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美利坚合众国，除了在二十世纪得到国会认可的《星条旗永不落》之外，还有另一首更老的非官方国歌：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

真是何等宝贵！

不知是谁为这些词句搭配了极其婉转动人的曲调，使之成为了一首流行于美国东海岸地区的赞美诗。这首歌的歌词已经成为了美国新教的象征，在黑人、白人与原住民教会当中普遍深受喜爱。然而歌词原文其实来自另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对于这首歌的感情则不太一样——那是一个位于伦敦西部白金汉郡的偏远教区，作者是一位改行当了奥尔尼教区牧师的前奴隶贩子。*1* 在许多层面上，《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都是纪念英美新教扩张的最恰当歌曲，这个扩张时代的繁荣建立在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同样还是这个新教社会如今则将要带领世界远离奴隶制。

当约翰.牛顿“初信之时”，他觉得新觉醒的信仰与自己满载一船人类同胞从西非来到美国进行贸易的行为之间并无任何不协调之处。事实上在他看来，正是奴隶贸易帮助自己在混乱的青年时期过后重整了生活。在中年时期创作的自传中，他也没有谴责自己以前的职业生涯，而是觉得“总体而言较为满意，因为这是天意为我指明的道路。”*2* 奴隶贸易教会了他遵守纪律，并且促使他在1747年皈依了福音派加尔文宗。在这场快乐的体验之后，他继续将自己刚刚找到的纪律应用在不服管教的货物头上，一有必要就动用拇指钳给他们上刑。他最终在1754年结束了海上人口贩运的职业生涯，并非因为他的良心产生了任何关于奴隶制的疑虑，而是因为他中风了。又过了三十年，他才公开表示了对于当年行当的反感，并且与试图废除奴隶制的人们走到了一起，他们逐渐从一群怪人发展成了一场全国性运动。 已然是垂暮老者的约翰.牛顿在1788年勇敢地说道，“我的良心迫使我公开忏悔并羞辱自己，无论我现在的态度如何真诚，终归为时已晚，当年我曾经为虎作伥的苦难已经无法挽回了。”*3* 牛顿迟来的回心转意是基督教新出发点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几乎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奴隶制在任何情况下都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当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广泛认为奴隶制并不是理想的状态——尤其是对奴隶本人来说。基督徒们经常感到，作为一个基督徒与作为一个奴隶这两者是不兼容的，所以赋予奴隶自由是基督教的慈善行为。但是这些做法非常不同于谴责整个奴隶制制度——这也很难令人惊讶，因为基督教圣经，无论是希伯来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明白无误地将奴隶制视为理所应当。*4*圣经不仅对奴隶制采取了一般性的纵容态度，还通过诺亚醉酒的故事为这项体制提供了有用的支持。醉酒并且赤裸的诺亚遭到了儿子含的羞辱，随后挪亚诅咒含的儿子迦南和他所有的后代都沦为含的兄弟闪及其儿子雅弗的奴隶。这故事在中世纪西方布道人当中很受欢迎，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巧妙地隐喻了基督受难和人类救赎（米开朗基罗还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绘制了这一题材）。除此之外，基督徒和穆斯林奴隶贩子在非洲贩奴的时候也经常把这个故事抛出来当借口，将非洲人当做含的子孙。*6* 根据圣经的列举，含的后裔当中有好几个黑人种族。正是通过早期穆斯林的加工，这份清单才成为了诺亚诅咒的一部分——最早期的穆斯林很熟悉来自非洲的黑奴。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根据圣经的说法，诅咒落在了迦南的头上，而他那位偷窥的父亲却没事（创世记并未解释这个问题），而且在古代世界里迦南人并不被算作黑人。*7*

