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说今年读的几本书 -- gb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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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

主持人 / 执笔：冯敬兰

两年前，我去拜访一位著名科学家。谈话间，老人提起一件事："我听说有个附中，文革初期红卫兵打死了女校长，那个头头后来上了天安门，受到毛的接见，他父亲后来还升了官。听说这个事情后我非常气愤。"我问："您说的是不是师大女附中？"老人连说对对，就是这个学校。我说我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据我了解，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随后，我讲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老人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大家都不说，文革的历史会更混乱。"

2、工作组进校期间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

...

叶维丽：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高二2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

工作组原本对卞校长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批斗卞的材料还不够充分。后来，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的态度有了转变，没有阻止袁上台哭诉、煽动学生的行为。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还质问过工作组。她曾表示，卞仲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作风上没有问题。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主持人：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带队军训的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老师也很惊讶，她说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连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尹斐也去军训了，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润芝老师领着学生从火车站走回学校，一看校门口、校园里，到处乱七八糟贴着对联，王老师完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皆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主持人：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后来看印红标的书，才知道最早出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叶维丽：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对联的出现大概给他搅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将火力集中在上层刘邓等人的路线上。但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这样一种状况对理解"八五"当天不同"身份"学生的表现至为重要。

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

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4、八五事件

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

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李亚平注：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第4页 ）

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主持人：我在前面说过，我班8月5日上午开班会辩论对联，我装病没来，8月6日下午给我"补课"。当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坐在讲台前面排列成长方形的课桌上，其他同学坐在椅子上，她们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压人。我记得其中最激进的同学以及父亲在军界具有高职位的同学，并没有人戴袖章、穿军装，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当时校园里行为最张扬的学生几乎都这样。如果当时有了红卫兵这个组织，有些学生会特别炫耀，因而给人留下印象。

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王友琴　

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长张世栋在集会上讲话，声称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他的心情要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欢欣鼓舞"。当他稍作停顿然后说出这四个字后，下面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

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

工作组进校之后，几天之内，整个学校大变。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女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尽管这个分数线相当宽松，刘少奇的女儿仍然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即使这些定罪标准成立，这些"罪行"，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

　　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

　　反对党的政策

　　破坏文化大革命

　　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

　　反对和工农结合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

　　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

　　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的材料中，从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 的实质内容。且不论卞仲耘是否真的犯有这些"罪行"，这样一个罪状大纲本身，在打击了具体的人如卞仲耘的同时，大大诋毁攻击了"智育""升学率"这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面对群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一种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被斗争的人身受的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她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 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员都作了"排队"和"划类"。所谓"排队"和"划类"，就是把人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队给上级的报告，他们的"划类"结果如下：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干部。 　

　　工作组1966年7月3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当然，文革前的中学里从来没有象文革中那样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一日数次"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卞仲耘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中学校长们根本无权自作主张。此外，"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为定成"四类"的根据，难道人就应该要死不要生？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卞仲耘在这个学校已经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们谈到吃饭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经告诉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这类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并由工作组正式列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些"罪状"单方面定出，不允许本人辩护和说明。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意味着的残酷。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说法显然不能服人。确实，法律规定了追诉时效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诉。但是，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正式"否定"。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反"即"现行反革命"活动。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就不可能。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打手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这样处理1966年的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其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阻止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的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是未有任何进展。又过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也设有一道牢牢的防线，使其无法越过而得到法律上的解决。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王晶尧已经无其他办法可想。但是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498930.html

”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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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友琴的文章中，阻止依法查清文革动乱真相的，是胡耀邦。王友琴认为他是在维护毛主席。但是从胡家人今天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说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

因为西城区的工作组，打死卞仲耘的工作组，其直接领导人就是胡启立，胡启立也正是因为支持89年动乱而下台的团派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