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转载 中越恩怨 -- 躲雨的猫

对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开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中国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邓小平、李先念都曾亲自出马与黎笋、范文同等人进行会谈，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越南将这一切认为是中国软弱可欺，更加有恃无恐，中越边境的动荡形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时，邓小平采取了断然行动。1978年6月16日，中国关闭了越南驻昆明、南宁、广州的3个总领事馆。7月，中止了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12月22日，中国通知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对越南暂停国际客货运输。邓小平决意甩开意识形态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行动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对越南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越南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做准备。这可以在越南继控制老挝后，又不顾中国的劝告不断威胁挑衅柬埔寨上看出来。而越南的后台是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是苏联南进战略的一环。苏联是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越南和苏联勾结，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苏联从南方包围中国的背后一刀。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规劝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称霸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放任越南的玩火行为，不仅中越边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苏联的势力也会控制东南亚，从而对中国的软腹部形成战略合围，这样中国将无有宁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党际之间规劝无效，国家之间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越南进行战争冒险，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就下达了“有理，有利，有节，先礼后兵”的边防斗争指示。弄到这一步，也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就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即组织东北边防军北调应变一样，对于越南的穷兵黩武，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是可以理解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几十年战火考验中走出来的，把握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专业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苏联，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合纵连横，极力拉拢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以造成对苏联的威慑。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国领导人探讨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6月，美国劝服日本在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样，中美日三国联合抗衡苏联的局面形成。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着手修补“文革”中与这些国家搞坏了的关系，同时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当时古巴是苏联在拉美地区的跟班，为苏联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此处影射越南），号召各国联手孤立反对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也确实吓着了这些国家，在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各方开始走近。中国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军事准备。1978年7月，中国同柬埔寨方面探讨了加强援柬的问题。中国和柬埔寨并不接壤，相隔遥远，只能采取海运援助的形式。当时越南并没有公开侵略柬埔寨，中国如果出动军队去柬埔寨，即便只为了支援，也是师出无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如果只是运送军需物资去柬埔寨，就必须绕道越南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没有航空母舰，难以为运输船队护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铁路线都处在越南空军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又鞭长莫及，海运援助实在风险太大。双方商讨再三，还是无果而终。

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对付中国。在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为明显的情况下，1978年9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了中越边境的军事斗争形势，提出了初步的军事行动方案。当时并未做出正式决定，这只是一种未雨绸缪，下一步还要看形势发展而定。

看着中国强硬起来了，越南也开始心虚。越共中央特别讨论了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但越南已无法回头，只能继续拉住苏联来抗衡中国，同时积极进行与中国的战争准备。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苏越联盟与中美日联盟的对垒已经形成。与此针锋相对，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集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广西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研究对越军事行动问题，开始向各军区征求意见。11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认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对越作战的准备变得必要起来，决定进行军事部署。11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广州、昆明军区各出动1个师的战备值班部队，以野营训练为由向中越边境地区秘密机动，支援边防武装斗争。同时以实际行动牵制越南，支援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终于决策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对越作战关系到军事、政治、外交的多方面斗争，十分复杂。建国以来历次边境战争都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现在毛泽东已经不在了，谁能担起这副重担呢？人民解放军多年来受政治运动冲击而训练废驰，能不能打胜还很难说。并且苏越条约刚刚签订，打越南苏联可能要武力干涉，中国能不能顶得住也是很大的顾虑。所有一切，必须要统筹全盘进行考虑。

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没有解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倒可以做如下推测：

从政治上说，越南充当苏联的打手，搞地区霸权，加剧反华排华行动，在边境上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如果任其行为，越南恐怕会变本加厉，将来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师出有名。用李先念的话说，叫作“甩他一耳光”，警告、惩罚他们一下。

