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尽管稗官野史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但这个名叫王秋的汉人，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几部清朝正规史料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只不过，关于此人的来历，正史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不得不引用非正规资料的内容了。

野史写道，王秋本是云南人，他对经史典籍略知一二，因此很可能是个读书人，或者最起码受过一定的儒学教育。后来，此人大概做起了生意，因为金川战争爆发时他已经相当有钱，据说王秋带着大量钱财物资，频繁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游历，混得如鱼得水，在各地土司们中间很是吃得开，因而相当了解包括金川在内的“厄塞要害”情况。

野史继续写道，见到张广泗后，王秋对这位新任总督大人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说：

“这些土著蛮夷并不是一定想要背叛咱天朝，否则他们不是故意找死嘛。莎罗奔与朝廷作对，一方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生怕固有的权势受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迁就自己爱女阿扣的意思，因为她想嫁给小叔子良尔吉，这就要把丈夫泽旺赶跑。也就是说，莎罗奔与咱朝廷其实并没有啥深仇大恨。”

如果这些话真是王秋所说，那么以我等后来者之心度之，这小子很可能是收了莎罗奔的黑钱，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来做说客的。见张总督听得津津有味，王秋继续道：

“蛮夷之间争来斗去，本来是寻常事，由他们自生自灭也就得了。现在咱们天朝劳师动众，还正儿八经地发布了讨伐莎罗奔的公告通知，好象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因而不得不兴兵动武，未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了吧？这样的误会，确实是因为不了解蛮夷情况、不熟悉蛮夷性格而发生的啊！”

随后，王秋又从张广泗个人的角度分析了利害得失：“况且，大人您现在孤军深入，这里峭壁林立大河湍急，深山丛林中到处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可以说您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当中。这场战争取胜了，占领这些山地对咱天朝也没啥用处，可万一没有取胜，更会被世人耻笑。您如果不了解敌情的真伪虚实，就贸然孤注一掷，如果真发生什么意外，灭了大将军您自己的威风事小，您让咱天朝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大小金川地区的海拔，大多在两千米至五千米之间，有些地方属于高原，这里所说的瘴气，应该指的是“冷瘴”，也就是著名的高原反应，古人不清楚这种高原疾病的致病原因，误以为是吸入了藏地有毒瘴气而造成，因而称之为“冷瘴”。

宏观微观都讲完了，王秋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我没事儿就在这些蛮夷地区逛，自认为对他们的情况还算清楚。根据我的了解，莎罗奔其实并不是铁了心与朝廷对抗，而是三心二意地观望着，假如咱们不剥夺他宣抚司的官职，并且答应他的爱女阿扣得遂心愿嫁给良尔吉，那么莎罗奔一家必定能对您恭顺听令的。至于郎卡这厮，他反叛朝廷不过是因为觊觎阿扣的美色，莎罗奔如果不再支持的他话，做事不走脑子的郎卡只有坐而待毙，这就是所谓兼弱攻昧的道理嘛。”

至于具体的实施细则，王秋建议道：

“您不如派良尔吉去说服莎罗奔，让他与咱们秘密结盟，一起夹攻郎卡。其余其他土司您尽可放心，这些家伙只知道畏罪自保，根本不会主动救援。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郎卡不日就可拿下，等抓到了郎卡，您就把他的地盘转给良尔吉，而让泽旺仍然返回小金川故地当土司。如此皆大欢喜，莎罗奔和泽旺仍当他们的土司，而有功的良尔吉也有了自己的地盘。朝廷只要求您恢复失地就行，等到您大功告成的奏章一上，皇帝自然高兴，肯定也不会再去追究良尔吉这些细枝末节。”

王秋无疑是个高明的说客，他带给张广泗的，除了升官发财，更有美女的诱惑：“这样的话，大将军您不费吹灰之力，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就能唾手而定。等到大小金川都安定下来，将军您再和莎罗奔搞好关系，找个机会抓住良尔吉宰了他，那就像宰羊一样容易啊，阿扣不就归您了嘛！您不仅能把阿扣这样的尤物金屋藏娇，而且莎罗奔也会更加感激您，既然成了一家人，他也再不会有什么反叛朝廷的想法了。这样的美事，正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啊！”

