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纪念 -- 属虎的懒猫

使命必然

要说明父亲在香港的具体任务，还要回顾一下。

当年，我们的党还在延安窑洞里是时候，父亲的革命前辈们就把这个任务的雏形确定了下来。

延安许多的革命者中，有一位颇不起眼的姓薛的同志。

这位姓薛的同志的革命道路和许多人一样的曲折。

革命高潮的时期，老薛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

革命的低潮来了，老薛同志的所有联系人都找不到了，与党脱离了联系。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真是像一个没娘的孩子。

没娘的孩子也还是要吃饭的，老薛于是就成为一个找工作的打工仔。

跟现在的北漂、海漂差不多，假装全无思想主义地为生存混日子。

中国的党人那是一点也不会被轻易地消灭的。

国民党孙中山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社会，起义十一次，屡败屡战。

共产党人那就是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挺起胸膛，继续战斗。

于是老薛就又找到党了，来到了延安。

有一天，老薛的上级对老薛布置任务。

让老薛把所有的能搞到的敌占区的报纸，日本人的出版物，大概还有满洲国的，以及偶尔的外国报纸、杂志，聚在一起，阅读，并找出有用的情报信息，归类存档备用。

一个人是不够的，找了几位同志，跟老薛一起搞，归老薛领导。

当然，这些人都是对外界有着透彻了解的，还有就是会外语的。

这个任务在情报界的专业词应该是“公开资料情报收集”。

有故事说，一战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从报纸上收集一些军人的消息。从新闻中，从婚礼的通告中，从死者的讣告中，等等等等。

得

等到战争发起，这个人能够准确地列出某国军队某个部队的指挥员们的名字，毕业的学校，晋升的脚步。

这就是公开资料情报收集的雏形。

老薛的办公地点就在延安枣园，相当于现在的中南海。

那时候，我想大概也就是一孔枣园里的窑洞。

这个机构一直伴随着党后来的革命历程，由几个人变成一个科，一个处，一个局。

如今，已经是蜚声海外的国际研究机构了。

小时候，进办公楼，还能看到毛主席为这个机构题写的“知己知彼”什么什么的。

父亲的主要任务就是采购在香港出版的一切有用的出版物。

情报的原材料。

我们的党已经立国，新生的共和国是党面临的新任务，外界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情物价，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了解，彻底的了解。

不管这些出版物如何地反动，如何地无知，如何地扭曲，都要。

域外岁月

即使是作为父亲的儿子，父亲也不会告诉我那些日子他是如何生活工作的，这一点是有明确的纪律的。

但是作为父亲的儿子，还是能够知道一点点花边新闻似的东西。

抗美援朝期间，父亲得到的命令是购买一切关于这场战争的出版物。

这任务想必是比较的沉重，金日成那个大笨蛋，不会打仗，一会进一会退，报纸上肯定是连编累牍。

再加上一群不甘寂寞的专家，漫无天际的分析评论。

当时坐镇广东的是叶剑英，他当时应该是主持当地的军政事务。

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插秧是非常辛苦的。

有一种手动的插秧机，把秧苗摆放在底部的一个长条盒盘里，插秧机的手柄就像机场的行李车一样，有上下两个手柄。 插秧的人往前走一步，用其中一个手柄夹起一撮秧苗插在田里。 这个插秧机在文革期间的科教片中演过，我看过。

父亲就接到过叶帅的指示，购买关于这种插秧机的制作使用的书籍。以便广东开展农业生产。

父亲在组织系统上与叶帅不直接，这次等于是帮忙。

（知道这件事后，我也曾想过，难道军队系统在香港就没有外派吗？ 看了一些文章才知道，解放大军刚解放广东广州的后，军队的各级单位都派出过侦察队潜入香港。 闹到后来黄永胜什么的干脆带着人去香港嫖娼，气的罗荣桓骂他们，这么高级别，这么大岁数，要不要脸。 总理就限制了各个单位尤其是军队单位出境搞活动，并把各种境外活动统一归口。）

现在要在北京让我买一本关于插秧的书，也会是个极端烦人的事，何况香港那个跟农业不沾边的地界。

但是父亲说香港那个地方是商业的地方，没有的资料可以登记，书店发单给国外的专业书店或出版社，对方会邮寄过来，没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

有国际交往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父亲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 购买一个数量的绿色呢子布料，适合台球台面使用的那种。

于是父亲进了布料店。

后来，回国汇报才知道，机关里有一些破旧的台球案子，旧政权留下来的，放在库房也没人注意。

机关里来了苏联顾问，顾问们业余时间要打台球。 到库房里找到台球案子，端出来一看，台呢都烂了，于是向香港采购站发指示。

我估计在上海也没有，才到香港买的。

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套简明英文读本的英国文学史。四本一套，单词量也不多，了解英国文学史那是好用极了。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了一门英国文学课。 我也没好好学，最后的论文就是从这本书里山寨的约瑟夫康德拉这个作家的讲解，完成了一篇。

（后来才知道，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也是山寨自康德拉的小说《黑暗之心》）

父亲跟我说，这套书中国大陆大概只有三套，部里有一套，部办的大学图书馆藏一套，还有就是咱们家有一套。

（说这话的根据是，当时专业的学者学生是不会看这种连原著单词都简化了的书的，非专业的人是不许看这种书的。）

父亲在那边十年，粤语能听，但没有学说。

那时候南方地面上的人大概都比较矮小，那边的人说一米七几的父亲“大高佬”。

作为一个单身男人，父亲经济上很宽裕，时间上也比较从容。

父亲说，有一次，买了一套四本《基督山恩仇记》，一整夜，就着一瓶竹叶青酒，连夜看完了。

每到春节，父亲他们这些单身工作人员就去一个关系人士家过年。

那边的习惯是只要没结婚就得给红包。

那个关系人士夫妻后来都是有名的人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势力正盛的时候，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我在现在的报刊上还能看见他们的文章，或是别人的文章说道到他们。

父亲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间。

家里老的户口本上，父亲那一页还写着，“1961年从香港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