从军事上说，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但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雄风犹在。中越两国国力毕竟相差悬殊，人民解放军的规模是越军五倍以上，正好可以借此战检验一下军队战斗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够理想，只要握有战略主动及有效控制战争规模，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来，中国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外交，已经争取到了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可以提高反霸统一战线的士气。

比较关键的是苏联的反应，这也直接决定着中国是否敢于出兵惩越。总的估计来看，苏联的反应无非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前两种反应是肯定有的，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规模边境战争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就需要相应进行战争准备。中国的块头太大，从苏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到大规模军事动员、调兵遣将、调运各种军事物资到远东，实行军事部署，到完成全部战争准备，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是边境浅近纵深的惩罚性质作战，到苏联做好准备中国早已经撤军了。

因此，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才终于下了惩越作战的决心。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华为人比较厚道、开明，虽然当时被称作“英明领袖”，但并不搞一言堂，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对越作战是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关于怎样打与何时打的问题，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来下最后的决心。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老帅们的领班人”、发起对越作战态度最坚决的老资格军人，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亲自点将，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方向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任云南方向总指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制订对越作战方案，策划和实施战役展开行动，调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军区的部队紧急向战地集结，准备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同时，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所属部队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军可能采取的对越策应行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指挥全军空军执行国土防空任务；南海舰队也立即组建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护卫中国领海及岛屿。

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要求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向指定地点开进，边开进边扩编，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在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等待中央军委命令发起对越作战。在东线集结4个军，西线集结2个军，作战口号为“牵越援柬，机动作战”，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以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摄越南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

现代战争中，大军调动是保不住密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卫星很快就侦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紧张。经过紧急商议对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决定迅速发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速战速决，在中国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同时，越南命令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北前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不久又转入一级战备，呈一、二线配置，以应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后，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动10万大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仅仅打了两周时间，民柬军队就弃城失地全面溃败。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韩桑林傀儡政权，成立了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率领残部退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西哈努克亲王则坐上中国派来的飞机再一次流亡北京，打起了抗越救国的大旗。越军这一战打得干净力落，歼灭民柬军队6万余人，基本控制了柬埔寨主要交通线和大部分领土，一时震摄东南亚。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背后是深有算计的。第一，判断美国在越战中深受创伤，在全球处于收缩防御阶段，一段时间内无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负中国“文革”内乱方息，国力受损严重，很难有什么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越南；第三，背后有苏联支持，联合国对越南也是鞭长莫及，国际形势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越南一举拿下柬埔寨，统合印度支那三国，进而再威胁泰国，达到饮马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此时不干何时干！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也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对于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的劝告一概不予理睬，终于被大棒打在了头上。

黎笋本人对于越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党内少见的强力型领导人，没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这一步还很难说。黎笋在政治操作上是坚持越南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搞弃中投苏也是为了越南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要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双方是因需要而勾结。黎笋在赌中国不敢出手，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和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开战而让资本主义国家看热闹吗？这在意识形态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况且中国内乱甫定筋疲力尽，而越南刚刚统一气势正盛，还有苏联与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中国敢背对苏联向越南开战吗？岂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个对手，就是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中越终有一战，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越南跟着苏联越走越远，不仅没有赶上世界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反而因穷兵黩武而国势日困，最后苏联解体，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张，却也耽误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而中国甩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一战而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国势日益强盛。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

面对越南公然侵柬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斗争。在西线云南方向增加3个军，除莱州方向增加1个军参战外，又增调2个军作为战役穿插部队，计划从云南接壤老挝边境地区打出去，攻克奠边府，迂回越西北，给越南以沉重打击。

1979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最后一次召开对越作战会议，最终确定了对越作战的决心和行动方案。因为越军在柬埔寨的进展太快，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为控制战争规模，迂回越西北的战略行动最终取消，增调的2个军转到东线广西方向作为预备队。中央最终确定对越作战的口号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要求参战部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牺牲，也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首战必胜，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最迟到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至此，广西、云南边境已是帐篷连城，大军云集，战争的钟表开始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