见张广泗已经怦然心动，王秋决定打出最后的杀手锏：“您难道没听说当年岳钟琪将军与阿扣的故事吗？假如当初不是阴差阳错，岳将军早就娶了阿扣，那样的话，莎罗奔根本不会谋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小金川之战。现在，又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莫非您还要错过吗？”

这最后一手实在太有杀伤力了，要知道张广泗与岳钟琪一向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当初岳被罢官甚至差点儿掉脑袋，尽管有鄂尔泰存心整他的大背景在，但张广泗告的那道刁状也功不可没，但可惜的是，尽管张颇为努力而且在平苗战争中的成绩也确实不错，但他的军功相比岳而言，总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儿。

对于张广泗来说，现在不仅有机会建立超越对手的不世功业，还能把他心仪的女人搞到手，这样的诱惑简直无法阻挡。况且，据说张一直对美丽的阿扣觊觎不已，而他早就隐约听说过阿扣当年追求岳钟琪之事，心中的羡慕嫉妒恨恐怕已经无法抑制，王秋的提议可谓正搔到痒处。

于是，张总督当时就拍板了，全盘采纳王秋的方案，清军不日启程，准备进攻郎卡盘踞的噶尔崖。

如果野史中上述记载有那么几分真实性的话，那么王秋给张广泗做的这番presentation，立论清晰，分析全面，措施明确，简直可以说是一篇金川版的隆中对。这个王秋显然十分不简单，只可惜他的真实生平一直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早已无从知晓。

因而，民间后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王秋其实是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而大小金川则藏有明朝最后的遗民，他们义不帝秦，誓于满清对抗到底，清军发动大小金川之战，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击不听话的土司，而是要彻底铲除前朝隐患，否则怎么解释乾隆竟然不惜花那么大代价，非要拿下这块弹丸之地不可？又据说，王秋卧薪尝胆，不惜身犯险地去清军大营卧底，为的就是设法扰乱敌人的指挥中心，从而与金川军里应外合。

只是这种说法，无论在清廷还是藏族的正规史料中，都没有找到任何依据，因而极可能只是一种空穴来风，野史姑且记之，我们也姑且听之吧。

清朝史书则写道，根据良尔吉、王秋等人的反映，张广泗所了解的敌情是，大金川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两处军事重地，莎罗奔土司亲自镇守勒乌围（在今天金川县城对面的勒乌村），而他的侄子郎卡则驻扎在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这两个守卫严密的要塞都建在大金川河的东岸，而河西岸也有数百里土地归莎罗奔所有。

与野史中描述的类似，张广泗做出的兵力布署确实是兵分两路，一路从金川西部进攻河东岸，一路从金川南部进攻河西岸。但与野史记载不同的是，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勒乌围，而另两路进攻噶尔崖，河西的南路清军则兵分三路，挨个山头分别扫荡。从清朝史料记载来看，西路与南路清军的主将都是总兵，级别不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长。

张广泗则驻扎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在今天的小金县城所在地美兴镇），居中统一调度各路清军的行动。根据以往在苗疆战争的经验，张总督预计的时间进度是，最晚在这一年（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的年底之前，清军将彻底结束这场令人烦恼的战争——即“斯以是年告蒇（chǎn，完成的意思）”。过于乐观的张广泗甚至将此deadline上奏了朝廷，无疑将乾隆的胃口吊得更高。

热切渴望胜利的皇帝决定帮人帮到底，在已经拨出六十万两军费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加了六十万两，不仅如此，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大学士的庆复尚未从四川启程，为了避免这位新任宰相对张广泗指手划脚，乾隆特意下旨，认为前线有张广泗一人指挥已经足够了，要庆复赶紧回京。后来，也许是考虑到应该给庆复多增加些军功资历，乾隆又下旨说，如果庆复已经动身那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动身，那就在汶川先待着吧，等张广泗大功告成后你们再一同上奏。

此时，清军已增兵到三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相当擅长山地战的贵州兵——面对着崇山峻岭中高耸的碉楼，心中打鼓的张总督特意请示皇帝，从自己原来的云贵辖区调了他们来参战——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大金川的全部人口，更远远多于莎罗奔的区区几千土著士兵。

