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在红一方面军龙岗之战消灭十八师活捉张辉瓒之前的12月28日，被总前委斥责为“乌龟王八相联的诸逆们”发出了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十一号），通告中再次号召赣西南军民攻打吉安，“夺取吉安，不但可以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围剿计划，使河东决战取得完满胜利，同时可以根本动摇全国整个统治阶级基础，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第一步胜利”; “夺取吉安，谁犹豫，谁退缩，谁就是对阶级决战怠工，间接帮助敌人”,并给手中掌握的红二十军，独立师四团布置了攻击吉安外围真君山，天华山等高地的军事任务，定于31年1月7日发起总攻击，通告中还要求地方上“中路调一万群众，永新调五千群众，固江及西区全体动员，北路调二万群众配合红军冲锋陷阵。”

同时针对肃反中滥捕滥杀行为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悲观恐惧和怀疑心里，富田事变领导人开始说服教育，并且批评那些因为见到省委或各路行委领导人被捕被杀，感到革命没有出路，痛哭流涕逃跑回家做个清闲的老百姓，置进攻敌人于不顾，把斗争丢到九霄云外，一切工作都消极的行为是“极端右倾的严重错误”，这些言行或多或少都证明了总前委布告和《答辩信》中对富田事变领导人们的叛变反水指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1年的前一个月无论是中央还是赣西南苏区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让富田事变的后续处理更加一波三折。1月3 日，红一方面军继龙岗之战胜利后再接再厉，于东韶消灭谭道源50师近半，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一军事胜利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赣西南地方党人对总前委对主席“右倾逃跑主义”的指责是错误的；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王明等人通过会议实际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央的第三次领导；1月11日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刘敌致信上海中央，信中承认发起兵变“乃破坏党纪，依法难容，因此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即令是杀头亦绝无怨尤”，但刘敌在信中坚持发起兵变的动机只是为了救党，从毛泽东刀口之下救出同志而已；1月中旬，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段良弼带着赣西南党人的诉求和黄金到达上海寻求中央对事件的解决方案，在与中央接触后不久突然人间蒸发。

1月上旬，肩负六届三中会议精神和建立苏区中央局使命的项英抵达江西苏区，1月15日项英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代之以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代理书记，这一举措实际上使得项英取代了主席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决策人。而如何处理好富田事变成为项书记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1月16日即发布了苏区中央局第二号通告《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中一面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和金万邦开除党籍。”但另一方面，决议也批评了总前委在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承认在过去反取消派AB团的斗争中，地方党和政府在执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强调“必须根据一定的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逮捕”，“平日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就是有人咬他，也不能随便打。”并且希望受到段李谢刘金影响和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显然决议对富田事变的看法与总前委“拥蒋反共，推翻工农政府”的定论有相当的距离。

2月4日，为了妥善处理富田事变，项英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信西路同志，在这封《致西路同志信》中肯定了赣西南地方党人过去的光荣革命历史，对于总前委一直耿耿于怀的“二全会议”，项书记明确提出“对于二全会议，根本认为是AB团的会议，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答辩信》中总前委对二全会议的定论，为赣西南地方党人摘去了一顶大帽子。随后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中又一次明确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对于滥用肃反大权，滥捕滥杀直接导致富田事变的当事人李韶九，项英决定开除其党籍。

项英对于富田事变的这些观点是否完全客观正确自有公论，但客观上和缓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与红一方面军之间的对立局面，为妥善处理富田事变后红军的分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月17日，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永阳省行委，并派遣朱昌偕，袁德生到河西永阳处理解散省行委的工作，尽管永阳省行委中有大批省行委成立时的常委和委员，当朱袁传达中央局决定后，富田事变领导人和永阳省行委负责人完全服从中央局指示解散省行委，同一天在富田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行使原省行委的职权；富田事变当天“回家养病”的原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接受项英过河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的指示来到永新，也很快取得了部队的指挥权；最终富田事变领导人根据苏区中央局“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指示，于31年4月来到中央局所在地黄陂开会。

然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31年4月16日党的四中全会代表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一行三人由闽西抵达江西苏区，伴随他们而来的还有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这份据说由豪哥起草的文件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及他的斗争几个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个定性又回到之前总前委的立场，《决议》中肯定了主席和总前委的斗争路线“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对于已经于1月中旬解散的永阳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决议发出了解散和回归的最后通牒，否则“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它们。”；“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苏区中央局召开了青塘会议，会议上项英处理富田事变被批评为调和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大错特错，而且背后有“莫大危险”，在这个决议精神下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除了做深刻检讨别无他路，而刚刚看到了一丝希望的赣西南地方党人这次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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