黑色皮肤与奴役之间的联系到达西方基督教的时间很晚，而且犹太教富有讽刺意味成为了这种联系的传播中介。正当葡萄牙人开始染指非洲奴隶贸易的时候，十五世纪后期著名的葡萄牙犹太哲学家伊萨克.本.阿布拉瓦内尔提出迦南的后裔是黑人，而他的叔叔们的后代是白人，因此所有黑人都应当遭到奴役。创世记第9章并不支持这种信念，但是阿布拉瓦内尔在释经学方面的创新之举还是为正在迫害他的犹太同胞的伊比利亚基督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快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奴隶主也都沾了他的光。*8* 其他基督徒采取了一条在任何西方圣经当中都找不到的不同诠释路线，这条路线可以追溯到叙利亚别西大译本创世记第4章1-16节当中关于该隐的故事：根据叙利亚语圣经的记录，黑人干脆就是该隐的后代，因为当该隐杀害兄弟亚伯并受到上帝惩罚的时候，祂为凶手施加的标记就是抹黑他的皮肤。因此假设所有该隐的后裔都承载了这个标记也是很合理的。*9* 这两种圣经解读方式都没打算提升被定义为黑人的人种的地位。

人们需要原创思想来反对圣经的权威。人们首先需要在良心上意识到奴隶制的谬误之处，然后才可能下定决心有意识地重新审视圣经文本，从而论证自己的立场——这是针对圣经意图与意义的现代批判性复查的早期形式。*10* 生活在清教传统当中的人们很可能这么做：例如独立思想的马萨诸塞州法官塞缪尔.休厄尔最近就曾经鼓起勇气为自己在塞勒姆女巫审判当中扮演的角色向公众道歉，他是最早采取这种做法的人们之一。1700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强调了一句以前从来没有被太多考虑过的摩西律法评论：“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21.16）。休厄尔的小册子接下来通过逐条批驳拆毁了当时支持奴隶制的基督教故智。*11* 在欧洲，启蒙运动也可能鼓励人们主张废奴，因为启蒙运动向来有质疑古代权威的冲动。《百科全书》在“商业”词条下奋力抨击奴隶贸易。而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孟德斯鸠——他本人正是奴隶贸易重镇波尔多的一名居民——则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像休厄尔一样无情地解剖了各种为奴隶制辩护的圣经与古典论调并展示了它们各自的谬误。*12*

与上述几人相反，启蒙运动当中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则为奴隶制找到了圣经之外的替代性理论支持，因为他们开始了世界人种分类的研究，这门认为某些特定人种本性低劣，天生适宜当奴隶的新兴“科学”为奴隶制提供了显而易见的理论基础——对于那些鄙视创世纪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不管怎么说，创世记总归将亚当和夏娃当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祖先。所以基督教和启蒙运动都可能在奴隶制问题上将西方人引向背道而驰的两个方向。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的信徒们远不如哲学家们那样模棱两可，他们的传统使得他们并不特别崇敬圣经权威。早在休厄尔公开忏悔之前十二年的168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批荷兰贵格会教徒就举行了反对奴隶制的请愿活动。宾州的其他基督徒们选择忽视他们的举动。但尽管十八世纪初的殖民者同伴们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奴隶以维持贵格会的避风港，宾州当局却不为所动。他们显示了一贯的特立独行作风，在1758年坚决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奴隶制。他们由此成为了第一个明确反对奴隶制的基督教团体。

在废奴讨论的核心有一位宾州教友派成员名叫安东尼.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此人致力于宣传宾州当局的决定，并且利用了国际新教的跨大西洋特质。英国人听到了他的信息——有一位名叫格莱温.夏普（Granville Sharp）的圣公会绅士听得尤其真切，这两人有过长期且热情的书信往来。夏普就像讨厌罗马天主教那样憎恶奴隶制，在他看来这两者都是针对英国自由的威胁，而且在两条战线上他都体现出了组织运动的高超才能。*13* 夏普是一位约克郡高派教会大主教的孙子，他的爷爷当年还曾经是约翰.卫斯理的父亲的资助人。此外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圣经批评家，利用自己的圣经学术知识构建了一套反对奴隶制的论辩，专门针对奴隶制的圣经基础开刀。他选择性地从圣经当中搜集了一批有利于平等自由的信息，并且无视了圣经当中认为社会理应不平等的众多假设。然而夏普最大的胜利并非来自任何圣经当中的说法，而是因为他在1772年的英格兰打赢了一场官司，也就是所谓的萨默塞特案件。在裁决此案的时候，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做出了有利于逃奴萨默塞特而非其原主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某海关官员的裁决。曼斯菲尔德认为，英国民法为农奴制或隶农制提供的历史性合法地位与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奴隶制并没有联系：因此就逻辑而言，奴隶制在英格兰没有合法性。*14* 因此，英国法律的刚性特质与传统主义十分有用地为不断高涨的反对奴隶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套法律还在1656年向遭受驱逐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的犹太人重新敞开了英格兰的大门。