只不过，即使是来自贵州的这些优秀的山地步兵，以前也从来没有对付过眼前高高的战碉，因为苗疆虽然也有碉堡工事，比如汉人建造的那道南起凤凰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所谓“南长城”，以及苗人自己建造的众多土楼，但这些碉堡无论规格、材质尤其是高度，都与金川的碉楼大相径庭。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乾隆终于收到张广泗发来的捷报，张总督兴致勃勃地报告，西路分出去攻打噶尔崖的清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副将马良柱的部队连战连捷，敌人望风而降，如今已杀到距噶尔崖仅二十余里。而南路清军也攻克了敌人的三处要隘，敌人不得不逃入碉楼，投降应该指日可待。

在张广泗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乾隆却不这么想，从他对张广泗的批复，人们很容易看出里面透出的失望：“自从你上奏说年底解决问题，朕可是日夜盼望佳音。可现在我收到了什么呢，这只不过是破碉克寨的小小胜利，如此小题大做，让朕情何以堪！”

发泄了一番后，皇帝又问起了现实问题：“虽然马良柱等人还算勇敢，也还有有些成绩，可你们先是费那么大力气围攻敌人，随后却又接受他们投降，那么将来胜利的时候，对这些穷凶极恶的降将，你是想再追究他们吗？还是打算置而不问呢？如果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再过了几年，难道就不怕他们卷土重来吗？你们也太欠考虑了吧？！”

曾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阿来，是位土生土长的嘉绒人，对金川战争颇有研究。在阿来的一本书里，他如此评价乾隆皇帝的上述批复：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份量了。”

确实，对战况越来越感觉不安的，不仅有乾隆皇帝和张广泗总督，还有他们属下的众多参战将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马良柱，大家想必还记得，他曾在瞻对之战中露过脸。

马良柱是回族，原籍甘肃张掖，后来又入籍四川成都，与岳钟琪的经历有些类似。他的资格相当老，早在康熙晚年就已经从军了，康熙五十四年升为基层军官把总（大致相当于连排长）后，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参加了对准噶尔的战争，并因功升为千总（大致相当于营长）。康熙六十年，他又随军挺进西藏，参加了驱逐准噶尔之战，在激战中还受了伤。

此后，在包括青海罗布藏丹津之变、四川瞻对之战等一系列藏区战争中，马良柱屡立军功，于乾隆八年升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据载，此人在清军中以勇敢善战著称，据说每上战场，他便手持一条沉重的钢鞭，在马上旋转如飞，往来驰骋冲杀，有万夫不当之勇，显然是一员孔武有力的猛将。

大小金川之战，马良柱再次发扬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刚猛作风。《清史稿》写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裹胁着小金川土司泽旺，一起进攻沃日土司（在今天的小金县），清军都司（正四品武官，低于参将和游击，高于守备）马光祖率部去救，却不料中了埋伏，被敌人团团包围在一个叫热笼的地方——从发音来看，很可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日隆，也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山所在地。

马良柱副将得报后，立即组织一支轻骑兵突击队前往驰援，在巴纳山（地点不详，有可能是小金、汶川和宝兴三县交界的巴郎山的异译，该山现在是川藏北线的重要通道，但在当年还只是偏路）与金川军展开激战，马光祖也趁机里应外合，两面夹攻之下，终于“贼溃，围解”。此战过后，见官军势大，墙头草般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再次倒向清廷，为表诚意，他不仅主动退还了自己所侵占沃日土司的三个山寨，还将自己的美诺官寨提供给张广泗做司令部。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期间，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西藏达二十年之久的藏王颇罗鼐于公元1747年去世了。做为与阿尔布巴之间那场卫藏战争的胜利者，颇罗鼐于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攻入拉萨正式掌权，并由台吉晋封为贝子，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又晋封为郡王，成为当之无愧的西藏第一人。颇罗鼐牢牢把握着地方政权，即使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当时也只不过是个高高在上的宗教牌位。

西方学者评价道，颇罗鼐是西藏最有趣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巧妙地利用西藏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派系纷争，使自己飞黄腾达起来。而在能力情操方面，他既没有卓越的天才，也没有崇高的爱国思想，除了平静地统治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去也不想干预。

西方学者很可能带有偏见地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他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清廷统治西藏的工具，但他很机智地设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清廷承认他是西藏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的人。另一方面，颇罗鼐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对清廷在礼仪上极为恭顺，小心翼翼地不使经常对他抱有戒心的北京政府找到怀疑他的依据。

