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圣愚居然能够在红场受到尊奉，这一点着实不同寻常。因为下令建造红场大教堂的伊凡四世恰恰象征了最为极端可怖的专制铁腕。他在后世历史当中得到了“雷帝”的称号。*56* 即使按照莫斯科公国宫廷一贯的险恶标准，也很少有哪位统治者在长大成人期间像伊凡那样经历过如此骇人的野蛮行径。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猝死于1533年，之后年仅三岁的伊凡就成了傀儡统治者。他八岁的时候可能差点被自己的母亲毒死，此前她已经囚禁、拷打并谋杀了好几个政敌。在十三岁时，他设局活活打死了继承他母亲权力的国舅，此人曾羞辱过伊凡以及备受伊凡宠爱的残疾弟弟。伊凡就这样开始了通过恐怖行使权力的一生，1547年摄政时期结束，伊凡正式掌权，他的手腕也越发强硬凶狠。*57*

毫不奇怪地是，伊凡小时候就喜欢虐待动物，长大以后则惯于如同野兽一般干掉一切在他看来存心作对的家伙，其中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是全然无辜的。在伊凡十分缺爱的成长期间，唯一的反面影响来自于马卡里（Makarii）大主教，一位有产者修士兼著名圣像画家。他竭尽所能地提醒这个男孩不要忘记他所践行的基督教信仰的主旨。一方面由于大主教出手干预，另一方面由于伊凡本人经常造访莫斯科公国的重要圣所，因此伊凡的职业生涯不仅充斥着暴政谋杀与夺权，还贯穿着他对于自己灵魂福祉的密切关注。怂恿伊万在1547年加冕为沙皇的人可能也是马卡里，沙皇是大公头衔的永久性强化版本，尽管伊凡保留了原本的头衔借以强调他的作为罗斯全境继承人的地位。现在东方出现了一位自封的基督教皇帝，与西方七百年来查理曼及其继任者的自封头衔分庭抗礼。

在统治生涯的头十几年里，新沙皇就像很多他欧洲君主同行一样着力树立他个人的权力并打击领地范围内的任何其他权力基础。但他的统治也得到了一个能力不俗的顾问团的辅佐。他针对莫斯科公国的世俗政府与教会领导层进行了合理化整顿，编纂法律，改组军队，还在1551年左右主持了一百圣职团大会（Church council of the Hundred Chapters），这其中的诸多决议之一就是将鲁布廖夫的艺术作品抬举到普遍标准的高度。伊凡在教会事务当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以至于后人只能猜测，假如伊凡收到了庇护四世教皇在1561年邀请他派出代表参加特伦特当代教会改革会议的请柬，他究竟会作何反应。沙皇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次会议。天主教波兰人十分害怕莫斯科的敌人可能会以任何形式接收到特伦特会议的消息，以至于他们连续拦截了两批前往莫斯科的罗马教皇使节，还将第二批使节在波兰监狱里关押了两年。*58*

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伊凡四世大举攻伐鞑靼汗国残余势力并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纪念这些胜利，尤其是为了纪念1552年攻陷鞑靼重镇喀山市，伊凡下令修建红场大教堂。这是沙皇胜利喜悦的外向象征，也是他对圣母玛利亚、三位一体和各路圣徒表示感谢的方式。正是有了他们助阵，沙皇才取得了针对鞑靼人的最终胜利。伊凡一共打了八场胜仗，这个数字着实是个难得的历史巧合，此前莫斯科公国的教堂建筑已经将圣经中数字八以及八加一的象征意义开发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栋建筑以一座八边教堂为中心，这座教堂也是整栋建筑的最高顶点。中心教堂周围环绕着八座完全独立的次一等教堂，摆出八角星或一对正方形彼此叠加的造型——比起大地四极或者或四福音书作者的数目还要多一倍。根据计划，这应当是一座理性且对称的建筑。但除了建筑师和赞助者伊凡本人之外，恐怕谁也看不出原本的设计计划有着怎样的含义。以垄断参观者全部注意力为出发点的建筑外观极其富有原创性：每一座小教堂顶端的洋葱头圆顶都装饰得大红大绿，似乎存心要将居高临下的中央教堂尖塔活活堵死。这种视觉效果在拜占庭简直不可思议。这栋建筑的内部与早期长方形教堂或者西方即将发展起来的新教建筑相比也可谓天差地别，前者挤满了错综复杂的还愿圣祠，后者则是教众集会的空间。突然飙升的内墙笔直地冲向天堂，而天堂正是八重设计引导信众关注的目标。这样的构造足以引发幽闭恐惧症与眩晕。

