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因十三骑入金川劝降的大功，岳钟琪被朝廷明令嘉奖。乾隆加封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还恢复了当年被雍正剥夺的三等公爵——前面我们说过，雍正之前的“世爵”即功臣爵位，通常是没有名号的（清初吴三桂等人属于特殊情况），只是泛泛的一等侯三等伯之类，而雍正之后则有了专门的爵名，由于乾隆钦赐老岳的公爵名号为“威信”，从此他便成为三等威信公。

　　其实，赋闲在家十多年后才被重新启用的岳钟琪，已经变得越来越会来事，深知要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于领导的道理。据说清军接受金川投降的时候，傅恒坐在大帐中央风光无比，而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岳则全身披挂，像个小厮般站在旁边侍候着，给足了国舅爷面子。果然，莎罗奔出来后逢人便说：“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鉴于投降仪式前老岳早就和莎罗奔见过面，所有细节估计事先都过了不知几遍，因而这场表演很可能也是岳、莎二人计划好了的双簧。

　　不久，乾隆专门接见了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为了表示对老功臣的尊重，还赐予他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就像往常那样，席间皇帝再度诗兴大发，当场写了首歪诗赏给老岳，其中便有“番巢单骑志何雄”之句来称赞老岳单刀赴会的壮举。

　　当然了，乾隆的嘉奖并非都是惠而不实，比如他随后就大发慈悲，下令免除了岳钟琪欠自己爹地的旧债——当年西征准噶尔失利，雍正迁怒于岳，下令他必须偿还军费开支。由于数目实在太大，老岳自然还不起，直到现在还有七十多万两的窟窿没有补上，如果不是乾隆此番开恩，这笔陈年饥荒不仅会伴随老岳一辈子，还要继续折磨其子孙后代的神经和钱包。

　　金川战后一年的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大叛乱爆发，四川提督岳钟琪奉命进藏平叛，但清军还没有从康定出发，这场叛乱就已经被七世达赖喇嘛扑灭，老岳不得不无功而返。两年之后，杂谷土司领地发生内乱，岳钟琪趁机带兵铲除了这个曾与金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将其肢解为几家易于控制的小土司。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六十九岁的岳钟琪在四川资州病逝，乾隆为他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葬礼，赐予其“襄勤”的美谥。由于岳钟琪的威信公爵位是不能传给子孙的，皇帝遂下令授予其子岳瀞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位在男爵之下，骑都尉之上。岳瀞没老爹那样大的能耐，最后只做到代理副将的官职，不过他的弟弟岳濬在岳钟琪生前便做到了巡抚，实际职权比老爹还大，岳钟琪的堂兄弟岳钟璜也是清军高级将领，正是此人在老岳死后接替了四川提督之职，他后来也参加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

　　当年，乾隆在那首题为《岳钟琪入觐诗以赐之》的歪诗里赞扬道：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志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后来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古稀的老皇帝越来越念旧，他在自己的《御制怀旧诗》里，轮番怀念当年的功臣们，其中便有“三朝师武臣，钟琪为巨擘”之语，显然对老岳的评价极高，这也是岳钟琪被后世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之由来。

　　记得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曾说过，如果在欧洲或北美，对于像岳钟琪这样的人物，人们肯定早就给他树起了铜像，底座通常还要刻上“西藏与青海的征服者”之类的颂词。可惜，古代中国并不兴这个调调，天下唯一有资格享受这种景仰的，只能是皇帝本人。

　　咱们继续说其他人。在金川战争期间负责清军粮饷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曾在纪山去职后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四川巡抚，后来讷亲与张广泗狗咬狗互相攻讦，乾隆询问班第的意见，但是这位国防部长却明显偏袒首相，“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

　　已经决定让自己小舅子顶替讷亲的乾隆，对班第的立场很不满意，专门下旨责问道：“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你丫的本职工作是在国防部，怎么能以只管后勤为借口，对其他都置之不理呢？！就这样，倒霉的班第被降职为副部长即兵部侍郎。

　　金川战后，班第被调往拉萨，去接替到期的驻藏大臣拉布敦。但他还没有到任，拉萨就爆发了大叛乱，傅清和拉布敦这两位驻藏大臣，都被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党羽所杀。班第到达时，七世达赖喇嘛已经镇压了叛乱，于是这位新任大臣便承担起了善后工作，他以雷霆手段将二十七名叛党头目统统斩杀，随后又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藏王一家杀个精光，在震慑了整个西藏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嗜杀”的坏名声。

