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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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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七、游击队员之歌》

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军在喀喇乌苏战役大获全胜,但即使连躲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认为,尽管准噶尔人对此胜利得意非凡,但他们深知康熙皇帝会另派一支攻击力更强的军队,为帝国蒙受的奇耻大辱进行报复。

但是,尽管砺兵秣马全国总动员,但经过喀喇乌苏的惨败,康熙无疑相当忌惮大策零麾下的这几千名准噶尔勇士,如果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和平方式把准噶尔人请出西藏,那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传教士记述道,皇帝试图先礼后兵,首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1719年春,他派信使到准噶尔将军策零敦多布那里,要求他“放弃非正义手段夺来的王位,否则,将很不光彩地被赶下台。”

大策零,这位蒙古首领此时已是西藏的太上皇,他狂妄地提醒使者注意,他是靠武力夺取了西藏,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用武力来保持这一地位。他大肆吹嘘还会有更多的王国倒在他的剑下。

按照传教士记载,就这样,满耳充斥着对其皇帝威胁恫吓之言,康熙的使者不得不狼狈告退。

而西藏的史料也证实了清廷确实曾派过使者去西藏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只不过排除者并非皇帝而是他的儿子胤祯。根据这些记载,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冬,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派五位代表抵达西藏,同来者还有藏族以及青海和硕特蒙古的代表多人,他们携来大将军王给策凌敦多布的信件,说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愿意和准噶尔人进行谈判。

次年七月,大将军王的代表一行到达札什伦布寺,看望了五世班禅喇嘛,受到札什伦布寺的隆重接待。班禅给大将军王写了一封信,为了西藏佛教与众生的安宁,希望不要使用武力,而采取和平商量的办法,解决西藏问题,请求大将军王把他的意见转奏大皇帝。

但是这场谈判的结果不欢而散,藏族史料继续写道,当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人并无从西藏撤兵的丝毫迹象,于是康熙决定只有进军西藏,赶走准噶尔人,才能解决西藏问题。

此时,除了交战己别无其它选择。康熙皇帝开始进行进攻拉萨的积极准备。按照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一次,中国人以重金招募了最精良的雇佣军队,他写道:“皇帝下命令召集大批人马,其中有许多是来自帝国边远地区的蒙古人。”

传教士认为,只有蒙古的雇佣军队才可以与占据拉萨而又富于作战经验的准噶尔卫戍部队匹敌,而结合其他史料,我们似乎可以判断,他指的是协助清军进藏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骑兵。这位耶稣会传教士补充说:“只有了解中华帝国巨大财富的人,才能充分了解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所配备的大量的武器、弹药、军事仪器及牲畜。”

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传教士的关注点,常常与强调天命道义的中原史家或者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西藏史家有所不同,他们往往把眼光放在了经济和贸易方面。这些人亲眼目睹了清朝高额报酬招募雇佣兵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其中一人评论说:“中国人进人西藏后不久,银子像潮水那地涌入整个辽阔的王国,银钱大幅度贬值,以致需要采取惩治手段迫使人民接受下来。”

有意思的是,这场通货膨胀中的受益者,既不是手握大把银子却没处花销的清军,也不是尽管货物被扫荡一空但生活用品价格飞涨的当地人,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尼泊尔人,因为西藏的这种旧银元的大部分是可以与尼泊尔货币直接对换的,而且兑换起来十分方便。由于与以前相比,同样的货物现在可以换来更多的银币,传教士写道,通货膨胀的最终结果,是尼泊尔国王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使得他在与西藏的贸易中变得富有起来。

既然就连传教士都强烈感受到了帝国的雄厚实力和坚定决心,那么对那些坚持反抗准噶尔的藏族战士来说,自然更有理由激动万分,进而欢欣鼓舞,他们于是用比以往更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配合清朝大军进藏的行动中。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在拉萨陷落后,拉藏汗的第司达贡扎西被达孜巴出卖给敌人,但后来在顿珠色仁将军的帮助下,他从准噶尔人的手中脱身,逃往西藏西部的噶达克——即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的噶尔雅沙,此地扼守着新疆通往西藏的要道,是阿里最重要的集镇,也是货物集散中心之一。

