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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道教矛盾的最后一次大清算

从历史角度和理论角度讲，佛教盛传的东亚地区，其原来的民间信仰的宗教级别不够高，藏区的苯教、中原的道教、日本的神道教都是在佛教引入以后，参考佛教的经典组织和僧侣规范来组建自己的经典和僧团的。因此，其理论和佛教比，先天就输了一筹（尤其是中国是历史记录非常发达的国家，道教的记录都是信史时代造作出来的，和正史一比漏洞百出，这次论战佛教徒获胜的最根本依据是....《史记》）；最初道教发展时（东汉开始），势力还小（当时双方实力都不强），不具备和佛教争雄的条件，因此矛盾还不大，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现自己无论在理论还是组织上都比佛教差得太远，就开始动起歪脑子，造作了《老子化胡经》等一批蓄意打击佛教的经典，正是这几部经带给道教最后的失败

即使李唐王朝遵奉道教始祖老子为自己的先祖，道教的实力照佛教还是差得太远。尤其是道教早期是没有出家制度的，都是火居道士（正式出家的制度始于全真教），所以其组织比佛教虚弱得多。宋代真宗崇道（他不抑制佛教），普渡天下僧道，结果僧人有五六十万，而道士不过一万多，足见双方的差距。

道教在金代倒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众所周知的全真教，大道教也是金代兴起的道教新派别。

在蒙古入侵，中原板荡的时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押宝成功，主动支持了成吉思汗，全真教得到极好的发展机会，他把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当作一个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机，而且和成吉思汗很投缘，成吉思汗授与他“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的特权，于是在黄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布，凡百余区”。他利用宫观广发度牒，安抚了大批无以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从而免除了他们承担的苛捐杂税。

《元史·丘处机传》称：“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至今称道之。”

此举在当时影响巨大，以致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旗号。丘处机在北京建长春宫（今白云观），作为全真教大本营，又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

必须指出，道教原有宫观的数量和信徒都不多，这些新建的宫观很多都是接收了原来因战乱荒废的佛教寺院，这是最后双方争夺饭碗决斗的根本。

本来王重阳和丘处机的理论是三教同源，但是真的到了争抢地盘的时候，自然没法手下留情，全真教不仅抢夺佛教的寺庙产业，而且利用政府支持的机会，在编订自己的道藏的同时大肆印行攻击佛教的《老子化胡经》等经文，终于引起了佛教团体的一致反击（印度和尚、吐蕃和尚、中原和尚一起上了）

至于说为啥忽必烈本身就吹官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道教那一套不对蒙古贵族的胃口，成吉思汗见丘处机直接就问长生之术，丘处机的回答“有卫生之道,却无长生之药”对于成吉思汗这种高水平的统治者还有效，一般的蒙古贵族肯定是没兴趣的，再者，普通的蒙古贵族并非有语言天赋，接受另一种语言的宗教教化，重在立竿见影的“道术”而非天花乱坠的“说教”，而中国的教派，不要说道教就是佛教也是耍嘴皮子的居多，那有蕃僧、藏僧擅长密术，所以到成吉思汗孙子这一代，蒙古贵族最好的就是以密宗法术为主的喇嘛教和印度佛教啦，道教自然一败涂地

当然啦，你看看双方对阵的阵容，“法王”恐怕得重阳祖师才打得过，张志敬只有被秒杀的份

（据说最后压倒全真的论辩就是大宝法王八思巴作出的，噶玛拔希也参与了此次论辩，没啥表现）

结论：全真教为首的道教利用金灭元兴的机会，发展教团，抢夺佛教原来的“精神导师”的位置和具体的寺庙产业，遭到佛教集团联合反击，由于全真教提供的宗教服务不对统治集团（蒙古贵族）的胃口，被dismi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