大约在1560年左右，面对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伊凡的统治转向了黑暗面。他的第一任妻子在这一年去世——他似乎真心地深切爱过这个女人——随后他的弟弟与马卡里大主教也撒手人寰。此前伊凡遭遇过的种种经历足以使人们预料到他即将释放怎样的暴力恶行，但这些暴力活动的规模只能用疯狂二字加以形容，他所战胜的鞑靼人的祖先当年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的第二任妻子确实是一位鞑靼可汗的女儿。在莫斯科的君主专制面前一度保留了共和体制的诺夫哥罗德首当其冲，冰冷的政治计算驱动着百无禁忌的暴力，夺去了成千上万条性命。沙皇暴行的执行者是特辖军（Oprichniki），这帮人看上去就像一个癫狂版本的宗教教团：当他们为了各种泯灭人性的勾当而四处奔波之时，总是身披黑色斗篷，胯下骑着黑马。马脖子上挂着狗头和刷子，彰显他们作为护卫犬和清洁剂的社会职能。这套行头从头到脚都洋溢着浓厚的黑色幽默气息。 1572年之后，伊凡放弃了依靠制造噩梦的特辖军来维持政府的实验。但1584年他去世后的俄国依旧心惊胆战一片狼藉。

1573年，兔死狗烹的沙皇开始回过头来收拾特遣军，这一年里他撰写了一封苦涩的忏悔信（也有可能是口述——与俄罗斯长期的史学编纂传统相反，今人并不能确定伊凡是否识字）；收信人是贝鲁泽罗修道院的院长，这是他特别崇敬的修道院之一。在信中他将自己彻底交待到了教会手里：“我这条臭烘烘的猎犬，我能教导什么人呢？我能宣讲什么道理呢？我能用什么来照亮别人呢？”*59* 沙皇在他统治的最后阶段将大量资源投入了新修道院的建设，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的精神痛苦（他于1581年谋杀了自己的儿子，使得这种痛苦大为加剧）。这种慷慨态度确保了“有产者”在教会当中的胜利。然而与此同时他依旧采用着可怖的手段来残虐各种不幸的受害者。伊凡会不会认为自己其实是在利用苦难清洗臣民的罪孽呢？最新的伊凡四世传记不无伤感地呼应了前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主张：伊凡成为了“路西法，晨曦之明星，妄图僭越上帝之位，却被逐出了天堂”。*60* 这位令人瞠目的后世丑化版查士丁尼完全不需要普罗科匹厄斯这样的史官来揭露他的暴行，他的一切罪孽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暴行的可怖结果几乎从未得到过缓和，唯一的例外就是他为了与查士丁尼的索菲亚大教堂一较高下而修建红场大教堂的尝试。

在伊凡的儿子以及继承人费多尔一世的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教会获得了莫斯科牧首区这个新的头衔，反映了王朝自我标榜帝国地位的做法。这个头衔的来历如下：当时急于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筹款的普世牧首耶利米二世前所未有地访问了北欧。当他最终在1588年到达莫斯科之后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接受了将近一年之久的盛情款待之后，普世牧首终于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不为当地大主教新近升任牧首的行为进行赐福，那他恐怕一时半刻根本走不了。于是耶利米二世同意了。毕竟，插手尊号授予过程的行为本身就再度确认了他本人的权威。就像他的前辈那样，在十四世纪之间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的竞争当中，致使此类决定产生效力的最终裁量权总归掌握在普世牧首手里。

有一段将近同时代的记录表明，耶利米签署莫斯科牧首区的文件时根本不知道文件具体包含什么内容。这样或许反而更好，因为文件当中直接提到了了菲洛费伊与瓦西里三世通信当中将俄罗斯教会称为第三罗马的说法。这份文件应和了菲洛费伊的观点，即罗马已经因为阿波利拿里异端而堕落，而第二罗马则惨遭 “夏甲的子孙——不信神的土耳其人占据。”文件接着写道，“虔诚的沙皇！你的俄罗斯大帝国，第三罗马，已经在虔诚方面超越了他们两者。”*61* 如果当时的确有人为他翻译文件的话，普世牧首恐怕也只得无视字里行间对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侮辱，忍气吞声看清现实：莫斯科已经成为了不受穆斯林统治的东正教世界当中唯一的权力中心。更重要的是，普世牧首心里恐怕还另有一幅关于这个新建牧首区的图景。不管是否自称第三罗马，莫斯科教会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诠释：早期基督教教会有五个宗主教，其中罗马宗主教早已成了悖教叛逆，正好用莫斯科牧首取而代之。

