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戚本禹关于文革内情的回忆 -- 独立寒秋HK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在陶铸的眼里，江青是比他小一辈的。说实话，陶铸对共产主义是有兴趣,有研究的，这个人是有理想的。而且他是有理论的，什么事情他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的。就是错的东西，他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陈伯达,江青拿他没办法。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按中央文革的想法，干部有问题，应该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烧一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你是为人民的，你怎么害怕群众呢。毛主席也说，“烧一烧”可以，但不能“烧焦”了。底下的群众，造反派看到你干部有问题，当然是很愤怒的，其中也确实是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那陶铸也说要“怀疑一切”，但这只是表面的，他实质上的意思是不能怀疑，不能打倒。谁都不能怀疑，那你还能搞文革吗?陶铸其实是打着“怀疑一切”的旗号来反对“怀疑一切”。他是保一切的。合作化的时候陶铸很积极。可到刮包产到户风的时候,他有点跟刘少奇了。张平化就批评他,张平化是从主席那里得到了真经的。说你不能搞包产到户。你一搞包产到户,那顺坡下驴,社会主义就会垮掉,再要上就很难了。所以陶铸就变过来,反对搞包产到户了。毛主席看他反对”包产到户”,就认可他了。我觉得,毛主席那时看干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对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制,包括对包产到户的态度的。陶铸的生活其实也是很讲究的，很会享受的，他家里用的东西那都是高级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用钱买来的，用钱也买不来。江青到他广州的家去过，说那是跟帝王家里一样的。我看到过他家中摆设的照片，那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陶铸到中南海，左挑右挑，就挑了以前杨尚昆住的“万字廊”。在这点上,他们两个倒是同气相求的。陶铸是党中央的常务书记，又是中央文革的顾问。所以在他眼里是没什么江青的。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讲究辈分的，在他的眼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是一辈的，陶铸把总理看成大哥，很谦虚的；而他们这些人包括林彪、陈云、邓小平是一辈；下面的红军是一辈；抗战的又是一辈；完了就是解放战争的一辈。你要让解放战争的去领导抗战的，是很难的。那江青比陶铸小一辈都不止了。所以他常和江青发生矛盾。江青和总理有时也有矛盾，但他们两人的矛盾好解决。江青和陶铸的矛盾就不好解决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这个,林彪很忌讳。我听江青对叶群说,陶铸原来是林彪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是林彪的干将,怎么去拜邓小平为师!?再说邓小平的文化比陶铸低呀,他拜他什么师!?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抓游鱼。并肯定了王任重在武汉搞的在工人和学生中层层排队,在工人,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只有中南局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其次是西北局的刘澜涛和西南局的李井泉。
尹达原来是历史研究所所长,穆欣是光明日报的,他们两个都因为压制本单位的群众造反,群众对他们的意见很大.虽然我们都做了工作,但是群众还是不肯原谅他们.所以他们也慢慢地就淡出了中央文革.
几个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开始列席了几次会议,后来就都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大多是与走资派在一起的.
到后来,中央文革主要就是八个人了,我们内部称作:三老、三中、两青。
三老是康陈江。江青对康生很尊重，有时称他康老。主席一般叫他康生，但有时也开玩笑叫康生“康老”。我们也叫“康老”。江青对陈伯达不大看得上眼。所以三老的排位应是康陈江。尽管陈伯达在中常委的排位在康生前面。
三中是张关王。关锋资格比王力老。张春桥是副组长。
两个愣头青，戚,姚。主席说我们是南姚北戚。
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叫曹轶欧当的,康老说她当主任不合适,所以就叫王力当主任,她当副主任。我也是副主任。穆欣也做过几个月的副主任.办公室的事主要是江青领导的。江青有什么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里去一次，王力、关锋有时也同去。王力很计较这件事,有时叫了关锋,没有叫他,他会有意见.他对保持与江青的联系很主动,很积极,漏了他都不行.因为我还兼着主席的秘书。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运动的动态,我提议成立了中央文革快报组,记者人手不够,又从部队里抽调了四十几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到了快报组,派到各地去。快报组由王力当组长,但实际的工作关锋和我都参与。快报组的大事也是江青决定的.我还办了”文革简报”和”要事汇报”等刊物分别发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有些是只送给主席的.
江青和文革中的群众运动
1966年6月2日,毛主席指示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高潮。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刘少奇搞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时候，毛主席叫江青跟我们说，叫中央文革的同志都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要我负责每天把大家去看了之后的情况集中起来,在电话里向江青汇报。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向她报告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然后由她报告给毛主席.另一方面陶铸也要把中央开会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出书面报告。那时中央办公厅也归他领导.他总叫我起草报告，因为我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又是主席秘书室的主任。所以说,主席对两边的情况都是了如指掌的.
