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谍影迷踪： 孙师毅往事片断。 -- 桃源客

孙师毅在重庆已上了特务黑名单，因此他没有再随周恩来到南京、上海地区活动。在贵阳，他一边协助张云乔办烟厂，一边求医、以极大的毅力戒除毒瘾。 孙生性仔细，凡他经手的文件都会留下存根，即使是一纸便条，也要归入自己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他写信随时带复写纸并保存底稿。抗日期间，他还四处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比如在上海开“一大”的一些材料。所有这些，都分门别类放在几个装香烟的纸箱内。最重要的是他经常随身携带的一只小皮箱，里面装有他的重要文件存底、毛主席和江青送他的照片和题字，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郭沫若等人的诗词题字，以及许多文件副本和他经手过的账册、单据等等。为稳妥起见，这些物品都藏在工厂仓库角落，孙师毅郑重托付地下党员、厂长屠天侠负责保管。

1949年6月，孙师毅由乔冠华批准到香港出任《文汇报》总编辑。广州解放后，受广东军管会之托联系香港及海外的中国银行，动员并陪同一代金融巨子张嘉璈到穗晤谈。（20多年前，孙师毅曾在上海国政跟张嘉璈的二哥张嘉森（君劢）唱对台戏，看来跟老张家有缘）

同期，孙师毅频繁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积极策动国民党某重要新闻单位起义。只可惜机密泄露，功败垂成。孙被迫辞去《文汇报》编职，其住所也遭港英当局搜查。警署找借口将他拘押审讯了一天。过堂时，法庭指定的翻译口齿不清、词不达意。孙师毅20年代初即于北京汇文大学预科学习英语，后来自学不辍且屡有译著，此时摁捺不住干脆自己用英文辩护，法官听了很佩服，感觉他对香港律法很熟悉，也确实抓不住什么把柄，最后不但没判刑，还差人派车礼送回家。谁知，这件事后来被传走了样，某位朋友回大陆后竟对组织讲，孙师毅投奔了外国人，不然敌人为何对他仁慈。消息传回来，孙是气不打一处来，心里也知道，这下回去可能说不清了。多年后，妻子追问这人究竟是谁？孙师毅始终不肯讲。

后来，孙师毅用组织经费加一部分银行贷款创办了庇士贸易公司，进口当时内地急需的英美商品。起初生意不错，颇有盈余。孙打算滚雪球，为国家挣一笔大钱，自己也好风光地回去。谁料，与有英美关系的印度中间商做生意缺少戒备，被人将货款骗走。孤注一掷租船运往韩国的一批货也不幸在海上沉没，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公司破产。孙师毅将家产变卖一空冲抵贷款，对赔进去的经费，更是惴惴不安，盘算是否回内地请示如何处理。屋漏偏遭连阴雨，广州开展“三反”打“老虎”的消息已传到香港。孙得知他的老战友、时任广州军管会民航局长的任泊生被当作“老虎”打了；多年的搭档、驻港机构侨生行经理张云乔也被审查；张云乔更托人转告，存放在贵州烟厂的小皮箱等资料，因国民党溃逃前夕怕特务搜查发现，被厂方私自决定一把火烧掉了。孙师毅一时方寸大乱，茫然不知所措。

恰在此时，美国中情局辗转打听到孙师毅跟周公关系亲密，找上门来叫他写周恩来，并允以优厚报酬。孙师毅一口回绝，说我不能出卖朋友，绝对不会写。美国人不死心，成天派人在后面盯着。孙身边积蓄不多，于是就躲到香港巴士公司工会里讲课，有时甚至流落到贫民区栖身。55年“潘杨”案发，孙阅报得知多年的亲密战友潘汉年竟因“内奸、反革命”罪名而遭逮捕，这下更不敢返回内地了。这段时期是孙师毅一生中的最低潮，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描述的：“北上无由，南留无意，前瞻后顾，两俱茫茫”。也是在这段最低迷的时期，一来精神失意、自暴自弃，同时也为迷惑中情局、以颓废面目出现，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抽大烟，不过很快就又戒除了。

50年代中期，总理很久没听到孙师毅的音信，打电话问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饶彰枫：“孙师毅去哪里了？”饶立即派罗理实找到了已回广州的张云乔。张说：“孙师毅还在香港，很潦倒。新住处连地址都没有，想汇钱也汇不成。”罗理实转达饶彰枫的指示：“一定要寻到他，有钱没钱都要回来，这是总理叮嘱的。”

1956年，章士钊再赴香港做统战工作。临行前总理去看他，特意拜托他顺便寻找孙师毅。章和孙本为朋友，章离港赴京前还在孙师毅家里吃过饭，自然一口应允。章士钊抵港后，以孙的党内代号韩丁为名，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最终在何文田木屋区找到了孙师毅。

孙师毅先在广州住了几个月，1957年奉总理通知到北京，住新侨饭店。一面按中调部要求补写经历，一面等待组织审查、安排工作。再见总理时，孙师毅想检讨一下自己的过错，不料总理一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了。孙又要求工作，总理劝他先养好身体，多休息些日子，再熟悉一下新的环境。结果孙在新侨饭店一住就是大半年。其间，总理得空常去看他，有时在会见外宾的间隙，有时在深夜。要不是警卫人员拦阻，总理甚至要和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偶尔，两人一谈就几个钟头；有时在清晨，总理赶来和孙师毅共进早餐。新侨饭店的职工、服务员都觉得这个“常驻”贵客不简单。

最后，孙师毅被安排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任顾问，行政级别12级（正师），而且由总理办公室特批，孙有权在新侨饭店签单。虽不能和老战友夏衍的兵团级相比，好歹也算是高干了。之后，国庆观礼和国宴时，总理都找机会和他亲切交谈。自1938年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孙师毅和周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张丽敏回忆：总理对孙师毅很关心、很亲切，好像哥们儿。两人既是上下级，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周与孙谈话，不仅是政治文化，还经常涉及家庭生活，甚至个人情感私密。通观周公和同时代的友人交往，这也是极其罕见的。

孙对名利看得很淡。有次总理对孙讲：师毅啊，加把劲努努力。孙就哈哈大笑，说现在组织上对我是培养多于使用。回家后对张丽敏说，郭沫若多少年前就入党了，他还要在1957年再次入党，费了那么大劲，我费那个劲干吗？

1966年10月3日，文革初起之时，孙师毅因病逝世。妻子张丽敏遵嘱给总理和董必武等领导人报丧。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送了挽联。

孙师毅对自己的归属只讲过一句话：“行政12级己经够资格进革命公墓了”。张丽敏尊重他的遗言，将其骨灰保存在家8年，1975年经中调部罗青长批示，以老红军待遇将孙师毅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