在1589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东欧的世俗与宗教强权政治即将迎来一场大碰撞。就像过去一样，这次的冲突背景依旧是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之间的对抗。波兰-立陶宛的雅盖隆王朝在十四世纪连横合纵，成为了东欧最成功的政治集团，特别是在伊凡四世近乎病态地将自己的国土大肆蹂躏了一番之后，波兰-立陶宛的未来看起来可以说前途一片光明。在1569年，波兰-立陶宛与伊凡四世之间刚刚经历了好几场野蛮却胜负不分的战争。为了进一步寻求安全，波兰和立陶宛贵族——其中包括天主教徒，罗塞尼亚东正教徒以及新教徒——在卢布林与雅盖隆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达成了一项协议，借此创建一套全新的政治构架。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之间将不再仅仅依赖国王本人和他的王朝来结成松散联盟，而是要共同组建一个联邦国（在波兰语中称为Rzeczpospolita）。这个联邦国与任何邻国相比能够控制调动更多的领土与资源，还能精心维护国内众多贵族的权利不受君主侵犯。甚至早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将西方基督教拆解得支离破碎之前，这个庞大的个体就已经包含了极其多样化的宗教。

许多西方政治当局都曾经试图在自己的地盘推行宗教统一政策并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功。但是在各种宗教错落交织的联邦国境内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联邦贵族的政治地位太强悍了。此等地位的根本在于现在贵族们可以通过选举来集体选择波兰-立陶宛君主。事实上在1573年华沙联邦成立的时候，贵族们从不情愿的君主手中硬生生夺取了涵盖波兰-立陶宛境内几乎所有宗教门类的宗教宽容权利——包括路德宗和改革宗，甚至就连反三位一体的新教徒都不例外。在联邦的两边，新教在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主要还是流行于地主和受过教育的富裕人群组成的有限社会阶层当中。相比之下，这场生机勃勃的新兴宗教运动在遍布于平原和森林地区的民众主体当中并没有取得多少影响。在联邦西部，这意味着民众依旧坚持信奉天主教；而在联邦东部的乌克兰、沃里尼亚以及立陶宛大部分地区，主流教众都信奉罗塞尼亚东正教。尽管齐格蒙特二世和此后其他王朝的继任者们都信奉天主教，并且欢迎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耶稣会在自己领地里掀起的天主教复兴，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联邦统治者自称基辅罗斯继承人可以带来怎样的潜在优势。他们不打算把这个称号拱手让给刚刚出现在莫斯科的东正教沙皇。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十六世纪后期，许多宗教势力都在争取最广大民众的效忠，其中阵脚最乱的就是罗塞尼亚教会。天主教君主导致了教会的弱势地位（例如教会曾经在1582年违心地被迫接受了由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认可的新历法），政治分界又使其在政治层面疏远了莫斯科，值得求助于基辅的独立大主教。此外教会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几乎没有接触。罗塞尼亚教会没有能与耶稣会宗教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项目，也不像路德宗或者改革派新教那样咄咄逼人地投身于布道活动与依托印刷媒介的神学辩论当中；他们在礼拜仪式以及其他崇拜活动当中所使用的语言是旧式教会斯拉夫语，尽管这门语言曾经为基督教扎根当地做出了贡献，但是现在的应用却越来越区域化并且越发远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这方面的一个少有例外是康士坦丁.瓦西尔.奥斯特洛斯基大公资助的学术成就，在联邦境内依旧信奉东正教的贵族群体当中，这位教养不俗且目光远大的人物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自己位于乌克兰西部的重镇奥斯特洛创办了高等学府，还在1581年赞助了教会斯拉夫语版本圣经的出版。*62*

这样一来，罗塞尼亚教会集团整体士气低落也就不奇怪了。也许令人惊讶的是，1588至1589年耶利米二世造访北欧的重大旅程也没能振奋他们的精神。耶利米二世从莫斯科返程的时候穿过了罗塞尼亚地区，刚刚在莫斯科建立了牧首区的普世牧首急于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提醒当地主教记起了普世牧首的权力，结果把他们吓得不轻。正如耶利米二世所展示的那样，普世牧首的权限包括罢免二婚神职人员的圣职：遭到罢免的人物当中就有当时的基辅大主教奥尼斯福（Onysyfor）。天主教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场乱局——罗塞尼亚主教利沃夫在1589年央求他的天主教同行 “将我们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63* 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波兰立陶宛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与大多数罗塞尼亚主教达成协议， 1596年，罗塞尼亚教会的布列斯特主教（他本人也是一方豪强，这座城市的前任城主，由一位改革派新教徒抚养成人）主持了一场教会合并协议。他们所效仿的模板是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会议前后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建立的东方教会保留了原有的礼拜仪式以及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作法，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认同教皇并接受了教皇的管辖以及西方教会的和子说。这种教会常常被简称为“东仪天主教”（Uniates），虽然如今由罗塞尼亚教会或者其他认同罗马的东正教分支发源而来的教会更喜欢1774年由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亚.特里萨授予的“希腊天主教”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强调了他们与罗马天主教的平等地位。*64*

