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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殷鉴之殇(一) -- ccc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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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殷鉴之殇(一)

李自成以现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看来,相较于历代农民起义还是有所创新的(当然,共产党对其官方定位——彻底革命性——却未免太过左倾.)——有别于张献忠纯粹的狭隘暴虐,李自成提出了众多针对社会积弊的政治主张,如均田免粮,减赋济贫.打击官吏豪强等,并且严勒军纪,善待百姓,虽无明确的阶级理论,客观上却执行了阶级斗争之实.

崇祯上台,诛杀魏忠贤,对于挽救日薄西山的明王朝已无根本意义,反而加快了灭亡速度。崇祯是东林党人战胜太监势力的结果,此举大概也就代表皇权向官僚士士大夫集团作个姿态上的让步,营造国难当前共同进退的氛围。但崇祯没料到,东林党人主导的官僚集团不仅谋求诛杀魏忠贤,抑制宦官权力,更重要的是废除工商税矿税等严重损害其阶层利益的政策里子。

王朝中后期,皇权皇族利益疯狂扩张,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被打压挤占,底层民众在双重压榨下已经接近承受极限,很难再往下寻求剥削空间,地主阶层转而尝试限制皇权过度膨胀,——而皇权为了充盈长期紧张的国库,在不愿触及皇族利益的前提下,当然也在底层民众承受极限的前提下,选择向中小地主阶层尤其是富得流油的东南地主和工商阶层下手。——也就是说,在保证不能翻船的底线上,统治阶级的两股势力必须面对同一个蛋糕进行切分,阶级内部矛盾渐趋尖锐。表现在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一直明里暗里与皇权反复拉锯较量,在正德至隆庆年间,甚至一度占据了上风;皇权皇族阶层的应对措施则是抛开祖训,全面扶植宦官势力,加強特务机构,借以牵制驾驭官僚集团.自此,矛盾逐渐激化,天启年间,代表江南地主和新兴工商阶层的东林党人和代表皇权的太监势力甚至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魏忠贤当政期间,东林党人大权旁落,太监势力高调推行工商矿税以及织造专营,并将盐税征管纳入把控范围,这也是张居正从农业税转向工商税的改革思路执行得最为彻底的时期,虽说太监亦难免贪腐,但对改善国库困境却立竿见影,效果从辽东战线的反转形势可窥一斑。

宦官势力被清算,等于砍掉了皇权的得力臂膀。

崇祯的悲剧由此注定。

有人认为明朝崩溃根在意识形态分裂,说有明一朝为“民”请命之士前赴后继,而皇权内阁妄顾“民意”,用棍棒解决政争的粗暴手法导致君臣离心离德并因此亡国。——这只是表象,贱民还不值得官僚儒生们为之付出牺牲。根子里实为统治阶级内部两种势力毫不妥协的利益搏奕——即使国破家亡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再者,从底层民众的立场看,开征工商矿税,减轻传统农税负担,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因此,官僚们口中的“民意”实在非常可疑。

不管如何,现在摆在崇祯面前的是一个拆东补西千疮百孔的国库,既要赈灾缓和阶级矛盾,又要筹饷消除边患和叛乱。但令人吃惊的是,身为统治象征的一国之君,面临亡国却仍攥紧皇族钱粮,幻想从中小地主阶层尤其是富甲天下的江南巨贾中榨出救国税款——或许,在家天下的概念里是理所当然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么。但中小地主阶层的典型,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与皇权扯上怨怼的江南大族,经过百年疲惫不堪的明争暗斗,早已厌倦了朱明皇族的贪婪无度。其仇恨和利益考量竟然盖过了民族大义——宁愿亡国也不愿救国。当然,他们理由也是相当充分的——明朝是朱家天下,皇族尚不自救,臣民奈何救之?——双方都已短视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其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船都沉了,谁能独活?即使甘当汉奸的吴三桂钱益谦之流,结局如何?崇祯吊死煤山,皇族被李自成和满清屠去七七八八,官僚地主集团先受李自成拷掠,后被满清跑马圈地,历尽凌辱。当然,士大夫地主们随后发扬儒家的依附传统,迅速更换主子,老树又发新芽,仍然活得相当滋润。只是,经过蒙元之后再度被外族统治,中国的奴性又加深了一层,对华夏民族灵魂的伤害不言而喻。

崇祯临死前哀叹:“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作为封建皇族的代表人物,天下之共主,在王朝大厦将倾之际,连抽调关宁铁骑入京拱卫的区区100万两白银都一文不拔,富得流金淌银的诸皇族亦装聋作哑——却与虎谋皮似的要求官僚士大夫们踊跃输捐。或者,在崇祯眼里,一手扶持他上台的东林党,以儒家文化自律的官僚集团会跟他同舟共济,坚守君臣家国的名教大义。以他的历史局限性,并没看清这个官僚集团其实是和他的皇权鼎足两立分庭抗礼的。因此不难想象,结党营私的官僚们自然响应寥寥,与之一体的中小地主们更无高风亮节可言。船都快沉了,君臣却捂着钱袋子互相算计,利令智昏到笔墨难以形容,不亡都没有天理。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后,搜出崇祯“内帑”3700万两,黄金珠宝不计其数,对照崇祯自评“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真是莫大讽刺!同样讽刺的是,崇祯募捐时集体哭穷的官僚们,被刘宗敏的棍棒一夹,却个个能吐出家资巨万!

肉食者鄙,诚不我欺。

作为明未地主士大夫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顾炎武在国破家亡历尽狼烟之后,对王朝崩溃覆灭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侧面就自身阶层的自私短视和罔顾大局作出委婉批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只是,倘若深究下去,中国历史上从来国即天下,国亡之后,未见有天下能独善者。保国即保天下。是故社会各阶层,无论君、臣、匹夫,人皆有责。阶层之间在利益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候学会妥协宽容,对保持系统的安全性必不可少。

历史虽然没有假设,却可以想象。郭沬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吴晗治《明史》,黄仁宇出《万历十五年》.说明有明一朝的历史足迹,对中华民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明末的阶级结构,与历代王朝差不多,粗略可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细分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由皇权皇族既得利益阶层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组成;被统治阶级由地主阶层和农民小手工业者阶层组成。作为社会的有机联系,以及明制影响,官僚士大夫阶层整体由地主阶层产生,利益一体。因此,明末按利益划分的三大阶级清晰明瞭:皇权皇族,官僚士大夫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引起社会系统失衡的肇因主要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及发展,土地兼并加速以及满清的外来侵略。前者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新的利益冲突,中者加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成为后者轻松取得明朝天下的有力铺垫。

想象一下,以崇桢为首的皇权皇族既得利益阶层当初若主动让利于国,并且限制自身利益的过度扩张,在确保官僚士大夫集团不会贪污腐败的前提下,地主及新兴工商阶层顾全大局,减轻底层负担,应该是能延缓王朝寿命的。可惜的是:面对外来侵略的问题上,崇桢选择了抵抗,李自成也选择了抵抗,吴三桂却选择了投降。历史会否再次证明官僚士大夫地主阶层的短视和自私?

天下是全天下人的天下,倘若仅为自身小集团的利益而罔顾社会整体利益,其结局就是系统整体沉没,任何以为能自保的侥幸最终只能沦为历史骂柄。

而创造一个社会各阶层对话斗争协商的平台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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