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亡国之音 -- 种植园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现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最后一个馒头，才是吃饱的关键，二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

苏联的崩溃，在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种下祸根，列宁看到了这个祸根，因此提出不断革命，托洛斯基坚持这一理念，却被代表特权官僚的斯大林给驱逐，并消灭了。

托洛斯基说，不是斯大林造就了这个体制，而是这个体制造就了斯大林。

中共的斯大林体制，是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的，任弼时在延安搞等级制，获得绝对多数人的支撑，毛对此并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希望知识分子监督干部，但却被军人干部反扑，而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的要监督干部，而是要分享特权。

建国后，重演了延安的一幕，只是等级官僚制度扩展到了全国各个行业，毛再次寄希望知识分子，结果知识分子还是要分享特权，因为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很多是党外人士，因此还涉及到权力的归属，这便是反右的因果。

文革，是在特权等级身份制度，将要全面遗传继承给下一代，必将走向崩溃，并且毛对干部，知识分子都失望的情况下，挽救中国的唯一方法。

无论什么制度，成不可能归功于一个人，败也不可能归咎于一个人。

苏联的崩溃，主要有两大内因，一是军工垄断了经济，二是特权官僚垄断了政治，而石油价格的下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过是激发内因的外在因素，不管怎样，苏联的崩溃都不可避免，戈尔巴乔夫实质上只是替罪羊而已。

建国后，中国有三大妖孽，一是毛时代的政治特权妖孽，二是邓时代的意识形态妖孽，三是今后的特权资产妖孽，前两种妖孽，都是依靠强人政治，通过火与血，得到了缓解，现在这种妖孽，更加强大，要用什么途径才能缓解？除了强人，根本就没有其他方法，但毛邓的强势地位，是历史造成的，现在的强人又怎样产生？只能寄希望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

恶法胜于无法，根本在于，恶法是可能纠错的，无法却只能无可奈何。

不怕最高领导犯错误，只怕最高领导没权威，错误可以改，没了权威，在中国这个最世俗化的社会，就万劫不复了。

戈尔巴乔夫和胡耀邦的最大错误，是分权，放任，失去了权威，而不是集权。

统一的多次元化，即主动的能动，是毛主义的核心，也是中国唯一的正途，但没了统一的权威，一切都不同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