没过多久，所有罗塞尼亚教区都有了一位接受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的主教，联邦境内几乎一个异见东正教会主教也没有了。然而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问题。奥斯特洛斯基大公长期以来一直珍藏着东西方各个教派大团圆的愿景，其中也包括与他关系一贯不错的新教徒。但天主教会定下的条款激怒了他，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给普世牧首留下任何位置。甚至早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前，他就在一封公开信当中谴责“我们信仰的主要领袖，人间的荣耀诱惑了他们，寻求快感的欲望蒙蔽了他们”，并且恶狠狠地补充道，“盐若失了味，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65* 激愤情绪日益高涨：1623年，好斗的希腊天主教波洛茨克大主教约萨法特.库塞维茨（Josaphat Kuncewicz）遭到了谋杀，因为此前他对于拒绝接受联盟的东正教信徒多有冒犯，尤其不允许他们在希腊天主教徒接管的教区墓地里埋葬死者。二十年后，教皇将他封为殉教者并为他举行了宣福礼，今天他已经成为了圣徒。*66* 与此同时，随着教会联盟内部不断出现裂隙，波兰君主在1632年顺从了现实。新近登基的瓦迪斯瓦夫四世面对着来自莫斯科公国的入侵，急需要确保选帝侯对他的认可，同时又要巩固臣民对自己的忠诚。于是国王做出了一个令罗马火冒三丈但同时也使得东西双方的温和派大感宽慰的决定：他在《和解条款》（Articles of Pacification）当中再次承认了东正教教会集团的独立，。从现在起，罗塞尼亚教会当中有了两套并列的主教等级，一个信奉希腊天主教并效忠罗马，另一套则认同君士坦丁堡并听命于基辅大主教。*67*

1663年协议签署之后最新当选的东正教基辅大主教彼得.莫吉拉是个很正确的人选。来自联邦边界以南摩尔达维亚的主要贵族家族之一。莫吉拉的母亲是匈牙利人，他本人曾经就读于法国索邦大学，这样的出身背景使得他具备了此时基辅东正教教会迫切需要的开阔视野。就像此前的奥斯特洛斯基大公一样，莫吉拉也很希望将来可以出现一个真正的联盟，超越当前的罗马单方面侵犯即布列斯特联盟。他刻薄地评论道，布列斯特联盟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拯救希腊语基督教，而是为了将其改造成罗马教派，因此未能成功。”*68* 在莫吉拉的愿景当中，波兰-立陶宛联邦将会支持新近充满活力的东正教：他面对莫斯科公国与莫斯科牧首区的主张采取了极乐见其成的决定性态度。他对于西方天主教知根知底。而且尽管他十分熟悉同时代耶稣会的手法与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翻译了一部十五世纪西方宗教经典作品并将其引入了同时代的乌克兰文学。这部作品就是托马斯.厄.肯培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他根据东正教的侧重点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相应改动，还圆滑地隐去了原作者的姓名以免激怒其他东正教教士。*69*

莫吉拉最重要且最持久的成就之一是在自己就任大主教之前一年在基辅新建了一所学院。这所学院相当于西方的大学，并且将耶稣会在天主教欧洲当做传教载具而成功创建的机构体制作为自身基础。学院的未来十分光明，为东正教神职人员提供了足以与西方相提并论的高水平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学院建筑群的中心是一座图书馆，馆内藏书大多是拉丁文书籍，也有一部分德语与其他西欧语言书籍，其中许多都是莫吉拉本人捐赠的。如此大手笔在东欧可谓前所未有（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在1780年的一场火灾当中化为了乌有）。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第五纵队以便拉丁语教会改造东正教，而是要为步履蹒跚的东正教智识生活开启新的可能。*70* 对于《和解条款》抱有敌意的罗马教会当局也终于认可了新任大主教的资质，于是在莫吉拉的推动下，天主教和罗塞尼亚东正教在波兰-立陶宛重新进行了一系列严肃且极其机密的谈判。谈判原本进行得很顺利，但是1648年乌克兰的赫梅利尼茨基叛乱造成了一场政治大爆炸并且拦腰打断了谈判进程。所有东正教教会的未来都遭到了根本性的转变。现在我们必须回到莫斯科公国，看看如此出人意料的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