　　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班第回到北京，再次进入军机处，后又代理过两广总督。乾隆十九年，清帝国发动消灭准噶尔汗国的最后战争，班第以兵部尚书、定北将军的身份，出任北路清军总司令，在准噶尔叛徒阿睦尔撒纳的配合下，他的部队率先杀入汗国首都伊犁，一举灭亡了这个曾威震中亚的强大政权。因此大功，班第被封为一等诚勇公，率军镇守这片新平定的广大疆土——新疆。

　　没想到好景不长，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农历八月，对清廷利益分配不满的阿睦尔撒纳再次反水，新疆大乱。缺乏准备的班第猝不及防，他已经无法调集人马平叛，只能率身边的五百清兵且战且退，最后在乌兰库图勒（今伊犁州尼勒克县）被叛军重重包围。这位清军总司令不想被俘受辱，于是拔剑自刎。

　　一年后，烈士班第的灵柩被迎回北京，乾隆亲往祭奠，并当场下令割下几名被俘叛军首领的耳朵做为祭品。班第的儿子巴禄也参加了灭亡准噶尔之战，以及随后的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战，因军功为自己家族获得云骑尉的世袭爵位（清廷二十七等世爵中倒数第二等），后来又担任过绥远将军、察哈尔都统等要职。

　　与班第同样倒霉的还有讷亲的哥哥、金川战争最后阶段来给傅恒擦屁股的策楞。战争结束时，这位新任四川总督沾了国舅爷的光，被加封太子太保。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策楞与岳钟琪一起准备出兵进藏。随后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平定了叛乱，督提二人商议后，决定岳钟琪率大军驻扎康定观察动态，策楞则率一支小部队进藏协助新任驻藏大臣班第处理善后，完事后返回四川。

　　乾隆十七年，策楞又与岳钟琪一起发动了对杂谷土司的战争，成功肢解了这一强大地方势力，此后，策楞因母丧回家守孝，复出后代理过负责管理江南运输河道的南河总督，由于在任期间河道决口，乾隆认为他不适合干这个技术性的工作——“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派他为两广总督。

　　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中，策楞以定边左副将军的头衔出任清军副总司令，但很快与主子发生了矛盾——他认为降清的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很不可靠，建议皇帝将其所部疏散，只“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但标榜“用人不疑”的乾隆闻奏大怒，不仅将策楞革职，更让阿睦尔撒纳接替了他的定边左副将军之位。

　　但是，阿睦尔撒纳随后降而复叛的行为充分证明了策楞当初的担忧十分必要，皇帝不得不又将他升任为定西将军主持平叛。策楞随后的表现可圈可点，联络外蒙古喀尔喀“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他也因功被加封为内大臣。不过就在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策楞却稀里糊涂地摆了个大乌龙，从而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这位清军总司令就贸然向乾隆报告说已经擒获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欣喜万分的皇帝为此专门举行盛大典礼向祖先献祭，还封策楞为一等公爵并给予大量赏赐。但很快，这个消息就被证明是假的，丢了面子的乾隆勃然大怒，不久便找碴将策楞革职，命令将其押送京师法办。可是在新疆前往北京的路上，押解队伍不幸碰上了准噶尔人，倒霉的策楞就在囚车中被敌人杀死。

　　当年，随国防部长班第一起来金川押粮运饷的还有中央政府的大票人马，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兆惠的官员。后世的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兆惠和海兰察如何被张广泗阴谋陷害，不得不进京告御状的段子，但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虚构的。

　　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时，海兰察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参战，而四十岁左右的兆惠虽然确实到过金川，但以他的官职和背景——兆惠不但是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太后乌雅氏的族孙，而且此时已坐到了副部级，拥有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并兼领户部侍郎等一长串官衔——张广泗是奈何不了他的，更何况前面说过，兆惠在业务上的老板即清军总后勤部长班第，压根就不鸟老张。

　　兆惠在金川表现得很出色，比如他了解到卡撒大营的军粮并不能支撑太久，便将附近的存粮都紧急调运过来以防万一，为随后国舅爷在卡撒长期扎营打下了物资基础。与他的上司班第只埋头后勤不同，兆惠并没有忘记中央部委的工作，很快他向乾隆报告了自己发现的严重问题：

　　“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咱官军已经烂到根儿了，高层除了少数几个将领外，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而底下则更多是吃空饷的，再不整顿一下可真危险了。

　　皇帝对兆惠的调查很满意，认为该报告“俱属公论”，要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认真研究，“秉公澄汰，以归核实”。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由于只是幕后英雄缺乏战功，兆惠并没有得到提升，他奉命随班第查核军需钱粮即审计这次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情况。同年，兆惠被正式调到户部担任左侍郎，显然乾隆对其财会能力印象深刻。

