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周三宝之迷zt -- 边寒剑
我国传世的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向被誉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
出土百余年来，各自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
刘铭传马厩识宝
虢季子白盘，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之前，人们不是把它当作马槽，就是当作洗澡盆子。
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盘口长137．2厘米。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只脚处理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饰纹中，隐含着重重绿锈，整个造型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淳朴感。最为稀罕的是盘内底部，刻有111字的长篇铭文，四字一句，句式极工整。
铭文的大致内容是说，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犭严狁（古匈奴族），大获全胜，斩敌首级五百，俘虏五十，周王非常赞赏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于是在宣榭设宴为他庆功，并赐给他乘马、彤弓、彤矢、斧钅戊，以示嘉勉。虢季子获此殊荣，非常感激，特铸此盘以志纪念。整篇铭文语言洗炼，富有韵律，不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还是一首优美的英雄史诗。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间。
这个体重230公斤的大家伙，相传于道光年间从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西周时，这一带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图上，仍在宝鸡地名的后面标个括弧，括弧里注明“虢镇”）。这一带属于西周统治时的中心地区，与东面邻近的扶风县和岐山县一起，史书上称为“周原”，百余年来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贵的文物。
虢季子白显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盘造型之大，冶铸之精，字体之优美、工整，俨然一副皇家气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从地下挖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它太大、太重，盗墓人无法将它带走，又不具备“鼎足三立”的心理“规范”，反而被扔在野地里，被当地农民搬去盛水饮马了。
道光年间，此盘为宝鸡虢川司刘燕庭所得，刘云“出眉阝县礼村田间沟岸中”，辗转又为当时陕西眉阝县的县官、江苏常州人徐傅兼（燮钧）所得，徐氏卸任返乡时就带回了常州老家（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盘，起初并不以之为国宝，只是见其花纹繁缛可喜，兽头狞犭历有趣。不久太平天国军起，天下大乱之中人们自顾不暇，更无心顾及一只“洗澡盘子”。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打下常州后，此盘就成了护王府的镇府之宝。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此盘又被拿去饮马了。1864年4月，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随李鸿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下了常州城，进驻护王府。一天夜间，刘铭传听到院子传来金属的撞击声，凭军人对兵戈铁马的警觉，他转身出来查寻，愈发听得那声音铿锵有力，如兵刃相击，且时断时续。结果循声找到了马厩，发现是马在吃草时，笼头的铁环撞在马槽壁上发出的声响。他仔细察看此“马槽”，发现是件不同凡响的古物，遂命马夫将“槽”洗刷干净，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齐的铭文即刻显露了出来。刘铭传毕竟见多识广，请文人学士考证后，证明是举世罕见的西周之重器，遂视为珍宝，带回了安徽肥西老家，并筑一亭台楼阁曰“盘亭”，专门安置此盘。
刘铭传（1836―1895）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62年编为李鸿章的淮军开至上海，此后长期在苏南、浙江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部号曰“铭军”，为淮军主力之一。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为抗法名将，并出任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1年病归老家安徽肥西刘家圩。
“盘亭”成了肥西当地的新鲜事。平时刘家用红绸缎包裹着此盘，不轻易开启，每逢过年，才在亭内张灯结彩，铺以绒垫，供亲友们欣赏。同治十年（1871年），刘氏聘请了金石学家吴云，将铭文诠释出来并撰出考订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刘铭传本人相继作序，遂成《盘亭小录》一书。刘氏还将盘底的铭文拓出多份，分赠密友，而能目睹实物者极少。据说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和也未能见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为此耿耿于怀，在慈禧太后面前讲刘铭传据国宝为己有，想通过慈禧之口，令刘将盘交出来。刘铭传祈于李鸿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刘有战功，下了懿旨作为御赐，从此无人再敢觊觎。
1895年刘氏去世后，此盘由刘氏的子孙继藏，可是渐渐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护，此盘就始终处在“性命交关”之中。民国之后，政局动荡，军阀刘镇华曾派人来搜，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从中插手，企图收买，刘家子孙始终不为所动。抗战时期，肥西沦陷，日本人又来搜查，刘家后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间厕所，把此盘再次埋入地下，举家迁居他乡避祸，刘家圩子里，只剩刘铭传的第四代孙刘肃曾一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门来，武力胁迫刘家交出此盘。
