“黑户”，就是那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 院”。

上述几位领导干部的讲话表明，他们对“红八月”的战果是满意的，也解释了“红八月”中为什 么会发生那么多至今令人不解的事情，虽然事情的细节尚待揭露。仅从李先念和叶剑英的讲话即可以看出，所说的查抄枪支一事只是对“西纠”的指令，未必是真正 的动机。民间就是真的藏了几支破枪，难道能翻天？真正的动机，就是想整一下“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还能住单独四合院、坐三轮、上馆子、买高级商品的中上阶 层，将他们打翻在地，扫地出门，沦为贱民，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李先念，叶剑英发动了76年正变）

八、“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 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 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 月19 日和21 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 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 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20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单位1966 年12 月编。）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②《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纠(联动)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页

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

--------另外一篇文章

http://wenbei.blogchina.com/1672658.html

西纠的政治取向。

“西纠”的政治取向从1966年9月4日“西纠”自办的刊物中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可看出端倪，文中说：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问题再清楚不过，“西纠”虽然祭出了“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矛头指向的是那些造当权派反的群众力量。保护的是官员和儿女们的利益。他们赋予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仅包括了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而且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都由他们代行保卫职权，成为权力极大的执法机构。

“西纠”都干了些什么。

“西纠”以通令的形式发布自己的主张，前后发了十几篇著名的通令。通令的中心思想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他们打压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迫害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和知识分子。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严刑拷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红卫兵群众和所谓的“黑六类”。据《红卫兵档案》一书记载：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是揪斗、抄家、批斗最残酷的时期，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害或自杀，被后来称之为“八月恐怖”。

著名剧作家白辛（1966年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1966年9月）、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陈笑雨（1966年8月）、历史教授何基（1966年8月）、病理学家胡正祥（1966年８月）、教育家黄国璋（1966年9月）、爱国将领黄绍弦（1966年8月）、著名作家孔劂（1966年8月）、中共早期革命家李达（1966年8月）、著名记才刘克林（1966年8月）、昆虫学教授陆进仁（1966年8月）、古典文学家席鲁思（1966年９月）、地质学家谢家荣（1966年8月）、昆曲表演艺术家言慧珠（1966年9月）、著名指挥家杨家仁（1966年9月）、教育家余大因（1966年8月）、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记者陈正清（1966年8月）、清华附中团委书记刘树华（1966年8月）、著名的作家老舍（1966年8月）等等很多死亡案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它提出的打倒“黑六类”，抱括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子女，这种划分远远超出了中央文革当时的打击对象和范围。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仅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

他们还发布四号通令，把专政对象限令“扫地出门”，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中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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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纠”的平反。

1984年中央给“西纠”彻底平反了。平反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虽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7月进行了恢复平反，但由于当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抄 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身上的典型符号，由此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根本不是维持秩序，而是为了维护自 己利益的法西斯专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很多人的行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恐怖主 义分子。

这种残暴且血债累累的组织却获得了彻底平反，现代政治的可笑之处莫过如.

76年打到四人帮后，西纠成员的开始飞黄腾达。2014年上海法拉利案的主人公，就是西纠头目秦晓之子。

28日晚11时，上海中环外圈靠近沪闵高架处，一辆限量版法拉利发生事故，车身严重损毁，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息人士称事故车辆是法拉利旗舰车型，市场价2,250万元，这次撞击后估算维修费近1,000万元。有网友爆料称：秦奋不仅拥有发生事故的法拉利柯尼塞格等多辆豪车，其家族名下共有十余辆车。而且，2014年12月上海发生的一名女司机错把油门当刹车，将一台保时捷撞上路边大树就归属于其名下。

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