　　不过，兆惠与金川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机会参加第二次金川战争——战争爆发在公元1771年，而他早已经在七年前去世。兆惠的主要军事成就，其实是在西域取得的：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以定边将军兆惠为主帅的清朝大军终于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人的反抗，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逃亡俄罗斯，不久病死。

　　随后，按照总司令兆惠的命令，清军对准噶尔人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屠杀，只杀得“草剃禽弥无噍类”，最后“数千里内遂无一人”，除了早已投降并被安置在内地的少数人，以及逃亡俄罗斯和哈萨克的一部分，这个曾称霸中亚的族群被整体灭绝，“准噶尔”从此只能做为一个地名而在世间存在。靠着这样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兆惠终于彻底解决了困扰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准噶尔问题。

　　仿佛是三年前阿睦尔撒纳之乱的重演，新疆北部的准噶尔人刚刚从地球上消失，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木之乱就爆发了。两和卓是喀什地区穆斯林首领玛罕木特的儿子，此前都在准噶尔汗国做人质，汗国灭亡后被清军释放，他们利用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趁机起事，一时间几十万维吾尔人群起响应，天山以南几乎全部陷落。

　　虽然也是仓促迎敌，但与他倒霉的前任班第不同，清军总司令兆惠这回却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农历十月，兆惠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在今天喀什地区莎车县的黑水营被十倍于己的叛军包围，清军弹尽粮绝，只能挖出敌人打在树木中的子弹回击，最后连马鞍子上的皮革都吃光了。清军与敌人相持了整整三个月，就在即将崩溃之时，外围援兵终于杀到，叛军不得不解围撤退，兆惠他们幸运地活着回到了阿克苏，这就是著名的“黑水营之战”。

　　黑水营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兆惠失败，那么南疆甚至整个新疆都很可能不复清帝国所有。战后，乾隆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黑水行》的诗歌来记述此役，对兆惠极尽赞美。黑水营之战半年后，大小和卓木之乱终于被清军平定，皇帝随后为兆惠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他也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的身份正式成为军机大臣。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和自己对兆惠的重视，乾隆竟然让这位根本不识几个汉字的满洲将军，担任了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即殿试的阅卷大臣。皇帝悄悄指点他其中的秘诀——“圈多即佳卷”，原来，成绩好的考卷上会有各位阅卷大臣的圈点，不识字的兆惠只要数一下圈圈的个数就成了，而身为财会专家，数数不正是他的特长嘛。

　　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新疆的征服者兆惠在北京病逝，死后备极哀荣，“赠太保，谥文襄”，皇帝亲临祭奠。到了嘉庆元年，他又“配享太庙”，灵魂从而取得了与乾隆一起享用冷猪肉的资格。兆惠的儿子扎兰泰娶了弘历的女儿和恪公主，他承袭了父亲的一等公爵，但此人能力似乎很一般，只当过散秩大臣一类的闲职，于乾隆五十三年病故。

　　与岳钟琪同时启用的另一员清军宿将傅尔丹，以内大臣的头衔与老岳一起赴金川参战，并在张广泗被罢官后曾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川陕总督，但很可能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他当时已近七十岁——表现得很是差强人意。傅恒到任后很快发现了这点，于是上奏乾隆，说傅尔丹年老体衰，而且他以往只擅长统领八旗兵，对于如何带绿营汉兵一窍不通，最好还是别委他重任，以免耽误正事。

　　乾隆准奏，于是傅尔丹调任为干吃饭不干活的参赞大臣，不再掌握兵权。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傅尔丹也借国舅爷的光得到提升，被封为正一品的黑龙江将军（当时八旗驻防将军还是正一品，后来降为从一品），前往东北上任。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将寿终正寝，死后享受了高规格的葬礼，“赐祭葬，谥温悫”。

　　与前面这些角色不同，真正串联起前后两次金川之战的人，其实是乾隆朝担任首相时长仅次于傅恒的阿桂，只不过在第一次金川战争时，他还仅是个跑龙套的。阿桂是满洲正蓝旗人（后因战功抬入上三旗的正白旗），章佳氏，其父阿克敦当过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颇得乾隆宠信，因此他与讷亲、傅恒等人背景有点儿相似，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但到了金川战争进行中的乾隆十三年，阿克敦霉运当头，先是给国舅爷傅恒让出了协办大学士的坑儿，随后又在办理孝贤皇后的丧事中，因小事惹怒乾隆而差点儿掉了脑袋。此时，他的儿子阿桂正以军机章京（中央军委办事员）、吏部员外郎（中央组织部副司长）的身份，跟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在金川前线调度粮饷。

