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386的几个段子 想想不容易 -- 太极学者

1998年9月，关于邵淳的举报信由国务院转到了中纪委。1998年10月，中纪委派出一个庞大调查组进驻华夏证券调查举报信中关于邵淳的9大问题。直到整整一年之后的1999年9月，才查清，举报信中所反映的个人问题并不存在，但“有投资决策失误”。对这一问题，邵淳表示，“搞了多种经营确是华夏走过的一段弯路。失误是客观存在，尽管投资决策当时是集体做出的，并且我们在1997年也全力进行了纠正，但如果要追究责任，我一个人承担。”普遍的猜测认为，30多亿元被挪用的保证金可能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还有那2.6万个A账户。

1999年12月3日，证监会某领导亲临公司，宣布“华夏证券公司严重违规，最近又有新的发展”，同时宣布邵淳停职接受调查，赵大建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调查组的规格之高是罕见的，而且这次调查似乎至今也没能画上句号。而所谓“新的发展”，是有人举报邵淳在一个大投资项目上涉嫌收取巨额回扣。尽管后来证明这纯属无稽之谈，但业界普遍认为，正是这个被中央高层领导批示的“问题”，成为邵淳倒台并最终没有得到定论的“致命一击”。

事实上，早在中纪委对邵淳第一次调查下结论前的1999年6月，时任国泰证券副总裁的赵大建已经被证监会某领导直接调往华夏证券临时主持工作。

　　邵淳曾经想通过交易所调查2.6万个A账户详情一事，从此再也没有了下文。

1998年7月10日，是华夏证券命运转变开始。

这一天，在证监会的要求下，华夏证券向全体分支机构下达了“110号文件”并开始对违规事件进行查处。

在随后一年的时间里，华夏证券被查出有30亿元左右的保证金被挪用，这直接导致了时任董事长的邵淳离去。审计工作完成之后，1999年8月，经时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的陈耀先推荐，证监会派出以赵大建为首的“四人工作小组”进入华夏证券。

“四人工作小组”的人事任命，既不是由董事会推荐，也不是由股东大会选择，而是由以证监会为主的上级主管部门向公司董事会作了“不可改变的推荐”。

“四人工作小组”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而赵大建则迅速把自己从国泰君安带来的23名旧部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

当时，副总一级，包括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不由董事会任命，也不向董事长和总经理负责，也是由主管部门作“不可改变的推荐”，但形式上还是由董事会任命。所有公司高层领导的业绩评价均由主管部门每年派考察小组到公司来听取述职，考核标准是“德能勤绩，廉洁奉公，团结协作”三大项。

这一干部管理程序的结果是高管不向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也无法向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负责，董事会、股东会和监事会没有说“不”的权利，责权利严重分离。

“事实证明，这种领导小组主持一切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企业经营发展的规律，而且直接违反公司法。最终结果是导致原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全面瘫痪。”原华夏证券几位高管一致认为。

在1999年8月至2001年5月期间，“四人工作小组”权力大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集决策执行和检查于一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近两年的时间，是华夏政券历史发展最不规范、体制问题最严重的时期。

“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赵大建身上。说实话，赵作为一名副手还是不错的，但作为要力挽狂澜的决策者，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够。”一位华夏证券的人士坦言。

2001年5月，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市派出由周济谱任董事长的工作班子进驻华夏，目的是“恢复公司治理结构”。

赵大建留任总裁。

专权

显然，这种违反《公司法》的人事任免行为非但没有解救华夏证券，反而使得“四人工作小组”权力放大，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华夏的两只重仓亏损股西藏矿业、太极集团就是在这个期间操作的，账外亏损16.9亿元也是在这个期间形成的，而托普公司上市路演费1010万（公关费）同样在这个期间发生。

2000年10月，华夏证券在16、17元价位上开始建仓太极集团，最后在这只股票上的最高控盘达到85％。2002年，本报以《庄家华夏》一文公开这个秘密。但据原华夏证券的一位高层人士表示，事后，证监会甚至“问都没问一句”。

在华夏证券对太极集团一直照单全收的情况下，老鼠仓已经赚足。据了解，这只股票的操作指令均由赵大建签字下达。

华夏全系统大整合的两年间，账外资金和小金库就达1.2亿元；赵大建兼任董事长的世纪创投公司，账外违规经营亏损5713万元。华夏公司账外违规经营累计亏损16.9亿元。

“每个人都把那些亏损的账户拿出来挂到华夏证券，这时有些根本不知道的账也冒出来了。”一位知情人士回忆说。

重庆分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时任重庆分公司总经理的王林成立了三个壳公司，从6000名码头工人处融资5000万元，从万州一家银行贷款两亿多元。这些后来证实都是由华夏证券作担保，赵大建签字，并最终并入华夏证券的账外账。

截至2004年6月，华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还有16亿元尚未归还，委托理财规模为34亿元，而投资股票的市值缩水至7亿元，自营投资累计亏损17.9亿元，另有十亿余元的经营性亏损。华夏证券的亏损额总计约为55亿-60亿元。

由北京市审计局出具的一份审计报告中认定，“对华夏证券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期间经营的巨大亏损，华夏证券前总裁赵大建应负主要责任。”

高息揽存

高息揽存归还保证金，推动华夏证券向深渊又迈进一步。

“证券行业挪用保证金的问题，本应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策缺失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证券公司没有正常融资渠道也是政策缺失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现状。”周济谱指出。

在华夏证券困境重重之时，证监会责令华夏限期内归还历史上被挪用的保证金，累计金额达57亿元之巨。

华夏证券决定采取高息揽存来归还保证金。据了解，当时召开各分支机构领导会议，下达融资指标，利息达到10%。加上增资扩股到位的钱，共归还保证金41亿元。

高息揽存是当时华夏惟一的融资出路，但却导致其每年的财务成本增加3.5亿元，这是造成华夏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内外交困之下，周济谱于2004年3月因“身体原因”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请辞。北京市政府更想免去赵的职务，但证监会没有同意。最后，2004年6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同时免去两人的职务。

原华夏证券的一位人士直言，在公司已经风雨飘摇时，突然把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免去，等于给了外界一个明确信号：华夏证券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