达贡扎西在这一地区搜罗并重新组织依然效忠旧政体的军队。这位异常痛苦,并带有强烈报复心理的弟司的理由是,如果他能够控制住噶达克与准噶尔人家园之间的路线,那么,他就能阻止增援准噶尔部队到拉萨。他想用这种办法帮助中国人击败他的对手。

经过游击战术训练的达贡扎西的军队拦截了西藏低占区来往准噶尔的信使,使得大策零派出的邮递员们统统被一网打尽,与此同时,这些西藏游击队员们再接再厉,打退了由新疆经由阿里前往拉萨进行增援的准噶尔小股部队。传教士写道,这些战术运用得十分成功,致使拉萨与准噶尔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

设想一下身为体制中一员的你,如果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突然失去了联系,你所有的请示报告送上去以后如泥牛入海再无音信,你会作何感想?在此,既是盖世名将同时也是卓越官僚的大策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

传教士写道,在开始阶段,策零敦多布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伊犁方面的故意所为,按照官场上通常的规则,他担忧大本营没有任何反应意味着他已失宠,毕竟他长期领兵在外,无法与策妄阿拉布坦直接沟通,没准会有哪个政敌乘虚而入。为了竭力取悦他的君主,以便实现他迫切要求的兵源补充,这位准噶尔指挥官派去了一支庞大护送队,护送从拉萨寺院窃来的大量珍宝回故乡伊犁,以便向自己的汗王讨好。

这支护送队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噶达克。传教士记载道,在护送队到达之前,这个消息就已传开,这给达贡扎西以充裕的时间策划战胜这支占有明显优势的军队。达贡扎西的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假意款待精疲力竭的准噶尔士兵,他们支起了巨大的节日帐篷,在帐篷里款待蒙古军队。

西藏人还举行了一个宴会,劝那些口干舌燥的准噶尔客人喝下一罐罐的青裸酒。当准噶尔人的疑心都淹没在青裸酒里之后,达贡扎西哄骗他们应遵守藏族的习俗,把武器放在一旁以示友谊。醉醺醺的准噶尔人欣然遵命,继续狂喝滥饮,直到一个个失去知觉,晕倒在地。

见此情景,第司马上向手下人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他们毫无怜悯地砍下了一点没有抵抗能力的准噶尔人的头颅,把被盗走的财宝充公,暂存于噶达克,以后将物归原主,送回寺院。

但是对于这件事,如果翻看藏族史书,却会发现不太一样的记载,就连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完全不同。

还记得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那位打算对入侵的准噶尔人进行攻击的阿里总管康济鼐吗?康济鼐的全名为康济鼐.索朗杰波,后藏也就是现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人,据说他是拉藏汗的女婿,自然也是这位和硕特蒙古汗王亲信中的亲信,当拉萨和西藏其他地区相继陷落后,康济鼐手中所掌握的这支蒙藏军队,大概是敌后唯一成建制且没有受损失的西藏政府军了。

康济鼐的目标相当明确,那就是切断侵略军与其大本营之间的交通线,让大策零无法从伊犁方面得到援助,从而在敌后战场配合清朝大军的反攻。不久之后,他的运气来了,竟然拿下了一个大单:

藏族史书《噶锡哇世系传》中写道:“慑于大皇帝天兵的到来,准噶尔贵族劫掠各种珠宝装饰品为主的大批物品和供奉在布达拉宫的圣观世音像等,经阿里准备逃回准噶尔部时,被噶本康济鼐.索朗杰波骗进营帐作为贵宾相待,然后使营帐塌陷,除了在营帐外面的62名仆从逃脱外,多数头人被捕获。准噶尔人劫走的圣观音像和珍宝装饰品、地方政府的物品得以物归原主……”

