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96）：地震 -- 本嘉明

导读：部队在最初开赴广场前，有令严禁开枪；10点之后，用口头通知的方式，临时下达命令，可对空开枪，避免误伤群众。

为什么用口头通知，而不是电台通知的方式，这是一个迷。不过这给了某些人上下其手的机会。实际执行情况：大多数部队均为遵守军令，对天开枪。但38军和15空降师，对人群开枪，制造流血冲突。

看天按们妈妈的202人名单，其他部队进军路线，有1、2个高楼住户被打死的案例，而进行大街的路线上没有人伤亡，符合对空开枪误伤的情况。而38军和15空降师的进军路线，则大多数是被当街杀死。

为什么突然仓促下达开枪令？晚上9：00多的时候，38军有一辆汽车突然发生故障起火，烧死了6名战士。

38军士兵为何如此心狠手辣，是否事前有谣言说这6名战士是被“暴徒”所杀害？中央为何匆匆下令，是否跟这6名士兵的死有关？是否被某些人所误导？

最后回到原点，军车为什么会突然起火，烧死了6名战士？这恐怕就是解开6.四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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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5/wurenhua/2_1.shtml

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

署名文章之一：北京军区联勤部助理员傅水生中校在题为《难忘的8天8夜》的文章中写道：“（1989年6月4日）零时左右，部队有关首长相继来到大会堂。随后政府有关领导也来了。一块决策清场计划。为了减少冲突和避免流血，将军们、领导们彻夜未眠。（6月4日凌晨）1时许，旅两名军官浑身是血、满脸是伤，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询问部队情况，他们说徒步上来，受伤严重，所带干粮被烧被抢。‘为什么不鸣枪？’‘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文章中所提到的“指挥部”，是指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设立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清场指挥部；所提到的“首长”，不是指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就是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所提到的“旅两名军官”，很可能是陆军第54集团军的军官，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中，只有陆军第54集团军因为与上级失去了通讯联系而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

从傅水生文章中“首长”的问话，可以得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确曾经下达过开枪命令；而从“旅两名军官”的回答，可以得知开枪命令是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下达的，因为“旅两名军官”所在的这支解放军戒严部队从驻地出发时，“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中校当时作为北京军区后勤指挥部的成员，奉命提前进驻人民大会堂，负责给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一直与北京军区的指挥官们待在一起，他在署名文章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应该是可靠的。【注释1】

署名文章之二：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在题为《再度京华》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23时10分，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这个时间段，西长安街已经死了很多人，这条命令是过来浑水摸鱼的，让其他部队开枪，以掩饰罪行）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

吴家民文章中所提到的“军区前指”，指的是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陆军第40集团军隶属于沈阳军区；在万寿路开枪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的是陆军第38集团军。

吴家民在该篇文章中还写道，在接到开枪命令后，他和陆军第40集团军的指挥官们表示“坚决执行上级首长命令”，随即向属下部队作了转达，并命令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组成防暴队（又称“接应分队”），“鸣枪示警”接应各受阻部队。【注释2】

署名文章之三：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大校在题为《戒严日记六则》的文章中提到“对空鸣枪”，显示该部队开过枪，显然也曾接到过开枪的命令，相关的文字记载如下：

“（1989年6月3日）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由于歹徒混杂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当中，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全部地倾泻到戒严部队官兵的身上，他们用种种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我们，用砖块、瓦片、木棒和燃烧瓶殴打我们，致使部分官兵受伤，我也受了伤。部队严重受阻。

面对这种状况，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挥位置，随时让部队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喊着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注释3】

署名文章之四：陆军第64集团军副军长刘书明大校和军副政治委员张传苗大校在两个人合写的、题为《走向德胜门》的文章中写道：

“上级指示：可以对空鸣枪。我们立即下令：对空鸣枪，驱散人群，分别突进。（1989年6月4日）9时24分，两个团终于到达德胜门。两对网着血丝的眼睛对视着，同时长长地吁出口气。”【注释4】

署名文章之五：陆军第40集团军上尉干事胡卫平在题为《京顺路一夜》的文章中写道：

“说实在话，（1989年）6月3日那天夜里我主动请求任务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因为北京的动乱已经变成反革命暴乱，当时情形相当严重。

‘我们有两个团被围在京顺路东坝河一带。你们抄小路赶到炮兵旅，组织防暴队，带上广播车，必要时可采取对空鸣枪警告的办法，接应部队突围。保证按时到位。’去炮兵旅的路上，我耳边响着军长的话。

我看看表，已是（6月）4日零点50分。”

胡卫平在文章中说，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接获开枪命令后立即“向炮兵旅下达了组织防暴队的命令。部队开始紧张地准备广播车、武器和器械。”【注释5】

署名文章之六：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上士朱双喜在题为《两退两进都是情》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5点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遭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我作为一名报道员，也和3百名战友一起被6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

这时，团长蹲到政委李成星身旁，耳语了一阵，然后挨近我们，示意我和十几名战士围成一圈，并派出6名战士在外围警戒，不让市民靠近。我正纳闷，一只用被子裹着的木箱轻轻放到了我们面前。沉重的箱子迅速启开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弹！团长把子弹分发给十七名射击过硬的干部，轻声作了交代。……

（6月4日凌晨）4点5分，6万多围堵的市民果然散去了将近一半。只见团长猛地掐灭烟头，站起身来，喊道：‘部队集合！立正----！----向右看----齐！’

一声令下，官兵们顿时忘记了疲劳、饥饿和伤痛，一跃而起，面向天安门方向巍然挺立。市民群中也‘嗡’地躁动起来，齐声喊道：‘把头掉过去！’‘把头掉过去！’‘不准镇压学生！’

……

然而，部队后撤大约30米，团长突然下令立定、向后转。人群中复又一阵骚动，接着一拥而上，围住了部队。团长沉思片刻，只得重令部队后撤。

10米，20米，30米，正行进间，只听一声‘立定’、‘向后转’，队伍又一次刹住脚步，猛地转过身来。队伍两侧几个‘陪行’的年轻人仿佛明白了什么，喊道：‘拦住他们……’然而就在这时，‘哒哒哒哒……’第一组四名军官一齐对空射击，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朱双喜文章中所提到的下令开枪的团长，指的是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团长陈荣富。【注释6】

署名文章之七：陆军第40集团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新力上校在题为《八闯三元桥》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15时50分。……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训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一部10瓦电台组成军先遣指挥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部。……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的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同时获悉军杨参谋长正在组织防暴队准备配合行动。我接到命令，马上借了自行车，与徐参谋一起先赶到东直门。……我秘密找到A团作训股长，传达了上级指示，告诉他们秘密发子弹，听到枪声，马上组织突围，占领立交桥。

接着我又骑自行车经三元桥赶回东坝河，这时已是4日凌晨1时左右，我和徐参谋分头把C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作训股长、A团1营和炮营营长、2营教导员等人悄悄找来，着便衣躲进两条公路中间的树林里秘密开会，传达军长的指示，具体明确了两个团鸣枪突围的协同动作。……”

刘新力文章中所提到的“军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军长吴家民少将，“杨参谋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参谋长杨福臣大校。【注释7】

署名文章之八：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题为《奇速用兵太阳宫》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20时左右。我按军分层次交替指挥的方案，前出到太阳宫实施指挥。部队受阻与群众搅在一起，通信工具也被砸坏了，无法进行联络。……正在百思不得其策的情况下，恰好这时上级下达了可以对空鸣枪示警的指示。军里研究决定组织接应部队，帮助受阻部队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