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了沉默的言说——写在王立军边上: 改贴声明 -- 洗心

威权主义出现在受到儒家深厚影响的东亚特别是中国，并不是偶然

中国的政治机制，一直是自上而下的皇权与官僚结合的形式，就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正因此，自下而上的民主与自由，在中国确实是不怎么入脑入心。相比之下，反倒是天下大同的平等思想与王侯将相的反抗精神要更加深入人心一些。

在几千年自上而下政治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青天大老爷的思想成了一种必然。于是即使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有浓重自上而下色彩的威权主义作为与民主对立的思想而出现，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

回顾威权主义在中国这二十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威权主义最早的提出，还要归功于体制派当中立场偏左者。过去二十年支持威权主义的主力，也是所谓的体制左派。《中国可以说不》的那些所谓民族主义这同样是持坚定支持威权主义的立场的。但虽然民族主义宣称他们与所谓体制左派有根本不同，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批上了非左派马甲的所谓体制左派而已。

在威权主义的过去二十年当中，李泽厚与萧功秦这样的体制右派，仿佛就是仅有的另类。他们与主流上支持威权主义的体制左派格格不入，与主流上反对威权主义的体制右派也格格不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也只有李泽厚与萧功秦“完整准确”地把握住了威权主义的本质，明了威权主义就是体制右派的立场。

与李萧相比，多数的体制右派则属于后知后觉。直到2011年末，韩寒或者韩仁均才开始对民主自由革命敬而远之；直到2012年，柳传志才开始表达反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转而支持所谓精英式的民主。柳传志与韩寒或者韩仁均的这种巨大转变，是有严峻的现实作为基础的。显而易见，其现实就是2011年初开始的席卷北非中东的这一轮民主化浪潮。但不管是柳传志还是韩寒或者韩仁均，他们这样后知后觉的转变，其实更说明了威权主义今天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习惯了几千年自上而下政治的中国人，在后威权主义时代如何前进？这可能是摆在当前的比威权主义本身要更重要的问题。