　　阿桂与张广泗关系不错，这让张的老对头岳钟琪很不爽。张广泗获罪革职后，老岳趁机向乾隆弹劾阿桂，说他“结张广泗蔽讷亲”，倒霉的阿桂因而被逮捕。不过这时候，阿克敦已经重新获得乾隆的信任，皇帝便借口阿克敦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杀了就没法养老，而且阿桂的罪行还够不上张广泗那样“贻误军事”的严重程度，因此下令特赦了他。

　　不久以后，阿桂官复原职，后来又逐渐升为江西按察使（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正三品）和内阁学士（皇帝顾问兼秘书，从二品），终于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帝国发动了旨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全面战争，阿桂随军参战，在乾隆的表哥外蒙古王爷成衮札布的麾下表现优异，因功被清廷封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及工部侍郎。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新疆随即爆发了大小和卓木之乱，清军主帅、定边将军兆惠被叛军团团围困在黑水营，阿桂率兵随副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富徳前往驰援。这位富徳也曾参加过第一次金川战争，据说擒拿美女阿扣的现场执行者就是他。此人后来又参加了第二次金川战争，不过那时他已经成了阿桂的部下，表现得相当糟糕，非但没有什么建树，最后甚至因为闹出贪污土著士兵粮饷的丑闻而被清廷斩首。

　　黑水营之围解除后，清军乘胜追击，铁蹄尽踏天山南北，几个月便攻克叛军老巢喀什。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农历八月，走投无路的大小和卓木在今天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被杀死，尸首随后被当地人送回清营请赏，叛乱终于被平定。自然，这场战争的主角是清军总司令兆惠及其副手富徳，还是小字辈的阿桂并没有太多表现机会，也从来没有独当过一面。

　　战后，阿桂率八旗、绿营部队以及维吾尔农民开赴伊犁屯田。这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辈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不久以后的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也就是军人所垦种土地达八千余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也就是维吾尔农民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阿桂因功被陆续加封为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等官职，并在乾隆二十八年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核心，成为军机大臣。

　　显然，自己老上级、名将兆惠的军事思想给了阿桂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处理准噶尔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残酷果断与赶尽杀绝，让阿桂印象深刻。据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总司令兆惠路过阿克苏，曾与驻守这里的阿桂彻夜长谈，他俩讨论的主要议题当然是如何在新疆驻军和屯田，但很可能也涉及到具体的战争方略，而从阿桂后来的军事生涯尤其是他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表现来看，此人无疑抓住了兆惠的战争精髓——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很快，阿桂学到的这些东西就有了实战检验的机会。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新疆乌什也就是今天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爆发了动乱，从清廷事后的调查结果看，这场当时被定义为叛乱而在后世又被阶级史家称为乌什维族起义的血腥冲突，与现在新疆发生的那些事儿还不太一样，朝廷明显是理亏的一方——帝国委任的满洲地方官素质和能力都极差，却又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压榨得当地百姓不堪忍受，最终铤而走险。

　　这从清廷对事变责任人的处理也可见一斑——三名驻疆大员，包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以及和阗办事大臣，因“凌辱回众”、“ 重利盘剥”、“贪婪败检”等罪名，统统掉了脑袋，而这些人的官职不是一品就是二品，乾隆也算是出了重拳反腐，但这些措施都是事后诸葛亮般的亡羊补牢了。

　　动乱爆发后，熟悉当地情况的军机大臣阿桂奉旨回到新疆，与伊犁将军明瑞共同率兵前往弹压。此战中，面对着坚固的乌什城防工事和当地同仇敌忾的人心，清军的攻击十分艰难，这时阿桂初步展现出后来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军事思路，下令在乌什城外再建围墙，彻底断绝对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决不让一粒粮食进入城中，同时他也顶住了皇帝早日结束战争的轮番催促，并不急于进攻。

　　果然，围城将近半年之后，守军弹尽粮绝，每天都有不少人活活饿死，为了争夺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矛盾激化的首领们斗得你死我活。最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他们将四十多名主战派捆绑起来，大开城门迎入清军。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八月，这场变乱终于被镇压下去，官军以相对不大的损失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统帅阿桂却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而受到严厉处罚，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乾隆对阿桂此前围而不攻的策略十分不满，认为他“剿办迟延，示怯损威”，而在善后处理问题上，阿桂也让迫切想展示自己天威的皇帝火冒三丈——清军进入乌什城后，仅仅将几名的敌人头领凌迟处死，另外十多人斩首示众，而其他三千多守军，则只是教育一下便让其与老婆孩子团聚，随后又发放盘缠让他们带家人一起前往伊犁屯田。