夺回被藏族人视若至尊的圣观音像,其意义尤其重大。经此事件,康济鼐在藏族人心目中的声望大涨,隐隐有成为抵抗运动精神领袖之势。

《噶锡哇世系传》又名《多仁班智达传》或《多仁班智达传——噶锡世家纪实》,其作者是多仁.丹增班觉,他所在的多仁家族(又称噶锡家族)是西藏最显赫的大贵族之一,五代人中竟然有四代都是掌权的噶伦。尽管该书主要写的是自己的家族史,但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百余年间西藏的历史,以及活跃于此间的众多人物,康济鼐反击准噶尔的战争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原因很简单,康济鼐和他的侄子南杰次丹,正是多仁家族的创建者。

对照一下前面传教士的说法,可以发现这两段记载看上去很接近,但是主人公却完全不同。考虑到传教士这时候正在东躲西藏,所得消息大概都是道听途说,因此藏族人自己的记录也许可信度更高一些。而做为这一事件第三方的清朝档案也提供了支持后者的证据,尽管其内容与两者都有些差别,也没有提到圣观音像的事。

大将军王在给皇帝的一份奏章中写道,大策零派人将掠夺的一批人口物资押往伊犁,中途在阿里遇到了康济鼐的部队,结果被康济鼐所骗,绝大多数准噶尔人丢了脑袋:“(康济鼐对他们说)尔若缺欠何物,我宜付给,饰词笼络,遂引入城内备宴,皆至饮醉拿获,共杀六十二人,另外三人逃出,禀报车凌端多布。”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效果却是一样的,由于西藏游击队的不懈努力,准噶尔侵略者与他们新疆大本营之间的沟通被彻底切断了,对此,传教士记述说:“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拉萨的守备部队得不到来自准噶尔地区的新兵增援,蒙古人通过经由拉萨西部的路线与其家园取得联系,而这条路线由于拉藏汗被击溃的军队余部的骚扰再也不安全了。”

前面我们提到,拉藏汗的另一名亲信,秘书官颇罗鼐在拉萨陷落后被准噶尔人俘虏,由于他与傀儡政府首脑达孜巴有姻亲关系,被关了一段后,释放回到了后藏的自家庄园。《颇罗鼐传》记载说,不久他得知额伦特率领的清军已经抵达了藏北的那曲,于是便想带领十二名随从前往投军,好为拉藏汗复仇。

但是颇罗鼐的夫人很犹豫,她要求丈夫去庙里占卜来决定,结果显示时机尚不成熟,颇罗鼐不得不罢休。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幸亏他没去,如果准噶尔人于清军战俘里又发现了他,恐怕其脑袋就再也保不住了。

此后,通过达孜巴的关系,颇罗鼐谋得了聂拉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的宗本一职,相当于坐上了伪政权的县长。不过这位县官老爷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暗地里积极组织抵抗力量,《颇罗鼐传》说他“对当地人实行各种熏陶,作好了向准噶尔复仇的准备,并发誓立约”。

当阿里总管康济鼐打击准噶尔交通线、夺回圣观音像的光荣事迹传播开来时,颇罗鼐非常高兴。由于阿里牧区缺少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铁料,于是颇罗鼐赶制了千多副马蹄铁,派近侍迅速送往阿里。在致康济鼐的信中,颇罗鼐赞扬他说:“您的英勇值得称赞,聂拉木已作好了反击准噶尔的准备,正等待机会配合您。”康济鼐相当满意,按照《颇罗鼐传》的说法,“从此他俩建立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

很快,不仅藏西北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就连藏东南的工布,也要烈火燎原了。工布就是今天的西藏林芝地区,尽管那里风景如画,但却人烟稀少,而且居民多是藏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自古就被视为蛮荒之地。因此,工布的名门望族自然不多,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阿沛家族。

也许您会对这个名词感到似曾相似,没错,那位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中的已故国家领导人阿沛.阿旺晋美,就是来自于这个家族。阿沛家族自称是吐蕃王室的后裔,传说吐蕃第七代国王止贡赞普被臣下谋杀,三位王子逃到了蛮荒的工布,为了寻找安身之地,一个王子朝天上射了一箭,落在了后来阿沛庄园的所在地,于是他高兴地大喊一声:“阿沛!”意思是“命运的安排”,从此他就在该地定居下来。