曼斯菲尔德在判决萨默塞特案件时宣布，只有议会的决定才可能使得现代奴隶制在英国得到合法化。而夏普的一位福音派教友威廉.威伯福斯则决心要反其道而行，通过议会立法在不断扩张的大英帝国境内彻底根除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威伯福斯的活动热情与魅力使他成为了福音派改革家圈子里的领头人。这个圈子被时人称作“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克拉朋是伦敦南部的一个村庄，当时威伯福斯和许多其他家境富裕的福音派都安居在这里的乡间住宅当中。他的斗争漫长而艰苦，但在1807年他终于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当他和朋友们意识到奴隶贸易的废除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削弱奴隶制的时候，他们拓宽了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游说英国议会斩断奴隶制的根源。1833年威伯福斯从议会退休，这一年他的朋友们终于赢得了第二场胜利。得知这一喜讯之后仅仅过了三天，威伯福斯就去世了。像日后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样，这位生前经常遭到辱骂的改革者也获得了安眠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国葬待遇。*15*

从始至终，废除奴隶制的长期斗争都是狂热福音派与启蒙运动激进子嗣的奇特合作，前者的政治立场往往极端保守，后者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基督教都不太有爱，尽管其中有些人是满腔热情的独神论者（Unitarians）（这是此时的人们对于苏西尼派更体面的称呼）。*16* 在这些激进分子看来，废除奴隶制正是反压迫斗争的一部分，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所以在1791年，在大革命成为英格兰激进人士的负担而非潜在盟友之前，平生最爱行险的辉格党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他那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使得惯于在道德上吹毛求疵的福音派根本没有把他当做天然盟友——在议会中极力支持了威伯福斯的一项早期不成功动议。该动议反对“可耻的人肉交易”。福克斯坚称，“个人自由必须是每个人的第一要务……任何从同类手中剥夺这项权利的人都绝对是罪犯。”*17*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废除奴隶制的动机问题。西方世界之所以废除奴隶制是否仅仅出于政治计算呢？是不是仅仅因为西方意识到奴隶制成为了经济负担呢？当年遭受奴役的非洲人的后裔如今恐怕已经合乎情理地腻烦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历史学家W.E.H.勒基关于欧洲道德变化的著名论断，因为沾沾自喜的英国人拿这段话炒冷饭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孜孜不倦，毫不张扬的英格兰反奴隶制圣战或许可以被视为列国历史当中区区几起完美善举之一。”然而在一切辩论尘埃落定之后，当一切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束之后，勒基的言论似乎无可动摇：废除奴隶制确实有悖于欧洲和英语国家的严格商业利益，其主要动机是出于道德厌恶。*18* 我们今天并不经常将废除奴隶制当做基督教历史上值得关注的转折点之一：废奴是对圣经确定性的反叛，而引领废奴运动的英国福音派却将坚持圣经确定性上升到了原则问题的高度。许多福音派教友都斥责他们的自我矛盾，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新教盟友也很少同情他们的工作。