西方学者还认为，当时西藏夹在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两大强权之间，在中亚政治大竞赛中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也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行动。颇罗鼐决不可能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清廷对他的监督极为严厉，而除了不在他控制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庞大黄教系统外，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西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力量。因此，颇罗鼐明智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金川战争开始后，颇罗鼐立即派出大批藏军参战，但这些人马似乎只是做给皇帝看的样子，因为他们明显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过，藏军首领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清军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使得友军侧翼门户大开，不得不临时收缩战线。尽管颇罗鼐对冷宗鼐做出了严厉惩罚——他宣布对冷以叛乱论处，主动请求皇帝将其斩首，不过乾隆不想为此伤了和气，认为处罚过重，最后改为死缓——但很难说其中有没有做戏的成分。

颇罗鼐死后，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成为第二代西藏多罗郡王。对于金川之战，如果说颇罗鼐虽然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但他毕竟派出了大批人马去意思一下，那么到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则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按照清朝和藏族两方史料的记载，这位藏王生性阴险暴虐，他一上台就派人暗杀了自己的兄长和侄子，随即秘密调集人马准备谋反，打算脱离清帝国做第二个罗布藏丹津，至于派兵去金川参战的义务，自然早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时候的国际形势，对清帝国还是很有利的。东北方向，中俄先后于公元1689年和公元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尽管后人对在这两个条约里中国吃了多少亏一直争论不休，但它们毕竟实现了两大帝国间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况且金川战争进行时，沙俄正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明争暗斗，根本无暇东顾。

西北方向，经过和通脑儿之战与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帝国和老冤家准噶尔汗国两败俱伤，终于在雍正末年实现了停火，随后又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正式勘定了双方边界，还恢复了互市贸易。在噶尔丹策零汗王统治下，准噶尔处在最鼎盛时期，农牧手工业兴旺发达，日子过得很滋润，战场上吃过亏的汗王专心治理内政，不想再主动挑起清准战争，而战场上同样吃过亏的清廷此时也无意西进，因此两国十几年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清帝国突然收到准噶尔汗国提交的申请，说是噶尔丹策零汗王已经驾崩，新汗王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希望途径清帝国领土前往圣城拉萨，为先王的灵魂祈福，并向黄教僧侣们发放布施。准噶尔人笃信黄教，因此乾隆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正当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战争，于是他只好同意。

准噶尔使团规模庞大，其人数超过三百，规格也相当高，包括三名高级行政官即“宰桑”，三位黄教大喇嘛以及其他几个次要的喇嘛。对于这些人，清帝国当局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皇帝了解到，这个喇嘛教朝圣使团的团长竟然是一位穆斯林的时候，更加提高了戒心。

乾隆也许不知道的是，在准噶尔汗国治下，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中亚各种宗教相处得相当不错，最起码在表面上一片和气，维吾尔和哈萨克的伯克们只要按时缴税纳贡，汗国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而且还会保护他们免遭。因此，汗廷的常客里既有宰桑喇嘛，也有伯克阿訇，而这个名叫马穆特的伊斯兰教徒，应该也是汗王的高参之一。

在超过一千人的清廷护卫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准噶尔使团于公元1747年8月进入柴达木盆地，再经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此时正逢藏王颇罗鼐去世，西藏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焦虑的乾隆皇帝不停地催促使团加快行程，叫他们赶紧办完事滚蛋。

西方学者认为，清廷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是出于“预防严重的、长期的金川叛乱可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据说有证据显示，在金川的叛军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至于他们是有组织地参战还是仅仅出于个人行为，则不得而知。

“由于中国当局从未放松警惕，金川叛乱才没波及西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准噶尔使团入藏十分担忧，特别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探西藏情报”。于是，乾隆屡屡下旨表达对张广泗的进度不满，严令他尽早结束金川战争，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深宫中的皇帝哪里知道深山中兵士的辛苦，到了这年九月，面对着大小金川高高耸立的坚固碉楼，举步维艰的张广泗仍无计可施，他沮丧地向乾隆报告：“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

仿佛是为了安慰皇帝的情绪，张广泗又说您先别着急，现在我又发现了对付碉楼的新招——“应用火攻”。他在奏章里写道：“现派弃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

那么，清军真地是“已有成效”了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