　　乾隆得知后怒不可遏，破口大骂清军两名主帅阿桂与明瑞是“两个该杀的”——这俩混蛋自己滥充好人，不就是想给自己添寿嘛，他们将这么多人免死，还发给路费，其居心何在？这岂不是暗示说朕多杀生要折寿吗？很快，皇帝下了一道血腥味儿十足的圣旨，内容都是大白话，就不翻译了：

　　“此间，明瑞、阿桂两个该杀的，不知已经如何办理了？倘若接到朕中饬之谕旨后，知道自己先前所办错谬，即巳剿办则已。倘若奏报后就已送往末及办理，则随伊等充好人送往好了，朕岂能反复降旨令其剿杀？

　　“即便免死，亦断不能按伊等所奏，送往伊犁等地屯田。因此等人俱系该杀之人，留其性命巳属侥幸，仍准其与妻女团聚可乎？

　　“著传谕明瑞、阿桂，将此三千余男人，以四五百人编为一队，相应派出官兵，从伊犁等地经巴里坤，哈密送往内地，交付杨应琚，酌情分送各省赏给大臣官员等为奴，若于途次逃脱，即查拿本族亲属俱行正法。”

　　原本善念未泯的阿桂和明瑞终于吓坏了，两人合计后硬下心肠，别人的脑袋当然没有自己的脑袋重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超额满足皇帝的期望吧。于是，两人以“解送内地，恐生事瑞”为由，下令清军对已经释放的乌什城守军大肆搜捕，把能抓到的人统统砍了脑袋，随即向皇帝上报：“回众二千三百余名，已尽行正法”。尽管如此，乾隆仍怒气难平，下令将两人“交部严议”，最后议定的处理结果是革职，到了此时，皇帝又出来充了一回好人，“命从宽留任”。

　　这个明瑞是孝贤皇后的大哥傅文之子，也就是帝国首相傅恒的侄子，三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他担任清军主帅攻打缅甸，最后竟然中伏阵亡（其实是兵败自杀），还得要小叔叔傅恒过来给自己收尸擦屁股。明瑞死后，阿桂由伊犁将军任上被调到东南亚战场，成了清军新主帅傅恒首相的副手，率大军再次进攻缅甸。

　　虽然也号称“十全武功”之一，但这场战争打得却极其窝囊，在缅甸游击队神出鬼没的不断骚扰下，丛林中老虎吃天无从下嘴的清军举步维艰，大量官兵死于疾病。主帅傅恒病得动弹不得，而另一名副帅阿里衮则干脆病死在军中，陆续死去的有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等一大堆高级将领，其中还包括漕运总督、与傅恒同样出身于富察氏的傅显。也就是说，司令部几乎被病魔给包了圆，因而到了战争后期，身为领导层里唯一全须全尾的成员，阿桂实际上已成了清军的最高统帅。

　　与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情形类似，征缅之战的结局也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缅甸的贡榜王朝已是东南亚的霸主，南拒清军北破暹罗（即今天的泰国），不仅攻陷了暹罗的首都，还先后四次打败清军。不过，虽然战场上胜多负少，但国际形势其实对缅甸却并不乐观，除了与庞大的清帝国为敌，它还与另一亚洲强权——占据了印度的英帝国睚眦不断。不想陷于两线作战困境的缅方遂主动向清廷求和，在金川尝过甜头的傅恒顾不得自己病体虚弱，赶紧向乾隆上奏请求批准，正为此事倍感头疼的皇帝自然答应。

　　但没想到的是，缅甸国王孟驳可没有当年的金川土司莎罗奔那样守信用（也有说这场议和其实缅甸前方将领自行确定的，并没有获得国王的批准），乾隆左等右等盼了一年多，对方此前答应派来的进贡使者就是没影儿，这让好大喜功的皇帝极其郁闷，继而愤愤难平，迫切需要找只替罪羊来发泄情绪。此时傅恒已经在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七月病死——而即使他活着，从以往情况看，皇帝应该也不会迁怒于自己宠爱的小舅子——于是副帅阿桂便倒了大霉。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八月，阿桂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最高级别的武官，正一品）、礼部尚书（从一品）、镶红旗汉军都统（从一品）等一系列职务被皇帝统统罢免，“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一年以后，正在前线戴罪立功的阿桂认为机会来了，遂向乾隆请求再次大举伐缅，结果又被心情不佳的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就连内大臣的位置也没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

　　照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失去上头欢心的阿桂，其前景相当不妙，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张广泗。可就在此时，这位不受人待见的大臣却突然时来运转，最后不仅一雪前耻，而且还拿下了傅恒留下的帝国首相宝座，简直成了咸鱼翻身的典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的缘故。

　　——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