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 （一） -- 河蟹

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前方也同样倍受立三路线的煎熬。一方面军成立伊始总前委内部就是否二打长沙展开了辩论, 日后众将领的回忆中各执一词更是让决策过程疑云迷布, 三军团的”理论家”,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为数不多被曝光坚持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将领, “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吧，我们三军团单独打”是袁主任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 而近年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也在荧屏上频频成为满脑子进攻路线挑战主席和总前委的急先锋, 这种形象设计似乎缺乏史实支持, 也许是编导大人欺负邓参谋长牺牲的早没有后人维护光辉形象吧. 那么主席在这场辩论中持何立场呢也是多年来大伙儿们爱八的话题, 从二打长沙前给赣西南特务的两封信里看, 主席对一三两个军团再克长沙是颇有信心的, “。。。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何健）共有兵力有十四团左右，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健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红军也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了保证，不过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是。” 事实上当时一些军事评论家们也相当看好红一方面军, 一度在报纸上放言, “长沙之陷落已不是问题”,所担心的不过是问题守城的“何健与罗霖军之全灭”,和两人能否再次逃出生天, 不知道这些评论家们是否也在老常的战略忽悠局拿一份薪水?

长沙守将何健此时再也没有一个多月前痛斥大将军以及红三军团为”跳梁小丑”的英雄气概, 除了脑袋稍一热在猴子石企图反击被满地板砖拍个半死外, 全军一直龟缩死守. 而缺乏重装备的红军也拿这种龟甲阵没什么办法，二次总攻均未奏效效仿古人摆出了火牛阵也无功而返。在半个月的攻城战斗中三军的纵队政委刘作述和八军团长谢振亚先后阵亡, 是二打长沙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刘作述是著名的永新三刘之一,和刘真, 王怀等人一同在吉安师范读书26年入的党, 后来又一同回永新闹革命, 担任过永新游击队队长, 如果不是牺牲在长沙的话, 几个月后也难说不被王怀等人牵连进去。二打长沙其间三军团还发生了件大事,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以”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处决, 后来位列上将军的王平当时还在机关枪连当文书, 看见师长绑着被大刀砍死在水稻田里,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二打长沙不克铁的事实证明了执行中央立三路线集中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是不合时宜的，从撤围长沙开始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主席和老总顶着“不打长沙南昌就是断送革命高潮”的大帽子，以极大的耐心来教育干部逐渐摆脱立三路线的影响，并在行动上一步步纠正和反对立三路线。如果说一开始的株洲会议和袁州会议主要是在一方面军内部和中央长江局代表间争论的话，到了红军回撤江西准备攻打吉安时，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间开始了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9月26日, 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常委会议, 主席和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代表总前委参加会议，在会上, 主席反复申述先打吉安的必要性和建立江西政权的主张,认为要争取武汉胜利, 必须建立江西政权, 要能即刻建立政权, 必须先打下吉安，而李文林等人反驳主席的意见, 指责这是“带游击式的伴着发展“的错误见解, 忽视了争取武汉胜利和全国政权的紧迫性, 以及打下南昌九江的伟大的政治意义, 要求一、三军团将先夺取南昌、九江作为返赣后的第一步作战计划, 吉安以后再打, 并向中央写出了报告。事后总前委并未接受特委的意见, 坚持先打吉安并于10月4日拿下吉安。

打下吉安后的10月7日，一方面军和赣西南党组织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由曾山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肖韶、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刘九峰、彭德怀、袁德生、曾炳春、王怀、刘铁超、罗炳辉、滕代远、朱昌偕、黄公略、杨岳彬、段起凤、古柏、刘光万、金万邦等五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这份名单中有近半的人此时走上了革命生涯的顶峰，随后的几周或几个月内等待他们的是革命的恐怖。

打下吉安后, 攻打南昌的呼声再度高涨, 虽然此时上海的中央已经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已经在中央机关中得到纠正，但由于时空隔离，三中全会的决议和精神还无法传达到一方面军，立三路线的影响在红军，特别是三军团中还相当严重，加上总前委之前也有过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的承诺，十月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北进到袁水流域，进军口号依然是进攻南昌九江，十七日抵达峡江后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六个师十万余人正在集结准备对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这个变化也证明了李立三认为军阀混战会不断扩大下去，以致“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是不切实际的。经过峡江、太平峡两次会议后，红军后退至新余罗坊。为了决定红军未来的方向，一方面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罗坊会议”上李文林等人和主席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双方观点除了原来的分歧外，在如何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人围剿上也各执一词，主席主张红军全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打破围剿，而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军队领导人担心放敌人进根据地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主张把战场放在峡江一代，甚至主张主动出击在白区同敌人决战。双方的争执一度相当的火爆，结果如同前几次会议一样，经过主席老总大将军等人的反复工作最终通过了诱敌深入的决定, 但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部分领导数次挑战前委权威的做法并不是无动于衷，断言“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富农反革命的原故。”言辞中的火药味渐浓。

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大敌当前本应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立三路线的影响不是几次会议能够完全消除的，罗坊会议后局面还是有过反复，一方面军中有部分指战员对总前委拒绝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不理解，对撤出吉安更是极为不满，而苏区的群众眼里看到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便纷纷后退，不再象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否有人叛变了，再加上一些地方党领导人的推波助澜，一度思想相当混乱。时为五军军委秘书的李志民回忆称三军团干部战士多为湖南湖北籍，本来过赣江就有情绪，进入苏区中心后连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跟原来湘鄂赣根据地里群众热情拥护有天壤之别，部队里牢骚满腹，政治思想工作很难做。敌人大兵压境这种情况是总前委不能容忍的，十一月初当红军主力退到宁都的黄陂，小布时，总前委宣布进行整军工作并在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开展打AB团运动。也是在此前后，以打吉安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为由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