那时我每天都去工厂,学校看大字报。去的时候是悄悄地去的,看了也不表态,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我去轻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被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认出来了,她就叫了,戚本禹来了。学生们都上来围着我,要我对大字报表态,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表态,那我就不叫中央文革了。我看到到处都是围剿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我就说，这个大方向不对，大方向是斗走资派，学生不是走资派.他们说，是坏人。我说，哪有那么多坏人啊。那些受压的学生听了就一下子都喊起来了，说毛主席派人来了,说我们不是坏人.我就说，不能说是毛主席派我来的，但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因为自己有“八司马”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给领导提意见，他们就把人家说成是坏人。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我说,你们学生没有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完全对的。即使有些错误,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可以作检讨,但不是坏人.抓游鱼那是把学生当作右派抓了,是错误的。学生马上把我说的话用大字报到处去贴。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我就和薄一波发生冲突了。因为轻工学院的运动是薄一波直接领导的，在我去之前,他刚去看过大字报，他一头扎进资反路线那边,是坚决支持轻工学院领导大抓“游鱼”的。我去否定了他。他就在会上不点名的批评我,说有的人在学生面前随便表态,和中央精神不一致。那时主席还没有指示，就叫我们去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所以我这样说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可我的讲话马上就在各个大学里面都传开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又都分头去学校支持学生。王力、关锋去清华接见蒯大虎；我去地质学院支持朱成昭，；我还叫林杰去支持师大谭厚兰；北大是曹轶欧去的，我也经常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曹轶欧就和学生讲了，今天中央文革的戚本禹来看了大字报，戚本禹怎么说怎么说的。所以后来造反的学生有什么事就都来找我。知道有这么个渠道支持他们。陈伯达知道了，就跟我说，你少说话。可我跟江青一汇报，江青说我说得还不够,她坚决支持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我就跟她说陈伯达让我少说话，江青说，你别理他。江青明确叫我去支持学生。其实陈伯达也是反对整学生的，但他不愿意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发生矛盾和冲突。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在刘邓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却老是用哀求的口气发言，说你们听听我这个小小老百姓的发言啦，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么。可邓小平根本就理都不理他,看也不看他一眼。刘少奇嫌他啰嗦,做了个往下按的手势,陈伯达就不响了。我们在背后讥笑他这是跪着造反。江青回到北京后，批评了陈伯达，说你这个组长就像是辛亥革命时候的黎元洪，是革命战士把你从床底下拉出来革命的。陈伯达朝我看看，怀疑是我在江青那里说了他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正面问我，我也不好说什么。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后来事情就多了，和陈伯达分歧也多了，那我也公开说他了。
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一下车就接见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刘少奇他们，说现在是中央文革威信高,群众有事都愿意找他们了。你们说话都没用了，人家都不喜欢你们，喜欢中央文革。这就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的结果。那时我们中央文革说话已经可以影响到整个的运动了，当然这也就必然引起更多的人对我们的不满。
随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撤销了刘邓以中央名义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简报”.紧接着又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又登上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这样文化大革命才真正进入高潮。
那时我们工作,一方面派出大量的记者到各地去了解掌握运动的动态,报告给主席和中央.一方面通过接见,开会和讲话去支持造反的红卫兵.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每天都要开会,总理一般都来参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支持谁,不支持谁.都是由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决定的.我们按照他们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向那些地方派出快报组记者,接见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由王关戚来决定的.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可那时候，那些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红卫兵还都忙于自己学校的运动,批斗走资派,批判工作组。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北京第六中学去。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可陈伯达却在一傍说什么，高尔基,鲁迅都说过，革命总是要伴随着血腥味的。说我有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为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凡是去处理联动的窝点，就都带上他一起去。他看了也觉得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反联动比我还积极。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联动的暴行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在一次控诉联动暴行的群众大会上，江青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许明这几个人的名，并当场叫周荣鑫,雍文涛两人在会场上站起来,要他们交代是怎么支持联动的。
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我们中央文革开会分析认为，联动的所作所为绝不简单。关锋把联动总结为是资反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对“联动”也很愤怒，他拍着桌子骂它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毛主席的羊头卖的是刘、邓的狗肉）。我当时说，它绝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一股“异己”的力量。
实际上,联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这个意思。工作组的时候,他们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支持他们。工作组走了。那他们就要由他们出来掌权了。谭力夫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掌握领导运动的权力。这些话,他们的老子不敢出来讲,就由谭力夫这些人出来讲了。这和文革的宗旨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文革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正在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特权,你现在倒反而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就是把文革弄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了。这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谭力夫的讲话当时被有些省市当作”中央文件”一样迅速地印发下去,甚至都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不知情的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了。这说明当时他这些观点是受到相当一批干部的支持的。江青提出的”老子革命儿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其实也只是个模糊命题。可是连这个他们都不接受。一定的意义上讲,当时对抗中央文革的主力就是这批自称老红卫兵的小群体。他们老子不能出来,就叫儿子出来。制造恐怖,扰乱人心。
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主席跟江青说了触詟说赵太后的典故.随后江青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向老干部讲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希望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继续革命,别做坏事.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而且富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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