肥西县长隆武功索性把县政府设于刘家大院，为寻此盘曾挠开地板，掘土三尺，费尽心机。刘家子孙因此而受尽了磨难。
解放后，1949年12月间，安徽皖北区党委接到国家政务院电报，要求在肥西县查找国宝“虢季子白盘”。于是，乡干部们找到了刘肃曾。刘系一介文弱书生，开始推说已运上海、天津保存了，后经干部们的说服，终于决定捐献国家。他把乡干部领到一处四面无门的夹墙外面，洞开夹墙，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盘终于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刘肃曾亲自护送此盘到北京，临行前曾在合肥市公开展出，安徽的老百姓终于也有缘目睹了久已传说中的刘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后，文化部举办了特展，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许多知名学者都来参观，并表彰了刘肃曾的爱国行为。此盘历尽百余年沧桑后，终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毛公鼎之波
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长铭文著称于世，号为青铜器的天下第一铭文。
大凡世间越是珍稀的东西，在人间麻烦事就越多，兵荒马乱之中尤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地正规圆，风格浑厚而凝重，就连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了西周晚期时尚的变化。人们已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了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与此同时，铭文增多了，对事件的记录更为具体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器物，郭沫若称其“铭全体气势颇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此于宣王之时为宜”。周宣王为周厉王之子，即位于周室衰敝之时。他力挽狂澜，孜孜图治，有中兴之主的盛誉。毛公鼎腹内的这篇铭文，是一篇完整的“册命”，记述了周宣王给他的近臣毛公(广音)的任命和勉励。
铭文首先记述了周初文、武二王开国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着指出，眼下国势不够景气了；进而说明，在这种危急关头，宣王宣布了委以毛公广安国定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和内外大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臣工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故铸此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宝之。这篇煌煌巨制，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抵得上一篇《尚书》”。而且，它不仅在内容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艺术上亦极具美学价值。该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毛公鼎于道光末年（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用重金买下来。
陈介祺与当时的收藏大家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澄、吴云等常相过从，共同考辨古物，研究文字。陈氏于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并且精于考释。他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奔母丧回归乡里，从此不再为官，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他的两句诗：“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很能说明其乡居不仕的真实心理。他的多的考证著作如《吉金文释》、《(竹甫皿)斋吉金录》、《传古别录》、《十钟山房印举》等，都是依据他的收藏而为。后人又据其与时人讨论古物的书信，辑成《陈(竹甫皿)斋尺牍》，更是具体说明了他乡居后的学问所在。他的“万印楼”
现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的故居陈列馆也在他诞生180周年时正式开放，被公推为上世纪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陈氏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陈氏病故后，陈氏后人又继藏了20年。到本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依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毛公鼎到端府后没几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运动中的新军刺死。后来，端方的女儿出嫁河南项城袁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为陪嫁，而袁家却不敢接受，端氏后裔遂将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可是后来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许多青铜器均经过端氏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卖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无力赎回了。
1919年、1920年间，有个美国商人欲出资5万美元把毛公鼎买走。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哗然。民国间曾任财政总长、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知道了，决意与美国人角逐，想方设法将鼎留在国内。叶氏本来力劝国内有实力者买下，后来却不意传来流言蜚语，说叶氏想在内中捞取什么好处。叶氏一气之下，变卖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买了下来。于是毛公鼎又来到叶家，一呆又是十几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后又移至上海。