古老的传说当然已不可考,现在能确认的是,该家族的兴旺发达大概从公元17世纪开始,当时,阿沛、江中和甲拉这三个地方豪族在今天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建立了领地,从此阿沛家族便作为世袭贵族在工布江达定居。

准噶尔人入侵以后,工布也被他们占领,此时阿沛家族的主人是阿尔布巴,在藏族史料中,他还有好几个名字,比如多吉杰波,或者阿尔布巴.多吉杰布,由于后来他担任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之职,藏史也常常称其为噶伦阿沛。

身为工布首屈一指的望族,为了保全家族的权力地位,阿尔布巴很可能与准噶尔侵略者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并接受了达孜巴为首的西藏傀儡政府授予的伪职。对此,阿尔布巴后来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这样为自己辩解道:

“自准噶尔占领西藏以来,我虽然心中不高兴,但考虑到西藏事业的全局利害,故利用工作条件,不得不暂时接受担任代本的职务。尽管如此,但我心里一直装着广大人民,为了噶丹颇章的政教事业和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担任代本职务达十个月之久,并同观察事物不分巨细的公隆布鼐等人亲自进行磋商。”

大致解释一下,“嘎丹颇章”是拉萨哲蚌寺里一座宫殿的名字,五世达赖之前,那里一直是达赖喇嘛的寝宫,因此人们后来常常用“嘎丹颇章”代指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本”为藏语mdav-dpon的音译,是古代西藏地方军政官员的一种职衔。

阿尔布巴提到的隆布鼐,也叫隆布鼐.扎西杰波,他是阿尔布巴的密友和主要谋士,由于此人后来被清廷封为公爵,因此阿尔布巴写这本书时便尊称其为“公隆布鼐”。

面对家园沦陷的悲剧,阿尔布巴的内心很可能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把恢复故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清朝皇帝身上:“记起准噶尔人先前破坏佛教的全部和个别的行径,还有由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的十三座大小寺院和众生们也遭受灾难,想到西藏与康区失散的众生,能从痛苦中拯救之昌盛力量,除了奉天承运曼殊宝利皇帝(即文殊菩萨大皇帝,为西藏人对清帝的尊称)之外,别无他人。”

而身为傀儡政权中的一员,阿尔布巴无疑比其他人更了解敌人的底细,对此,他写道:“我知道已到达康区的准噶尔的全部情况和准噶尔士兵在藏的精确数字”。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当得知额伦特率领清军挺进西藏的消息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在取得准噶尔的信任之际,从暂时与长远之利益出发,我这一辈子为文殊菩萨大皇帝为永远的皈依处,我对准噶尔军官策凌敦多布等施以巧妙之手段,了解到汉兵抵达理塘以及先前驻过巴塘的情形,并利用我的职务之便,派遣探子,利用欺骗之手法,以对付派驻这里的蒙古兵二十名,为此我在工布集合了近三百名士兵。”

可惜的是,额伦特的远征军最终在喀喇乌苏全部覆灭,阿尔布巴的内应计划也不得不延缓实施,他不无遗憾地委婉写道:“为了普日西藏百姓从痛苦中得到拯救,皇帝于藏历土狗年派遣额伦特将军精悍的部队,在抵达黑河之际,因为大军分散,先后行动极不统一,后续部队对先遣军援助不得力,又因给养运输道路艰难,在军事上似乎无所建树。”

当清朝再次集结大军,皇十四子挂帅亲临青海前线后,阿尔布巴立刻派人与清军取得了联系,并为大将军王送去了其急需的宝贵情报,他写道:“我心中除了达赖喇嘛和大皇帝之外,再无其他想法,于是派遣忠实使者,将关于准噶尔军的详细情报送至塔尔寺,立刻向皇太子大将军王阁下上奏,皇太子在西宁详细询问差使,将情报译为满文,亲自审阅,急速降发圣旨,并赏赐信差厚礼。”

阿尔布巴做了两手准备,他的情报不仅仅提供给了大将军王:“同时,我又将上述情报内容,向从南路经打箭炉(即康定)进军的噶尔弼将军上奏,请皇帝的大军急速由康区向西藏进发,以便南北两路的大军浩浩荡荡,汇集于拉萨和黑河等地,按照规定的时间,先后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配合。”