的确，勒基的断语还有其他道德层面的细微之处。夏普与威伯福斯的小圈子当中的强烈道德感是英国新自信与帝国自觉的一部分。甚至正当英国北美殖民地被撕成两半的时候，这些情绪照旧发展不误。废奴运动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最早的英国殖民地之一，这块殖民地扩张了帝国的领土野心，使其走出了美洲和印度之外的沿海贸易堡垒：这块殖民地就是西非的塞拉利昂，创办于1792年。五年前英国就曾经打算在同一地区也搞过殖民地，但结果只是放空炮而已。这块殖民地是三个人合作的产物，其一是不知疲倦的福音派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其二是他曾经担任过海军军官的兄弟约翰，其三是一位西非人——一位埃格巴部族的王子，他在奴役期间接受了托马斯.彼得斯这个名字，然后在美国独立战争通过为英国人作战而重获了自由。三人试图从1775年第二次建立殖民地失败当中汲取教训。那次建立殖民地的地点位于中美洲，很不祥地（虽然只是巧合）名叫蚊子海岸。那块殖民地是一位英国商人与另一位曾经遭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奥拉达.艾奎亚诺的合作产物，后者的自传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尤其是在福音派当中。后来他也成为了塞拉利昂殖民地项目的顾问之一。蚊子海岸殖民地使用非洲黑奴来维持盈利，人们影影绰绰地觉得经济成功最终会为奴隶带来自由：这个策略与废奴主义相去甚远，试图逃跑的奴隶全都溺水身亡了。*19*

因此所有人都认为在1792年开始抵达塞拉利昂的殖民者应该是已经恢复自由的非洲人，要么是在西非海岸得到解放的非洲人，要么是接受了整套基督教新教价值观并坐船从美洲返回的非洲人。对于这些价值观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托马斯.彼得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惮为自己的黑人定居者同胞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致使英国本土的人们感到很不舒服。与他作对的是塞拉利昂公司的众多英格兰主管，就像蚊子海岸殖民地一样，他们在塞拉利昂也将 “真正的商业原则”与“引进基督教与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在彼得斯英年早逝之后，他们还利用当地黑人与彼得斯的同胞情谊打压了好几场叛乱。*20* 但彼得斯的殖民者非洲同胞们不仅继承了他的独立作风与自力更生精神，而且还占有地利优势。当地的热带气候极大地缩短了英格兰总督的工作时间，而从北美返回的非洲人则能坚持得更久。新的殖民地很快发展出了一套地位金字塔：来自新大陆的基督徒在最上面，然后是在当地获得解放的西非人（这两个团体被并称为克里奥（Krio）），最下层是土著人口，就像三千年以前的迦南居民一样，眼看着上帝将自己的故土恩赐给新一批以色列之子，但却一点发言权都没有。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失衡，为塞拉利昂的现当代动乱播下了种子。日后美国在1822年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这个国家也遭受了同样的问题。

塞拉利昂殖民地并没能为其所有者赚到多少钱，但它毕竟还是生存了下来，容纳了众多新教教派，并为整个西非提供了丰富的非洲基督教领导资源。当地的克里奥尔语是对英语的继承和创新，这门语言很快就成为了整个地区的通用语言。*21* 对于帝国主义战略家们来说，这块殖民地也是一个有趣的迹象，表明欧洲人的非洲殖民地很可能突破零散的沿海据点进一步扩张。从1808年起，塞拉利昂就是英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的议会法案在这里令人侧目地扩展到了实际层面当中。一支英国海军中队专门驻扎在塞拉利昂，负责拦截贩奴船只并释放俘虏。英国政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是针对拿破仑帝国的商业战争的有效组成部分，但是这项工作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战败而停止。海军现在将一场道德运动与英国影响力的稳步扩展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结果正是由福音派导致的，他们的不断鼓动确保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持续努力——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政府最后走到了直接向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施加压力的地步：1839年教皇也在公开信中应和了近来英国对于奴隶制的谴责。*22* 在这场道德圣战当中出现了一个潜在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事业当中，英王与其臣民是合作伙伴——这个主题对于帝国臣民以及帝国政府而言都很有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