叶恭绰（1880―1968），广东番禺人，字誉虎，号遐庵、矩园，清朝末年曾任职邮传部，民国后历任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时期，曾连任靳云鹏、梁士诒、颜惠庆、段祺瑞内阁的交通总长，系旧交通系的骨干之一，财力深厚，又嗜收古物，是民国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和书法家之一。叶氏买下毛公鼎后，曾拓下铭文，分送亲友，圈内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叶氏寓所懿园。抗战中叶避之香港，香港沦陷后，日本人胁迫他出任伪交通总长，被他称病拒绝，整日卧床休息，足不出户。谁知时间一长，关节疏松，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叶恭绰在香港的日子过不安宁，整日在日本人监视之中，谁知上海方面又后院起火。
原来叶氏在上海的一个姨太太，因财产问题闹纠纷，竟把毛公鼎藏于懿园的消息捅给了日本人，闹得日寇三番五次前来搜查。叶氏得知后万分焦急，即刻发电报到昆明，叫他的侄子叶公超（西南联大教授）来港晤商。叶公超遂赴上海，为保护宝鼎与敌人周旋。
叶公超到上海刚把毛公鼎安顿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狱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点丧命，后嘱家人赶快设法请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后经叶恭绰在香港遥控指挥，多方托人设法营救，好歹总算保住叶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转移香港，面交叶恭绰。
抗战胜利前，叶恭绰被日军押解回沪，仍是称病不出。然而此时叶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仰仗他一人养活，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战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隐居不仕了，十余年下来全家人坐吃山空，还要抚养好几个子侄在外国留学，逐渐觉力不能支，只好靠变卖文物度日。到实在无奈之时，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时抗战胜利在即，日军已节节败退，抗战胜利的大势已定。上海一个大奸商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于是，宝鼎又转到了陈氏手中。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陈氏如约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解放前夕被带去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代国宝毛公鼎问世以来历来为学界所重，不断有人对其铭文考释研究，《捃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斋集古录》、《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均作了著录和研究。
散氏盘“失”而复得
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均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散氏盘的铭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几个字已锈蚀不可辨认外，实能认出者为357字。内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诸侯国之间围绕土地分配问题发生的一场公案，十分有意思。
铭文上说，关中畿内的、散二国，边界相连，人屡次侵犯散国的边界，掠夺土地和财物。散人向周王告状，后来在周王的调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园二区作为对散人的赔偿，并且发誓将田交付散人后，永不毁约，否则就照田价付罚金，并通知其他各国与人断绝交往。这场官司中还具体规定了这两块赔田的区域、疆界，并由两国共同派官吏勘定后交接。周王还派一个叫仲农的史正（官名）到场作证，仲农完成使命后，遂将新界地图交与人，并留下左券。在这种情况下，散人鉴于人平素的行为，仍是不放心，怕他们毁约，于是就把这场官司的全过程及人的誓约铸在铜盘上，作为永久的证据，以防不测。
这场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后人践约了没有，重要的是被后人看出了历史的破绽―――你周王室不是实行井田制吗？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可以实行有条件的转让了呢？这说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动摇及其王室权力的削弱，是整个社会制度开始动摇的重要信号。这就是今天看散氏盘的历史价值所在，十分难能可贵。
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散氏盘为周厉王时物。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又进一步考证，国疆界相当于现在陕西及武功一带，散国的疆界相当于大散关、大散岭以东陈仓一带，散氏盘的出土地点当在散国地界之内。
散氏盘于乾隆中叶出土，为江南一位收藏家购得，长期存放在扬州。著名学者阮元考证后，将其定名为“散氏盘”，“散氏盘”遂名扬天下。当时的拓本价格已十分高昂，官府中达官贵人及外国人一直垂涎不止。后来藏家又将其翻砂复制两件，其中一件卖给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扬州。
嘉庆十五年（1810年）冬，当时的两江总督阿毓宝从一个盐商手里购得此盘，作为嘉庆皇帝50生辰的礼品，入贡紫禁城。散氏盘入驻皇宫之后，一直被闲置于深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朝，因宫中贡品实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后来竟无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于传出此盘已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遂宣告“失踪”。直到1924年3月，逊清内务府为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才意外地发现了它！起初还以为是赝品，后以旧拓本相对照，方知确属真品无疑。溥仪知道此事后，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赠臣属。后来溥仪被赶出皇宫，此盘与其他文物一起归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携往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