阿尔布巴还提醒噶尔弼说:“倘若不周,敌人兵力虽小,也要施以巧妙方法对付,故更需磋商,安排日程,尽速传送口信和盖印函件。”而噶尔弼大概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对此,将军等各官员们心中特别满意,认为如此安排部队进军日程,定会取得效益。”

做完这些以后,阿尔布巴也没忘记给自己脸上搽金,他写道:“我时时刻刻忠诚地将全西藏的幸福和昌盛,牢记在心坎上。”

不久之后,大将军王率领的清军主力,在大批和硕特蒙古骑兵护卫下,浩浩荡荡抵达青海湖畔。得知消息后,阿尔布巴这位工布地方豪强立即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断,他写道:“我多吉杰波不惜牺牲自己全部的庄园和妻室儿女,对驻扎在这里的准噶尔蒙古人制定措施,使其不能返回前藏。一方面在康区各宗(古藏区的县级行政单位)进行秘密活动,一方面派遣信使,指示全工布地区和我自己的庄园及眷属配合行动。”

在阿尔布巴的热情煽动下,工布军民终于揭竿而起,“以文殊菩萨大皇帝的皇太子为首的青海官员和犹如满天繁星的汉蒙部队向西藏挺进,我毫不迟延地把部队将要抵达西藏的喜讯向大家报告,并亲自同工布官兵统一商讨背弃准噶尔事宜,我们决定占据家乡的险要重地,按照汉蒙部队抵达距离的远近,尽可能布置妥善。”他当然也忘不了给自己表功:“为达赖喇嘛和皇帝竭力效劳,我把各项措施都落实了实处。”

不仅如此,阿尔布巴还冒险跑到青海湖,亲自拜见了大将军王。他写道:“我和随从三十人到达青海湖畔,皇太子派出二十名官兵,在行程一日之外的地方去迎接我们。在大军要到达宿营地时,以一些藏族官员官员为代表的五百名骑兵前来迎接我。”

大将军王对这个给自己带来了关键情报的藏族豪族抚慰有加:“当皇太子阁下驾临时,紧紧握住我的手,显示出极为高兴的表情,并隆重设汉族式宴席款待我们。皇太子又将自己的帽子、用哈珠编织的皮袄一套、鞍具一套、白银三百两、黄龙绸缎数匹等赏赐予我,并赏给三十名随从每人黄龙绸缎两匹和白银十五两。”

大将军王对阿尔布巴说:“你不信任贼寇准噶尔,关心大皇帝和达赖喇嘛,并数次上奏情报,早已耳闻你的名字和功绩,约有一年半了。现在你亲自到达此地,你这一生之大业,今天都完成了。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想到我和达赖喇嘛,而牺牲自己的庄园和眷属,作出这件大事,实属可嘉!稍休息两三日,再拜见达赖喇嘛,祝幸福平安!”讲话完毕,胤祯亲自斟酒,表彰慰问,平易近人。

按照阿尔布巴的说法,经过长途远征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战斗损耗,大策零麾下的准噶尔军减员严重,已经下降到不足两千五百名。得知这个重要消息,大将军王无疑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清朝进藏大军号称三十万,尽管这是个对外宣传的虚数,但其实际人马一般认为也有十几万,肯定已经构成了对准噶尔人几十比一的压倒性优势。

不仅如此,由于西藏与新疆的联系被康济鼐等领导的西藏抵抗组织切断,大策零再也无法从准噶尔本土获得援军,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准噶尔人丧失了突破西部路线的任何实力。他们只能以极其有限的兵力抵挡康熙皇帝的军队近在咫尺的攻击。”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大对手,准噶尔人的失败命运似乎已经注定,老虎再怎么厉害,也搞不过霸王龙啊!而就在这时候,大策零们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继仓央嘉措和益希嘉措之后,清廷竟然又册封了一个六世达赖喇嘛,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请继续期待下篇《八、第三个六世达赖》

(说明:本文关于阿尔布巴的个人记述,主要引自<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的<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作者陈金钟,为了阅读便利,文中做了少许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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